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前，張藝謀、莫言都沒瞧上的鞏俐，飾演的《紅高粱》為何成了經典？

1985年夏天，33歲的陳凱歌已經開拍自己的第三部作品《大閱兵》，大他兩歲的張藝謀還是西影場一名攝影，這次也跑來給老同學幫忙，卻遭遇了一件怪事。

一次劇組去湖北拍攝，張藝謀跟攝影組的人運送器材到達住處時，天已經快亮了。同事陳立國一聲驚呼，讓這個熬夜的夜變得不尋常，他慌張地跑過來，衝著吉普里的張藝謀喊道：“藝謀，飛碟！”

張藝謀立馬跳下車，抬頭看向天空，只見一個發光物體，長得就像小時候洗澡用的白鐵皮大盆，以45度角傾斜狀懸停在空中，周圍一圈光帶緩慢轉動。張藝謀立馬聯想到各種探秘雜誌上的“飛碟”照片，整個人也彷彿靈魂出竅般當場呆住了，有很長一段時間處於失去意識的狀態。

第二天大家一起吃早餐談起這事，雖然很多同事都見到了“飛碟”，但唯獨張藝謀有“失憶”的經歷，大家開他玩笑，後來還有傳聞說他被外星人“抓”走“洗腦”了。

也就是在這次“洗腦”之後，先前一直“打輔助”的張藝謀終於“支稜”起來了，不僅登上一線雜誌封面、拿下國際A級影帝，導演處女作《紅高粱》，一登場就震驚世界影壇，至今仍回味悠長。

1986年，31歲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被刊登在《人民文學》雜誌第3期上，一下震動了整個文壇，媒體高贊：“用靈魂啟用歷史，弘揚民族精神”。

《紅高粱》的故事也激活了，剛被“飛碟點化過”的張藝謀，立馬找到莫言花800塊巨資買下版權，並詢問老莫在改編上有沒有什麼原則和要求。

莫言的回答彷彿作品不是“親生的”，直接告訴張藝謀：“沒有原則，想怎麼改就怎麼改。你要“我爺爺”、“我奶奶”在高粱地裡實驗原子彈也與我無關。”

改編的事“落挺”了，接下來就是選角了，《紅高粱》中“我奶奶”是故事的核心靈魂人物，為了找到合適的“奶奶”，莫言和張藝謀一塊深入中戲展開“我心目中的奶奶”初代“謀女郎”海選。很多人類高質量女子都進入了推薦名單，最受矚目的當屬名噪一時的“中戲五朵金花”。

當時85屆表演班的老師知道張藝謀來選人，就極力推薦了“金花”中的“大花”史可。張藝謀看到史可“硬照”，覺得倒是挺符合莫言作品“豐乳肥臀”的性感形象，正打算女主就這麼定了。

沒想到在老師的“學院派”意見之外，圈內還有另一批人紛紛向張藝謀推薦“金花”中不起眼的“秋香”——鞏俐，覺得她更適合“九兒”這個角色。

張藝謀一看鞏俐照片，心頓時涼半截，圖中的女孩清秀有餘而野性不足，一對比反倒覺得史可更出彩，可推薦人堅持讓張藝謀見見本人再說。

老張做藝術講求感覺，也就同意了為鞏俐加一波“面試”，偏巧鞏俐當時外出沒在學校，就這麼著張導等到幾乎想放棄，鞏俐才終於姍姍來遲，張藝謀抓住機會趕緊約了起來。

為了更好地確定角色感覺，張藝謀還特別帶上顧長衛，讓他負責現場記錄抓拍。誰曾想老顧當年是個連錄影機還整不明白的“生瓜蛋子”，拍回來的影像虛的虛糊的糊，只有一個四、五秒的瞬間是清楚的，畫面中的鞏俐靜如處子，坐在一旁安靜聽著別人說話。

