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佐斯、黃崢、IDG資本，為什麼都去投資基礎科學？

尋找能夠跨時代的技術紅利。

1984 年，Neil Harbisson 出生於一個沒有色彩的世界，因為他患有全色盲（achromatopsia），七彩世界在他眼中猶如觀看黑白電視一般。2003 年，他遇見計算機科學家 Adam Montandon 並且改變了自己的一生。

Adam 等人在他大腦中裝了一個「電子眼」——一個光波頻率到聲波頻率的轉換裝置，從此在 Neil 的意識裡，紅色、黃色、綠色都可以由一段不同的聲音呈現，他也因此「聽到」不同顏色。慢慢地，他發現這個電子眼成為了五官的延伸，融進他身體裡，成為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後來，Neil 成為一名藝術家，也成為名副其實的「半機械人」。

在當時沒有埃隆·馬斯克們的「佈道」之下，人們還沒有深入理解腦機介面是怎麼一回事。直到 Neuralink 動作頻頻，最近一段猴子僅用大腦「意念」控制螢幕游標玩遊戲的影片放出。

要知道被馬斯克送進實驗室的猴子並不是第一隻。早在 1969 年，神經學家 Eberhard Fetz 訓練猴子利用思考活動觸發神經元，啟動了連線神經元的儀表盤，完成第一個真正的腦機介面實驗。然而接下來的四十年，腦機介面都是一項極其前沿的技術。直到近幾年，在馬斯克們相繼成立一批腦機介面公司之後，這項技術逐漸開始從實驗室踏入商業世界。

還不能落地的腦科學，為什麼值得關注？

今天人們可以簡單理解腦機介面的意義，在大腦和外部機器的連線之下，一方面，生物體內的資料可以被捕捉到，我們不僅可以知道人體更多的秘密，也可以實現大腦訊號對於外部機器的控制；另一方面，大腦接受的外部訊號，進而對人體產生干預和影響。

腦機介面只是廣義腦科學之下的一個研究分支。由於研究難度不亞於探索宇宙的黑洞，因此腦科學被稱為「人類科學最後的前沿之一」，是我們理解自然現象和人類本身的「終極疆域」。對於腦科學，中國科學家提出了「一體兩翼」的佈局建議，通俗來說，就是先把大腦結構和如何工作搞清楚之後，更好地預防和診治重大腦疾病，以及利用大腦運作原理及機制推進類腦人工智慧的開發。

這一戰略部署被看作是腦科學領域往前發展的指示燈。腦科學開始成為一個創業賽道，有越來越多的公司進入佈局。醫療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腦科學研究最先落地的產業方向。

在診斷方面，優腦銀河可精確量化全腦 200 多個功能區，得到個體化腦功能圖譜，為之後臨床質量提供基礎。此外也有慧腦雲、腦陸科技等腦科學服務提供商在 AI 輔助影像學、腦電圖診斷等領域展開佈局。在臨床治療上，還有提供手術輔助機器人的公司。

當然也有許多公司將應用場景拉得更廣。他們關注阿爾茲海默症患者、認知障礙病人等大腦認知功能缺陷，以及抑鬱症、焦慮症等精神疾病，甚至需要改善記憶功能的青少年群體。比如 BrainCo 就推出能夠檢測學生注意力的頭環，就像鍛鍊肌肉一樣鍛鍊大腦，透過神經反饋訓練達到提升學習效果的作用。

當前全球有超過5000萬阿爾茲海默症患者，3。5億抑鬱症患者……即便腦科學還是人類認知的「黑洞」，但是並不影響它已經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近期一則公益短片，將這個話題再次拉入我們的視野。

《如果大腦可調頻》_騰訊影片

不少公司表示，他們是科研和產業兩手抓。多數腦科學領域的創業公司還處於非常早期的融資階段，雖然腦科學早已不是高高在上的虛無，但遠未到產品成熟和大規模商業化階段。這也印證，腦科學的大廈尚未建成，需要更多基礎理論研究來夯實地基。

2011 年，IDG 創始人麥戈文先生和 IDG 資本聯合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建設的 IDG/麥戈文腦科學研究院相繼成立，其中清華大學聚焦將最先進的工程科學技術應用到腦科學研究，北京大學專注於心理、認知、神經科學、精神疾病等相關多學科的聯動；北京師範大學偏向於神經科學的研究，特別是兒童青少年心理發展與腦發育等。十年間三所高校在腦科學基礎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錯的理論成果。

比如清華大學姚駿研究組在《PNAS》發表合作論文報道雙相情感障礙發病機理的研究進展。北京大學周曉林課題組在 Cerebral Cortex、NeuroImage 發表文章，在內疚情緒認知神經科學研究上取得新進展。北師大在自閉症兒童神經反饋注意訓練、兒童特定領域學習訓練方面也取得多種獎項認可。

繼 MIT 麥戈文腦科學研究院誕生三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之後，國內這三所腦科學研究機構某種程度上也被賦予了類似期待和意義。

