書法中的“碑學”和“帖學”之間有什麼關係？

如果以書法作品實現的形式來說，中國書法實際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碑學書法，一種是帖學書法。這是非常清楚、明瞭的事情。但是現實的情況往往是比較複雜的，因為有些書法作品並不能完全歸入“帖學”或者說是“碑學”的陣營。碑學書法和帖學書法的分界線往往不會那麼清楚。

這是怎麼回事呢，其實我們舉個例子就容易理解了。我們都知道，東晉的王羲之在永和九年創作了流傳千古的行書《蘭亭序》。儘管這本書法字帖到現在我們也不知道它的真跡在哪裡，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一點就是，《蘭亭序》絕對是屬於帖學墨跡。《蘭亭序》在唐朝唐太宗時期被唐太宗搞到手後，分發給大臣學習、觀摩，大臣們因此留下了版本眾多的《蘭亭序》摹本。

在這些眾多版本的《蘭亭序》中，既有以墨跡形式存在的褚遂良臨《蘭亭》，也有馮承素本《蘭亭序》，又有以碑石形式存在的《蘭亭序》。在這其中，歐陽詢臨的《蘭亭序》就是碑石形式的《蘭亭序》。人稱定武本《蘭亭序》。定武本《蘭亭序》，就其形式而言，它確實是刻在碑石上面的，所以按形式歸類，應該屬於碑學書法。但是就定武本《蘭亭序》的本身書寫情況來說，它卻是帖學書法的再現，是帖學書法碑石化的結果。如果細細考察其中書法造型，應該屬於帖學書法無疑，因為其中的筆意、結構、佈局，完全是帖學書法的路數。

所以對於這種介於碑學書法和帖學書法之間的書法形式，是比較難歸類的，因此我認為這種書法型別應該將其定義為碑石書法。因此，碑石書法就完全可以涵蓋這兩個對立性的因素，而成為書法中的統一體。就具體的書法內容而言，它是帖學的，就具體的存在形式來說，它是碑學的。

所以，有些人認為碑學書法和帖學書法是完全對立的，這一點並不正確。另外，從碑學書法和帖學書法對於書法家和書法文化的影響來看，這兩種書法存在形式也並不是完全對立的。中國書法史的發展軌跡如果從王羲之開始算起，那麼王羲之算是開創了帖學的傳統，樹立起了帖學的風範。王羲之往後，二王一派書風漸漸成為主流審美，主宰書壇近千年。但是書壇不止有王羲之這一個牛人，還有其他牛人。這個人就是顏真卿。

顏真卿的書法，尤其是他的楷書作品，很好的體現了碑學書法和帖學書法是如何互動影響一位書法家的書法風格和審美走向的。以顏楷為例，顏真卿楷書中，幾乎大部分筆畫的佈局安排和結構大小，都和二王一派的楷書書法家相近，與同時代主流書法規範相同。比如，但凡帶有“心”字底的字，其臥鉤的部分，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尖峰起筆，露鋒入紙。比如我們找來和顏真卿差不多前後時期的楷書書法家歐陽詢、柳公權以及王羲之小楷中的一些字例，來看看它們法度的一致性。

上面那幅圖是漢朝時期鍾繇的《力命表》中的”思“字，這一個思字的”心“字底很明顯的是尖鋒入紙，尖鋒收筆。到了下圖所示，東晉時期的王羲之在小楷《黃庭經》中寫的”思“，在結體上稍微有些調整，但是基本上心字底沒有變，尖鋒入紙。只不過長度更長了。

初唐時期，歐陽詢的楷書《虞恭公》中的”思“顯得更加具有立體感，尤其是心字底中的臥勾，基本形態上是和鍾繇、王羲之是一致的，但是心的臥勾更加陡峭，而不是平坦。

顏真卿的楷書《多寶塔》中的“思”字，除了在風格上具有顏體書法特有的雄強陽剛、勁碩開闔的氣勢之外，臥勾基本形態保持不變。

柳公權《玄秘塔》中的“思”字也是，基本上臥勾沒有變化。

因此，從上述我們對於“思”字漢末魏晉到隋唐時期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來，顏真卿的書法風格無疑是其中比較“另類”的，雖然其他書法家書法風格也是迥然不同的，但是顏真卿的“思”字尤其顯示出一種雄強之氣，其他書法家則是更多的顯示出了清秀雅健的一面。但是這些風格上的不同，並沒有影響顏真卿對於基本法度的掌握，尤其是上述字例中，“心”都是一樣的。

據此，我們可以推斷出，顏真卿的書法在風格和法度上是承接了二王一派書法的風格。但是，它和帖學一派又有本質上的區別，至少在風格上我們可以明顯體會到顏真卿書法有帖學秀美之外的樸素雄強，這些恰恰是帖學書法缺乏的，是碑學書法的根本特質。而顏真卿之所以能夠成為顏真卿，正也在於他能夠融匯帖學嚴謹的法度、碑學樸素雄強的風格，創立一派，自成一體。

所以，從顏真卿書法風格的形成因素上來看，帖學書法做了巨大貢獻，但是碑學書法同樣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據有關史料記載中，顏真卿的學書經歷是廣泛涉獵碑、帖兩種風格的。碑學書法雄渾開朗的一面對顏真卿造成了深刻的影響，也使得它迥異於其他學習二王書法的人，最終實現了對於王羲之書法固有審美的超越。

總之，碑、帖兩種書法形式並不會各自單獨的對一個書法家起決定作用，有時候他們會以交替、交叉的面目出現，成為中國書法史上饒有趣味的一種書法現象，並對中國書法產生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