也正是這命運般的“四、五秒”，讓老張感受到屬於鞏俐的另一番味道，於是先前的判斷全部推翻，“九兒”也從史可變成了鞏俐。

當時莫言對鞏俐演“奶奶”心是涼到腳趾頭了，覺得她並不符合自己的期待，但奈何老張已經選中，自己也表態過“隨你便”，也就接受了張藝謀的選擇。

但“隨便”的張藝謀還是讓老莫大驚失色了。

最難搞定的女主問題終於解決，整個劇組進入緊鑼密鼓地拍攝，莫言一看劇本，好傢伙原本自己和陳劍雨、朱偉吭哧出來的6萬字，被張藝謀一下子減到2萬字。

“奶奶”不是“親奶奶”，劇本也慘遭“瘦身”，莫言對影片效果疑慮重重：這點兒東西，幾十個場景、幾十個細節就能拍成電影？可以說差點就唱“let it be”了。

但張藝謀是誰？那可是自認被外星人盯上過的“外星人”，自從那一年起他的運氣就一直沒再差過，《紅高粱》也收到了命運送來的“大禮包”，這禮包還是當年目睹了他“飛碟軼事”的老夥計陳凱歌送來的。

1987年底，原本已經定了選送陳凱歌的《孩子王》參加柏林電影節，但老陳一個成年人的選擇，決定放棄柏林改去敲戛納的門。

眼瞅著答應好的事要兌現不了，情急之下，張藝謀剛剛殺青的《紅高粱》成了最佳“替補”。

於是那一年，本是“救場”出場的《紅高粱》，成了最大“黑馬”。

組委會評價：““這正是柏林電影節想要的”！《紅高粱》讓外國人看到另外一箇中國——如此張揚的中國。”

《紅高粱》“初舞臺”就拿下電影節最高規格的金熊獎，成為首部獲得此獎的亞洲電影。據“爆料”，正在廁所“晨讀”的陳凱歌，知道老張得獎後不能自已地感嘆道：“丫不就是我一攝影師嘛？”，在廁所呆了一個多小時沒出來。

莫言對於《紅高粱》獲獎也十分激動，其實早在電影殺青之時，看了成片的老莫就已經於明白了那2萬字的本子看上去薄，拍出來卻厚得不得了。

自己當初的一句“爺爺奶奶實驗原子彈”，竟然真被張藝謀編排出了“核武器”的效果。書中一筆帶過的“顛轎”、“高粱地”情節，統統被張藝謀拉長到5分鐘。

風吹高粱浪的生生不息，穿著一身中國紅的鞏俐和光著膀子的漢子姜文，配樂中尖銳富有穿透力的嗩吶聲，一幀幀一幅幅，都是充滿了“土味”卻讓人無法抗拒的生命力。

莫言也終於明白，原來電影不需要過多的語言和內容，隨風晃動的高粱，便是人類激情與力量，最原始的展現。

當初不太能接受“奶奶”的莫言，也被鏡頭裡的鞏俐驚豔。鞏俐飾演的“九兒”，雖不是期待中的，但恰恰因此她跳脫了期待，擁有了別人無法展現的美麗意外。

莫言感嘆：

她雖不是心目中的“我奶奶”，但卻演活了《紅高粱》裡的“我奶奶”。

當初懷疑張藝謀“看走眼”，原來竟是自己差點看走眼！

那個年代，《紅高粱》的上映無疑重新整理了觀眾的認知，再加上國際大獎光環的加持，原本幾毛的電影票一下飆到5-10塊，仍然場場爆滿。

《紅高粱》一炮而紅，姜文、鞏俐、張藝謀，三個新人就這樣以質樸濃烈的姿態站上中國電影記事簿的前排，但引起的爭議一點不比它獲得的讚譽少。

或許是經典就是經典，又或者是哪裡有爭議哪裡就有生意，在影版《紅高粱》“紅”了將近30年的關頭，締造了《甄嬛傳》的鄭小龍，帶著電視劇版《紅高粱》和新版“九兒”登上熒屏。

其實早在十年前，莫言的老朋友就已經買下了版權，但卻遲遲未有任何動作，只因為當年張導的《紅高粱》實在規格太高也太過經典，草率開拍只會讓他覺得寶貝被糟蹋了。

於是經過反覆斟酌、新增“配料”、修改“配方”，劇版《紅高粱》才終於被端上來，自然也是攢足了期待。

選角上劇版《紅高粱》沒那麼費勁，一下就圈定了周迅，鄭小龍還曾特別約周迅出來吃飯，那一天兩人聊著聊著隨性的“周女士”竟然舒服自然地躺下了，就像在家見朋友一樣繼續和劇組的人聊天。

