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的香港和新加坡

撰文：

楊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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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6日， 饒宗頤先生在香港駕鶴西歸， 積潤一百零五歲。常言道，人生百年，而百年遂為過世之婉辭。然宇宙之間，終能百歲者幾人？學藝一生且百歲者又幾人？以此論之，饒先生可謂天地一人矣。

考饒宗頤的整整一百年，一方面天資加勤奮，另一方面天時地利人和，這樣，個人的天性和努力，在時代的大環境和潮流的支撐、扶持、簇擁和啟發下，成就了饒宗頤其同時代人所未能達到的淵博、精妙和深厚。而考察時空，除了冷戰這個大背景外，香港和新加坡對於饒宗頤的學藝的形成和發展作用分外突出。因為饒宗頤自1949年滯留香港， 除了1968年秋到1973年秋這五年擔任新加坡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以及短期外出研究訪學外，幾乎都在香港。香港自然是饒宗頤的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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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港！

1949年以前，饒宗頤基本還囿於傳統文史的範疇，雖然他已經關注考古這個二十世紀新引入的學科在中國的應用，可是他的主要精力是在編輯潮州地方誌和詩詞創作、研究。1949年在時代的巨浪中，他因方繼仁先生的挽留，滯留香港，隨即於1952年被林仰山聘任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與香港結下了終生的不解之緣。方、林兩位是饒宗頤從一個年輕的傳統文人學者走向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跨學科、跨領域的大學者這個路途上最重要的提攜者，他們有識人之慧，對饒宗頤有知遇之恩。

從1949年到1959年，饒宗頤著力於楚文化、甲骨文、以及敦煌研究，學問迅猛擴充套件和精進。他1956年完成《老子想爾注》校箋，1959年有《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一書，這些都是此十年心血的傑出代表，奠定了他在學術界和國際漢學界的地位。可以說，1950年代末的饒宗頤已經走出了傳統的國學，並在近代歐洲傳過來並和中國文化傳統相結合的史學、考古學諸多領域打開了局面，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1962年他獲得的儒蓮獎即是國際學術界對他這十年的肯定。饒宗頤這十年的一個特點，就是研究考古材料中的有文字者，如楚簡、繒書、敦煌文獻、甲骨文；這是饒宗頤對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實踐和應用，以後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三重證據法。

1960年代饒宗頤進入不惑之年，其學術不但在上述領域內繼續深化和昇華，而且開拓了新的領域。他和印度漢學家白春暉自1959年開始互相學習中印語言文字，1963年和法國漢學家汪德邁到印度蒲那班達伽東方研究所跟白春暉的父親學婆羅門經典。這是冷戰期間不可思議和無法複製的機遇，使得饒宗頤成為唯一掌握甲骨文和梵文的學者（1976他又學習了西亞楔形文字）。單以此論，饒宗頤已經古今第一人，足以不朽。

從1949到1968這二十年，饒宗頤紮根香港，漫遊世界，潛心學術，鉅作疊出，完成了自己從傳統文人學者到現代學術大師的蛻變。這個蛻變，需要感謝香港這一特定的時空背景：一是社會基本穩定，經濟繁榮發展，凱歌前進；二是香港成為東亞的一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成為聯絡東亞和世界的樞紐，或者說，香港即是世界的一個樞紐；三是香港因以上原因吸引了一批眼界、見識都高人一籌的商人、學者和藝術家。饒宗頤深受其惠。

這一切，不由得使人感嘆，香港，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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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南洋！

1968年秋，饒宗頤抵達新加坡大學任教，聘期九年。他興致盎然地接受了這個職位，友朋對他海外傳經的期望也很高。不料，1973年秋，饒宗頤提前結束聘期，返回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系主任。

