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心揚 | 跨國勞工史在美國的興起、創新與問題

跨國勞工史在美國的興起、創新與問題

作者：王心揚

美國勞工史是20世紀初由威斯康星大學的約翰·康芒斯（John R．Commons）和他的學生們創立的。威斯康星學派承認階級是由經濟因素——特別是生產關係——所導致的社會結構。同時，他們針對勞工史上一系列重大問題，如美國工人是否具有階級意識、主流工會的保守性格以及美國工人為何缺乏階級團結等做出了頗有見解的詮釋。這些觀點對於我們理解美國勞工史具有重要參考意義。然而，威斯康星學派所關注的主要是工會、集體交涉和罷工等制度性問題，忽視了佔工人階級大多數卻未曾加入工會的勞動者。同時，這個學派對於美國工人的文化、傳統、宗教、家庭和社群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不言而喻，這種狹隘的研究視野是不可能長期主導美國勞工史學的，它被視野更廣闊的研究方法超越只是時間問題。

到了20世紀60年代，受到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和新社會史的影響，一批史學家開始反思威斯康星學派的弱點，並在此基礎上開創了新勞工史。新勞工史不僅將階級和階級意識視為生產關係所導致的結果，同時也將其看作文化傳統的產物。和威斯康星學派的制度史取向相比較，新勞工史更加關注美國工人本身的歷史和文化。他們將工人視為社群、家庭和族群的成員，看作某個宗教的信奉者和某個政黨的支持者。不難想象，這個嶄新的研究視野會令美國勞工史別開生面。例如，共識史學（consensus school）曾認為，美國工人都是基督教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擁護者。然而，新勞工史學家發現，整個19世紀直至20世紀初，來自美國農村、愛爾蘭和東南歐的工人始終堅持前工業社會的文化傳統，抵制新興的資本主義工業秩序。同時，美國工人，包括大批非工會成員，在廠房裡圍繞著對生產的控制不斷地和僱主進行鬥爭。他們舉行的無數次同情罷工，說明美國工人並非像傳統史學所認為的那樣擁護個人主義哲學，而是具有強烈的集體主義精神。毫無疑問，新勞工史的誕生是美國勞工史學的一次重大轉折。

不過，正像以往的史學派別有不足之處一樣，新勞工史也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畢竟，新舊勞工史都旨在考察美國本土工人的經歷。然而，美國是一個版圖廣袤的帝國，為帝國打工的勞動者遠遠超出合眾國本土，僅僅聚焦於美國國內就註定會縮窄我們的研究視野。於是，近年來一部分史學家主張超越民族國家的邊界，在美利堅帝國的範圍裡考察勞工史，從而開創了跨國勞工史（transnational labor history）這個嶄新的研究領域。眾所周知，傳統史學大都將1898年的美西戰爭作為美利堅帝國建立的起點。跨國勞工史學家則認為，廣大工人在美國內戰後不久就已經在合眾國的領地、保護國以及跨國公司控制的地區為帝國工作了。從這個觀點出發，美帝國至少在19世紀70年代就已經開始形成，它的版圖比我們通常理解的更加廣闊，美國勞工史的研究物件應該擴充套件為美帝國工人階級。

跨國勞工史不但極大地擴充套件了美國勞工史的研究視野，而且有學者提出了“帝國工資”的新理念，作為分析帝國框架內種族與階級之間複雜關係的切入點。有學者指出，跨國勞工史“對工作和工人的強調，從根本上給權威性的［美國］史學以及外交史和勞工史的年代學重新定了向。”可見，跨國勞工史給美國史學造成的震撼不亞於20世紀60年代新勞工史給史學界帶來的巨大沖擊，因此，筆者將它的興起稱為美國勞工史學的第二次重大轉折。目前，國內史學界還鮮見有關跨國勞工史的討論，考慮到這個領域全新的研究視角以及它所提出的一些震撼性觀點，有必要對這個史學派別的學術成果進行總結和反思。由於篇幅所限，本文著重討論有關美帝國工人階級形成的幾個問題，未能涉及的問題有待今後進一步探討。

