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打地洞？

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打地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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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打地洞。這句話更多地強調先天遺傳的作用，即一個人的成長和發展，易受到他/她父母的影響。如果父母很優秀，那麼自身優秀的機率就會很大。不信你看，承包我們衣食住行的各位大佬：美團CEO王興的父親是福建知名老闆王苗，旗下企業年產值上億；滴滴打車總裁柳青是“中國IT教父”、聯想集團創始人柳傳志之女；被大眾親切稱為馬爸爸馬雲的父親是國內曲藝界元老級別人物馬來法，曾獲中國曲藝牡丹獎……

你可能會說，大寫的NO！ 例如，坑爹“典範”的李天一是著名歌唱家李雙江和夢鴿的獨生子、因吸毒事件自毀前程的張默是著名演員張國立之子、海鑫集團董事長李兆會10年敗光了父親留給他的全部家產……

同是富二代，咋差距這麼大呢?

看來老子英雄“兒好漢”還是“兒混蛋”並不能單純地由先天的

遺傳（Nature）

來解釋，後天的

培養（Nurture）

也至關重要。今天，我們就以健康為例，從代際傳遞的視角來聊聊先天遺傳和後天培養的影響。

01

什麼是代際傳遞？

代際傳遞的概念可以追溯到Francis Galto，他在研究父代與子代身高之間的關係時發現，身材較高的父母，他們的孩子也較高。反之，身高較矮的父母，他們的子代也較矮。此後一系列的研究也發現，

出生體重、BMI、吸菸、酗酒行為、自評健康以及長壽結果等均具有明顯的代際傳遞性

（Currie & Moretti，2003；Currie & Moretti，2005；Royer，2009；Deaton，2007；Coneus & Spiess，2010；Dolton & Xiao，2015；Loureiro et al。，2010；Trannoy et al。，2010）。

02

傳遞機制:先天—後天之爭？

代際傳遞的研究中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是

先天遺傳和後天培養各自起了多大的作用

？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早期的研究主要聚焦如何分離先天因素和後天因素；新近研究則採用更為細緻的方法，以識別先天因素和後天因素的相對貢獻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作用。

文獻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方法是估計

兄弟姐妹

之間的相關性和

鄰里

之間的相關性。這是因為兄弟姐妹之間的相關性同時受到遺傳基因以及後天成長環境的影響，而鄰里之間的子女由於具有相似的成長環境，因此其相關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後天環境的影響。上述方法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先天遺傳和後天環境的大小，但是由於缺少嚴格的估計方法，結果並不準確。

隨後，在“先天一後天”的辯論中，學者們開始使用特殊的樣本來揭示先天稟賦和後天環境的相對貢獻。例如， Sacerdote（2007）比較了在韓國出生後被美國人領養的孩子，發現養母喝酒顯著提高了養子女酗酒的機率。瑞典也有研究發現，相較於養母，親生母親的受教育水平對子代受教育水平的影響更大（Bjrklund et al。， 2006））。不過，由於進行分析的樣本很難滿足“隨機收養”的原則，其估計方法也難以進一步推廣。

在傳統上有關“先天一後天”的討論中，人們往往單獨考察先天稟賦和後天環境在代際傳遞中的作用。不過，以Currie、Almond等為代表的一些學者開始對此提出質疑。

他們認為，先天稟賦和後天環境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互動作用，即

遺傳因素並不是不重要，只是其影響和表現有賴於後天環境

。如果後天環境比較有利，那麼存在於父代基因中的負面因素就不會在子代身上表現出來； 反之則表現得更為明顯（Currie & Moretti，2005； Almond et al。，2012）。

03

代際視角下的中國健康不平等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謝東虹及其合作者朱志勝利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從代際傳遞的視角分析了中國情境下子代的健康差異及其影響機制。該研究發現

健康會在代際之間進行傳遞，父代的健康水平決定了子代的健康水平，且健康不平等並不單純由“遺傳不平等”決定，“環境不平等”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且兩者存在互動作用。

在5歲及以下的子代中，父母健康水平的影響並不顯著，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代際健康傳遞的影響開始逐漸顯現。此外，隨著父代人力資本以及經濟地位的提升，代際健康傳遞的影響作用開始下降直至消失。這說明遺傳因素的影響在不同人群中並不是平均分佈的，它的顯現與否依然依賴於後天環境和緩衝因素（Werner，1989），且緩衝因素的強度同父代的社會經濟地位和子代的感知能力有關；

父代的社會經濟地位越有利、子代的感知能力越強，存在於父代基因中的不利影響越小

。

代際健康傳遞的研究可以為公共政策的調整和完善提供多方面視角。首先，從“家庭”視角來看，父代健康水平的提高意味著子代健康水平的改善，後代可能因此而獲得更高的教育水平、收入和社會經濟地位。因此，旨在促進兒童健康水平的公共政策應該以家庭為基本單位，把增加家庭的發展能力作為制定政策的主要目標；其次，從“過程”的視角來看。在先天條件很難改善的情況下，公共政策的著眼點應在於改善子代的成長條件，關注子代的後天需要，以緩解遺傳不利因素所帶來的影響。

當然，除了健康，我們還可以利用代際視角研究其他人口學事件，比如代際生育傳遞、代際離婚行為傳遞以及外出務工的代際傳承等等。相信此類的研究結果會非常有趣呢。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博士 謝東虹

責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教授 李婷

圖文編輯：李芷琪

參考文獻

Almond D & Currie J & Herrmann M 2012，“From Infant to Mother： Early Disease Environment and Future Maternal Health。”Laboure Economics 19（4）。

Bjorklund D F 2006， “Mother knows best： Epigenetic Inheritance， Maternal Effe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al Review 26（2）。

Coneus K & Spiess C K 2010“Pollution Exposure and Infant Health： Evidence from Germany。”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Currie J & Moretti E 2003， “Mother‘s Education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College Opening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4）。

Currie J & Moretti E 2005， “Biology as Destiny？ Short and Long-Run Determinant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Birth Weight。” Working Papers。

Deaton A 2007， “Height， Health， and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4（33）。

Dolton P & Xiao M 2015，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BMI in China。” Economics & Human Biology 19。

Loureiro M L & Sanz-De-Galdeano A & Vuri D 2010， “Smoking Habits： Like Father， Like Son， 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72（6）。

Royer H 2009，“ Separated at Girth： US Twin Estimates of the Effects of Birth Weigh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1）。

Sacerdote B 2007，“How Large Are the Effects from Changes in Family Environment？ A Study of Korean American Adopte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1）。

Trannoy A et al 2010，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in Health in France： a first Pass。” Health Economics 19（8）。

Werner E 1989， “Children of the Garden Island。” Scientific American 2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