1950至1970年代，海外華人學者已經形成了以南洋為基地的一個學術圈。這個學術圈，除了傳統的中國文史，非常關注南海、南洋史地和華人華僑研究。相關學者一方面發揚傳統學術考證的優勢，另一方面借鑑和利用考古、人類學、語言學等新興學科和方法，稽古求新，既與中外前賢溝通，又相互辯駁，推動學術之發展。這些學者，大都居於香港、星馬等地，個別在日本、臺灣以及越南、泰國等南洋地區。這個學術圈，以南洋為基地，向四周和西方世界輻射，同時也接收四周和西方世界的資訊和資源，基本上是冷戰時期除了中國大陸之外的東亞華人世界的縮影。

南洋之所以能夠在1950-1970年代散發學術和文藝的光芒於東亞，既得益於其清末尤其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建立的廣闊而深入的海外華人華僑網路，更得益於冷戰時期南洋和大陸政治、經濟、文化相對隔絕而加深其內部（港臺星馬）以及和外界（日本、歐美）的聯絡，自成一體。1950-1970年代的南洋，正經歷了其華人世界三小龍的騰飛以及其他華人社會在二戰後的復甦發展，從而見證了南洋學人的風采和學術的進步繁榮。錢穆、饒宗頤、王叔岷等大師級的學者南下新加坡任教，正是被南洋的光芒所吸引，也添加了南洋的閃耀；而王賡武、何丙鬱等南洋出生的華人學者從南洋走向世界著名大學執教並擔任重要職位，在東亞和國際學術界影響深遠，也是這時期南洋學術留給全世界的遺產。可惜，這三十年的南洋，因種種原因，如午夜曇花，只能繁茂一代，無法持續。饒宗頤在新加坡的四五年間， 正好經歷了華人華文在南洋掙扎的困境，他身臨其境，冷暖自知。南洋，在他看來，如果不是已經成為，也感同“異鄉”！

可羨啊可嘆，可憾啊可恨，南洋，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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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港！

1973年秋饒宗頤返回香港， 在香港中文大學執教直至1978年榮退，學藝愈發老成。而1978年後，隨著冷戰格局的變化尤其是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饒宗頤有幸成為第一批走訪大陸這三十年出土文物文獻的首位海外學者。1980年底，饒宗頤三個月內見走遍大陸十四個省，參觀了三十三個博物館，接觸到一大批新的考古文物資料，這為他以後開拓性、發散性、超脫學科束縛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靈感。退休後的饒宗頤，四十年來筆耕不輟，真是古今罕見的奇蹟。1990年代以來，饒宗頤在學藝的成就逐漸為官方和學界認識和推崇，而逐漸成為香港的榮譽和象徵。回顧饒宗頤的人生，不能不感嘆，香港，香港！

饒宗頤的輝煌和香港的輝煌是相互映證的。19世紀中葉以來，香港和上海先後開埠，在歐洲殖民主義擴張的背景下，得益於經貿和文化的全球化，成為中西方交流的樞紐；尤其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香港和上海經濟上蓬勃發展，文化上相容幷蓄，兩地密切聯絡，溝通有無，既相互合作又彼此競爭，出演了雙城記這樣一出精彩的曲目。香港和上海，在民國新鴛鴦蝴蝶派的祖師奶奶張愛玲的的筆下，就是這樣的孿生關係。張愛玲出生在上海， 求學於香港大學，成名於上海，而後經香港過渡，消失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她的人生經歷和文學世界，總是在上海和香港的構成的雙螺旋里掙扎、演繹，在上海和香港遊戲、算計、戀愛、結婚、分離、哭、笑、怨、恨、喜怒哀樂。

也不盡然。在張愛玲的世界，無論是想象還是事實，無論是文學還是生活，於香港和上海的雙城記的陽光和烏雲、陰影和溫情當中，總是可以找到新加坡——另一個英殖民地城市的角色。張前半生最好的朋友，炎櫻，就帶著南亞的血統和熱帶的風情；張愛玲的母親，就幾次經過南洋，駐留新加坡，還在那裡教過書。張本人沒有到過新加坡，可是在她筆下的世界裡，南洋和新加坡、華僑尤其是華僑富商和華僑姑娘，時常穿梭往來，在上海和香港搖曳生姿，徘徊、停留、相聚和告別，譜寫了一個又一個的喜劇和悲劇，可能是歷經猜疑考驗計較最終皆大歡喜的傾城之戀，可能是一見銘心遂片刻歡愉卻又喪失勇氣而分道揚鑣最終形同陌路的紅玫瑰白玫瑰。新加坡在張愛玲世界裡看起來若有若無實際上或不可缺的身影，其實乃是大英殖民帝國東亞網路的反射和折射。無論上海、香港，很多制度、文化、經濟乃至人群，都可以追溯到位於南洋的新加坡。