一、跨國勞工史的興起與發展

跨國史的興起和20世紀後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有直接的關係。跨國公司的繁衍、歐盟的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大規模人口的跨國遷移、女性主義和環保主義等社會運動在全世界的擴充套件，這一系列因素每時每刻都在跨越和衝擊民族國家的邊界，約束甚至削弱民族國家的主權。受到這種形勢的啟發，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反思民族國家歷史的侷限性。他們意識到，只有超越國家的邊界，從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發展程序之間的關係的視角觀察問題，才能夠比較全面地理解民族國家的歷史，這也就成為跨國史最基本的方法論。

從跨國視角觀察美國曆史，是20世紀80年代末由哈佛大學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首創其意。到90年代初，“跨國史”學科緊隨“世界史”之後也在美國的高校出現了。而《美國曆史雜誌》在1999年刊登的題為“（民族）國家以及對它的超越：美國曆史研究的跨國視角”的一組論文，標誌著跨國史已成為一個正式的學術領域。論文的組織者戴維·泰倫（David Thelen）在他相當於導論的文章裡提倡從新的視角去審視民族國家的形成、經歷挑戰、變化和失去原有特徵的關鍵時刻，以及它們現在可能正在失去作為公眾認同的物件和主權的特殊地位。

跨國勞工史的興起也有這個學科自身的發展過程。1976年，原名為《歐洲勞工與工人階級史》（Newsletter：European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的通訊更名為《國際勞工與工人階級史》（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就是一個訊號，表明一部分勞工史學家已經開始將目光從歐洲轉向全世界。從2002年開始，《勞工史》（Labor History）從先前只刊登有關美國勞工的論文轉而發表有關世界各地工人階級歷史的著作。這一系列變化都顯示了跨國勞工史發展之迅速。這個領域的主要開拓者之一馬賽爾·林頓（Marcel van der Linden）在解釋跨國勞工史興起的原因時寫道：“我們對越來越多國家工人階級的歷史瞭解得越多，就越想將不同國家的發展置於一個更廣闊的框架裡。”因為“工人階級的形成並不是整整齊齊地侷限於民族國家的邊界之內，而是一個具有重要影響的人口自願和非自願移進和移出的過程。……不同國家的勞工運動之間往往互相聯絡、互相學習，並創立國際組織。”因此，“只有認真考慮人口、資本、資訊和思想的跨國流動，才能夠理解美國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的展”。

在跨國勞工史問世之初，學者比較注重移民史的研究，而且大都聚焦於美國國內從事工業生產的移民工人。作為領軍學者之一的邁克爾·哈納根（Michael Hanagan）在2004年撰文指出，對芝加哥的義大利和猶太移民工人的研究可能就是跨國勞工史，雖然這不是一眼就能看清楚的。哈納根尤其強調“超越邊界”的重要性。他指出，歐洲移民進入美國之後，他們和母國之間，以及和移居到世界其他地區的同胞之間，都存在著切割不斷的聯絡。在殖民主義的框架下，移民工人爭取改善政治地位的鬥爭會波及帝國的其他地區。此外，由於勞工領袖和普通工人都常常往返於不同的國家，被一個勞工運動證明是成功的鬥爭策略很快就會傳播給其他的勞工運動。哈納根認為，“有關歐洲勞工跨國遷移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歐洲移民當中階級形成的新方法。”

雖然在跨國勞工史興起之初，學者大都關注美國國內移民工人的狀況，但是也有人逐漸將目光轉向美國的殖民地、領地和保護國裡為合眾國打工的勞動者，進而提出“帝國勞工史”的新概念。如果說里昂·芬克（Leon Fink）在2011年主編的論文集中已經開始有人討論有關帝國勞工史的話題，那麼，到2015年丹尼爾·本德（Daniel E．Bender）和查娜·李普曼（Jana K．Lipman）出版題為《使帝國運轉：勞工與美帝國主義》的論文集時，帝國勞工史已經成為一個明確的研究領域了。這兩位學者指出，“（美）帝國有一個勞工史，它只是剛剛開始被書寫。”帝國勞工史將跨國勞工史的研究範圍和研究物件界定得更加明確，更能反映出美國勞工史的特色，同時，在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上都有一系列創新之處。可以說，美帝國勞工史代表著跨國勞工史的最新發展。本文旨在討論帝國勞工史的創新之處和存在的問題，時間跨度是從美國內戰後到20世紀30年代，因為這是迄今為止絕大部分跨國勞工史著作探討的時間段。

二、從“美國工人階級”到“美帝國工人階級”