也正是周迅這意外的“一躺”，讓鄭小龍覺得“這就是個活生生的九兒啊，隨性率真，敢愛敢恨，她看著你的時候就似乎有一種內心的力量在吸引著你，簡直是神似！”

在拍攝上，劇組“壓力山大”也因此更是用心至極。別人拍戲是趕主角的檔期，而《紅高粱》要趕的是高粱的“檔期”：我們公司7月才定下接拍這部戲，9月就要開機，高粱不等人，所以籌備期非常短，只有一個多月。”

時間段任務重，劇組也從沒想過粗製濫造，為了神還原歷史地域人文風貌，各部門每天都會提前查閱大量資料，為了效果劇組也把原本50名置景工人的配置，一口氣增加到300多人，只為關鍵時刻“不拉跨”。

殺青那一天莫言還曾親筆題寫片名，與當年對鞏俐的“不期待”不同，莫言稱讚周迅是集仙氣、鬼氣、靈氣、人氣於一身的好演員。

從姜文鞏俐，到周迅朱亞文，《紅高粱》依舊是濃烈的色彩、豪放的風格，三十九歲的“迅哥”演起十七歲的“九兒”那股子水靈勁兒還是能讓人想到《大明宮詞》和《橘子紅了》的純真年代。

看過周迅在《紅高粱》中飾演的九兒，再和鞏俐版的一比，其實差距就出來了！

而且相比之下，電影版那種膠片帶來的模糊年代感，膚色黝黑沒有精緻妝容的鞏俐，反倒為作品增添了一種特別的時代味道和“野性鴻蒙”的力量，是一種和原著更為契合的自然蓬勃的氣質。

影片中那濃烈純粹的紅，紅如眼底充的血，是一種擊穿靈魂的熾烈和浪漫，這份“血色的浪漫”中是血性，也是血與性的融合。

這紅也是在不斷變化的，那紅裡有力量有純真有不屈的抗爭，也有壓抑傷痛和無奈的悲哀。

“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漢子們原生態吟唱的“酒神曲”，一聲聲唱得人瞬間破防，沒有一個片段是造作的。

“九兒”與於佔鰲的感情，更接近一種本能的原始衝動，沒有太多的柔情似水，沒有被“瓊瑤味”裹挾的矯揉。

每一個瞬間中呈現的，都是真實、果敢、大膽的，一個實實在在卻世間獨一無二的“鄉土中國”。

三十年後，鞏俐已經是“鞏皇”，莫言已經從三十歲的文藝青年，成為六十幾歲還拿了諾獎的資深文豪，在文壇上的地位與口碑卻已從當年的“啟用歷史”，走向“莫言批判”的另一個極端。

張藝謀，拍出過《菊豆》、《活著》，也放過讓人拍案驚奇的“三槍”，年近70依然活躍於“懸崖之上”，保持著過午不食的自律，依然充滿對作品和生活的旺盛創造力，關於他和“外星人”的事依然是個“未解之謎”。

儘管當年由張藝謀和《紅高粱》所締造的“民俗奇觀”，已經逐漸走向冷卻，關於張藝謀這樣一批導演，莫言這樣一批作家，他們究竟是歷史的記錄者與呈現者，還是討好、媚外的“工具人”的爭論一直不休。

但我們不能否認的是，《紅高粱家族》與《紅高粱》，代表著一個極度自由、熱情、開化的時代，那個時候我們說話直來直往，沒有滿屏縮寫的“高情商”趣味，不必害怕鍵盤俠，也不知“404”為何物。

你可以講紅，講任何一種紅，熱烈的紅，諷刺的紅，暗淡現實的紅……關於紅的審美是千變萬化的，而不是單一刻板的。

就如莫言談及《紅高粱家族》時所表達的：

“我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熱愛，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仇恨，長大後我終於悟到：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齬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

“《紅高粱》是又愛又恨的產物，我對我的故鄉一直持有這種矛盾的態度。我對故鄉人的愛、對紅高粱的愛轉化成批判的讚美；我對故鄉人的恨、對紅高粱的恨轉化成讚美的批判。批判的讚美與讚美的批判是我的藝術態度也是我的人生態度。”

或許這也就是為什麼，三十年後有了更好的裝置，更精緻的服化道，卻拍不出三十年前那種味道的原因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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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小炸 】

【編輯 | 語非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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