二戰後的國際格局改變了東亞的生態環境。香港和新加坡則得益於冷戰，其東西交通樞紐的地位益發突出，在全球資本流動的大格局下，1960年代以來在東亞首先實現經濟現代化，在亞洲四小龍中佔據了兩個位置。尤其是香港，成為中西文化衝突交流融合最成功的案例。饒宗頤就是其中的代表。他1949年滯留於香港，因緣際會進入香港大學執教，其間結交認識了一批名重天下的文人學者藝術家，加上自己的才華、勤奮和耐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新加坡大學期間，饒宗頤進一步開拓了自己的領域， 深化了自己的研究。據此而言，香港和新加坡對於饒宗頤的學藝，非常重要。然而，相較於香港，新加坡對於饒宗頤，並非那麼關鍵。這是一出跛腳的雙城記，也許還算不上雙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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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腳的雙城記

有學者曾經說，“香港和新加坡是先生走向世界的舞臺。” 此論斷頗有可斟酌之處。香港確實是饒宗頤成就其學問走向世界的基地和舞臺；新加坡則不能這麼說。首先，在1968年到新加坡之前，饒宗頤在香港潛心學術二十餘年，已經享有盛名；1973年秋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後，逐漸奠定一代宗師的歷史地位。應該說，香港這一因緣成就了饒宗頤；所以他對香港感情極其深厚。他在晚年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高屋建瓴地總結了香港在上個世紀東亞和世界風雲變化中所處的特殊時空位置。“香港這個地方，從地圖上看，只是小小的點兒，但是它和中國的學術關係是在是非常大， 跟我今天的成就也有非常大的關係。我經常說， 是香港重新打造了一個饒宗頤。”和香港相反，饒宗頤說，“新加坡不能讓我的天性自由發揮，離開那裡才能有成就。這些問題是‘地利’的問題”。這個地利，說穿了就是文化政策和文化包容的氛圍。

對於新加坡，饒宗頤的感情是複雜的。一方面，他高度讚揚了新加坡以彈丸小國取得的經濟成就，“ 自古華人於海外立國，而能廁於強國之林，不以幅員之小而降其聲威，不以人口之少而減其盛美，孰有如今日之新加坡國乎？”另一方面，他對新加坡當時的文化政策頗有微詞。他回憶說：“在新加坡生活待遇雖好，但是我呆不下去，只因我是以中國文化作主體的人。那裡壓制中國文化，我覺得很壓抑。在題辭裡寫：‘雖無牧之之後池之蘊藉，庶幾表聖狂題之悲慨’，那真是身無長物， 兩手空空的感覺，覺得失去了依託”。

饒宗頤和香港的因緣的關鍵一環是香港的兩所大學。2006年他在九十華誕晚宴的講話中幾次感謝香港的兩所大學：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他說，“我要感謝中大，也感謝港大。港大把我帶到國際上，發生關係，”“ 我的後期能夠學、藝兩個都做，那是香港中文大學培養我這麼做的。” “我今天要感謝兩間大學培養我的人，我是一個最不忘本的人”；“我這個成績是香港大學栽培出來的，得益於Frederick （Ferderick Sequier Draker， 林仰山教授） 當年對我的支援，這是港大對我的影響。我的後期能夠學、藝兩個都做，那是香港中文大學培養我這麼做的。”

本來， 饒宗頤可以感謝三所華人世界的著名大學的，新加坡大學失之交臂，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