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走下神壇，是自身能力問題，還是觀眾問題

作為一代香港喜劇片的代表人物，周星馳無論是作為演員還是導演，所展現出的喜劇天賦都讓人歎為觀止，其喜劇作品標誌性的“無厘頭”風格更是讓他本身成為了一種喜劇符號，並在20 世紀末的香港喜劇電影市場中經久不衰，成為一代人心中的經典。

（一）從演員到導演的變化

無厘頭藝術是周星馳首創的電影表演方式，他的銀幕上有著他自己的一整套規則。作為首創者與應用者，周星馳無疑用諸多喜劇作品證明了他是成功的，他在《九品芝麻官》《國產凌凌漆》《大話西遊》等影片中給觀眾留下了十分鮮明的形象。

但是，當週星馳退居幕後，作為導演指導演員進行表演時，周氏無厘頭的藝術特徵便不能在銀幕上很好地呈現出來。也就是說，周星馳在對自己的藝術風格進行傳承時是失敗的。

這種失敗十分明顯地體現為，觀眾在觀看周星馳導演的影片時以一種自覺習慣將他的無厘頭表演風格投射到影片中的主人公身上，而結果往往是差強人意的。

（二）觀眾心理預期過高

有學者認為，藝術電影“所涉及的心理功能是期待的功能，或者說當期待受到我們的感情控制時，我們可以把它歸類於想象力的心理功能”。

對周星馳而言，在大陸電影市場之所以沒能達到在香港喜劇電影時期的極高地位，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進入合拍片時期後，內地電影觀眾對周星馳導演的電影有著較強的“周氏無厘頭”的心理預期。

但是這種心理預期與現實銀幕中周星馳指導演員所呈現的“周氏無厘頭”有著較大的差距，從而導致觀眾對周星馳“北上”後創作的電影感到失望。

可見，進入合拍片時期，對內地觀眾而言，最為緊迫的是要消除這種心理預期，儘快地接受周星馳已經從演員轉變為導演的事實，而不是抱著“周氏無厘頭”的心理預期來觀看周星馳的電影。

（三）內地觀眾審美不同

周星馳能否衝破“周氏無厘頭”的限制，創作出符合內地觀眾觀影口味的影片，也是決定他“北上”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每個地域的電影市場所提供的影片，尤其是商業片，都是迎合當地觀眾觀影偏向的。

例如，南北方觀眾對喜劇片的審美偏好就不盡相同，馮小剛的喜劇片在北方深受觀眾喜愛，但是對南方觀眾來講，這種“京味兒幽默”可能僅在理解上都會存在困難，同理，南方觀眾大愛的“海派清口”對北方觀眾也是味同嚼蠟。這也說明了地域文化對喜劇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三、合拍片時期周氏喜劇的展望

周氏喜劇在20世紀90年代的香港電影市場取得的成功，與其在電影中對香港文化的精彩表現有著很大的關係。一方面，周星馳透過對肢體動作的極度開發，開創了一種獨特的電影表演手法，即無厘頭表演方式，並透過這種電影表演手法隱含地表達了極為深刻的社會內涵。

透過調侃、玩鬧、放蕩不羈的人物塑造，反映著事物的本質，發人深省。另一方面，周星馳對小人物的塑造極具香港特色。透過對平常人物的塑造，表現深層次的社會內涵，讓觀眾對周星馳的電影產生強烈的認同感。

從這一經驗來看，周星馳能否準確地把握內地文化與香港文化的差別，並將自身電影藝術風格與內地文化相融合，便成為周星馳成功進軍內地電影市場的關鍵所在。

現今的內地電影市場，正不斷湧現出一批優秀的喜劇演員，如徐崢、黃渤、沈騰等。他們透過講述風格各異但親近內地生活文化的喜劇故事，獲得了大批內地觀眾的肯定。如徐崢的“囧途”系列、黃渤的《瘋狂的石頭》《心花路放》《瘋狂的賽車》、沈騰的《夏洛特煩惱》等喜劇電影，均在激烈的票房競爭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對於周星馳導演來說，他的周氏無厘頭風格如何做好傳承與發展，如何適應內地生活文化、滿足內地人民的需求，便成為與這些內地喜劇人才競爭的關鍵點。

四、結語

作為20 世紀末香港喜劇的一大代表人物，周星馳曾經引領了一個時期的喜劇輝煌，周氏無厘頭的表演風格成為中國喜劇片的一種符號。他的喜劇作品在引人捧腹大笑的同時，也讓人對現實產生反思，因此他在觀眾的力捧下走上神壇。

進入合拍片時期後，觀眾對周星馳極高的期望與諸多不甚合理的期待成為他在內地創作合拍喜劇片過程中的負擔。因此，當最終呈現在銀幕上的作品未達到觀眾的預期值時，便無法在票房與口碑上取得讓人滿意的成績。

雖然周星馳一直在喜劇美學意義上嘗試新的突破，但是最終依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在香港導演集體“北上”尋求發展的大趨勢下，周星馳也許會繼續嘗試，為觀眾創作出更多優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