雖然這些基礎研究成果在短期內還不能變成直接落地的專案，但其潛在的技術紅利已經隱現——據統計資料顯示，全球大約有 10 億人口患有腦疾病，腦疾病佔全球所有疾病負擔的 28%，中國有超過 5400 萬人患有抑鬱症，腦科學研究應用落地的需求廣闊且急迫。

尋找新的技術紅利，要往科學一端佈局

押注基礎科學研究——這種看起來像給科學研究做公益的事情，越來越得到「大佬」們的關注。比如前不久辭任董事長的黃崢，捐贈一億美元設立了繁星科學基金，打算做生命科學和食品科學方向的研究。

類似地，馬雲、馬化騰、谷歌創始人謝爾蓋·布林和 Facebook 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及其夫人，都是「生命科學突破獎」基金捐助人，該獎項旨在激勵那些從事對抗癌症、糖尿病、帕金森和其他疾病研究的科學家。陳天橋，放著好好的遊戲業務不做，去做今天看不到什麼商業價值的腦科學研究——他斥資 10 億美元推動腦科學研究，到矽谷的兩年時間裡見了近 300 個教授。

還有即將卸任亞馬遜 CEO 的傑夫·貝佐斯，在他作為 CEO 的最後一封致股東信裡，他強調「創造」價值對於企業來說的重要性——因為企業要做的不僅僅是把錢從一個口袋轉移到另一個口袋，而價值創造的根源是什麼？就是「發明」。所以自稱「發明家」的貝佐斯直白地表示自己要多花時間在藍色起源以及火箭技術上。

從國內到國際，都可以找到對基礎科學研究情有獨鍾的案例，背後有何共性原因？

或許我們可以在黃崢的致股東信中找到一些答案，行業競爭的日益激烈甚至異化讓其意識到這種傳統的以規模和效率為主要導向的競爭有其不可避免的問題。要改變就必須在更底層、根本的問題上採取行動，要在核心科技和其基礎理論上尋找答案。

換句話說，在原有的技術紅利上實現變現這件事會越來越難。中國企業想從「貿工技」走向「技工貿」，只著眼於眼前的技術紅利是不夠的，需要構建新的技術紅利，這就要求再往前，也就是在科學一端佈局，促進科學向科技的轉化。

回到開篇提到的例子，從第一個腦機介面實驗，到這項技術走入商業世界，經歷了四十年。同樣人工智慧首次提出是在 1956 年美國達特茅斯會議上，網際網路始於 1969 年美國的阿帕網……這些如今被廣泛應用的技術經過半個世紀的基礎理論積澱才逐漸引爆，為商業世界創造價值。

不僅是科技公司，資本機構也越來越提升對基礎科學和前沿技術的重視程度。比較有代表性的是 IDG 資本，其在很多前沿技術上的佈局都遠早於風口的到來。

近日其在腦科學這一前沿領域就動作頻頻——在 4 月 22 日宣佈再次對清華大學-IDG/麥戈文腦科學研究院進行捐贈，並承諾將持續透過捐贈助力中國腦科學基礎研究，捐贈金額預計每年不少於 2000 萬人民幣。

其他前沿技術佈局方面，以近兩年才爆火的晶片行業為例，IDG 資本早在 2002 年便已經涉足。其在當年參與了芯原股份的 A 輪融資，此後又先後在晶片設計、感測器、積體電路、半導體裝置等多個領域投資了 10 餘個細分行業的頭部專案。同樣的前瞻性佈局還體現在新能源賽道——從 2007 年起，IDG 資本便在太陽能行業開始投資佈局，投資了包含愛旭股份、鈞石能源、昆蘭新能源和天華太陽能（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在內的多家行業領先公司。此外在醫療、智慧出行領域，IDG 資本都展現出了長期關注、持續陪伴的特質和優勢。

IDG 資本創始董事長熊曉鴿說，從做投資角度看，大約每十年左右會有一批主導技術。像投資 PC 網際網路、移動網際網路時代，機構們會重點關注企業的商業模式、執行和管理能力等。而針對於技術投資，不論投資腦科學還是自動駕駛、生物工程等等，創業者已經不同，大部分是研究出身，企業產品和服務的技術含量與技術門檻比較高。相應的，做投資也需要懂技術。

在腦科學領域，過去 IDG 資本透過在基礎研究上突破帶動臨床醫學發展，這一次 IDG 資本邀請商湯科技聯合創始人徐立以理事身份參與到清華大學腦科學研究院的相關工作。從市場需求出發，給技術創新帶來新的思路。

「在科學基礎研究領域，研發是個費時費力、成本高昂，而且成功率極低的工作。但是基礎研究往往能夠對一個國家和地區科研水平的提升、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社會現實問題的改善發揮根本性的作用。」熊曉鴿說。

當你無法搭著別人已經建好的地基往前走，就需要在前期有足夠長線的投資，依靠自己創造紅利，這樣才會在未來對社會有益。

本文作者：拉風的極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