既然“美帝國工人階級”正在成為跨國勞工史的研究熱點，那麼，首先就要確定帝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時間和它的規模，實際上也就是要釐清美利堅帝國的起點和它的疆界。現在，有不少學者都認為美國始終是一個帝國。有人更直言不諱地說：“我曾經想寫一部美帝國的歷史，但很快就發現，美國曆史就是一部帝國史。”有三位學者在2009年寫道：“毫無疑問，近二十幾年來，將帝國放回美國曆史當中是（美國）史學中唯一最偉大的成就。”但是，在美帝國何時建立以及如何界定它的版圖這些重大問題上，大家仍然莫衷一是。簡略地講，傳統史學，尤其是外交史和軍事史，比較關注美國的對外戰爭、新領土的獲得和殖民地的建立以及由此導致的帝國疆域的擴大。所以，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大都認為， 1898年的美西戰爭是美國成為帝國的標誌。

不過，跨國勞工史學家針對美帝國的版圖和帝國建立的時間提出了一套嶄新的觀點。跨國勞工史學家認為，僅僅將合眾國旗幟所到之處定義為帝國疆域實際上大幅縮小了它的版圖。那麼應該如何界定美帝國的版圖呢？ 此前有學者提出過“正式帝國”和“非正式帝國”的概念。前者是指美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能夠直接管轄的地區，如波多黎各、菲律賓、夏威夷、關島和古巴。而“非正式帝國”則是指美國透過跨國公司和文化的力量在尼加拉瓜、哥倫比亞和賴比瑞亞等國所行使的非政府性統治。不過，跨國勞工史學家認為，這種二元式的劃分不但忽略了工人階級的經歷，而且不能夠反映美國在一些主權國家行使的暴力對工人階級的威脅以及工人階級潛在的反制能力。例如，韓國雖然是主權國家，但那些為合眾國士兵服務的性工作者卻要在美國軍事基地附近接受嚴酷的軍事化管理。儘管在哥倫比亞經營的美國聯合果品公司表面上是非政府性的，但它轄下的香蕉工人卻要充分面對由該公司操縱的國家暴力。

有學者指出，雖然新左派史學家認識到美國擴張主義背後的經濟動機，但他們仍然聚焦於美國政府在帝國建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跨國勞工史學家則利用“自下往上”觀察歷史的方法，將美帝國的建立與發展視為一項由千百萬勞動者造就的工程。19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資本在中美洲開拓香蕉種植業以及對當地勞工的動員，就是一個頗有代表性的例項。其中，聯合果品公司在哥斯大黎加和瓜地馬拉建立了許多大型香蕉種植園，從西印度群島引入的大批黑人成為主力勞工。到1910年，這家公司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農產品企業，控制著中美洲許多重要港口。儘管這些主權國家一再想限制移民，但聯合果品公司仍然將很多西印度黑人引入中美洲，甚至毫不隱諱地將自己視為擴充套件中的美帝國的一部分。

中國移民在菲律賓為美國佔領者做家庭僕役的故事，為我們提供了跨國移民為美帝國服務的又一個範例。當初，英國殖民主義者已經有在熱帶地區僱用家庭僕役的傳統，因為奴僕成群是他們“崇高地位”的標籤。1898年菲律賓成為美國殖民地後，殖民政府官員一方面宣稱要仁慈地同化和提攜菲律賓人，以贏得他們對美國的尊敬、信心和熱愛。另一方面，作為殖民統治者，他們同樣意識到，擁有家庭僕役是維持統治者尊嚴的方法之一，於是便繼承了英帝國的傳統，僱起成群的僕役來了。最初佔領菲律賓的海軍將領喬治·杜威（George Dewey）、第一任總督威廉·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和後任的威廉·福布斯（William Cameron Forbes）等人都有家庭僕役。1903年，美國決定將1882年的《排華法案》延伸到菲律賓。作為總督的塔夫脫一方面嚴格禁止中國移民進入菲律賓，另一方面又希望美國政府能夠網開一面，允許他繼續從中國引入家庭傭工。得到陸軍部長批准後，他特地從香港引入幾名華工做僕役。其他美國人，包括軍官和教師，也都僱有家庭僕役。

將美國軍隊納入帝國勞工史的考察範圍也是勞工史學上的一個創新。以往的勞工史學家很少將士兵當作工人進行考察，但是，從跨國勞工史的視角出發，軍隊在勞工史上的作用就不容再忽視了，況且大部分士兵本就是工人出身。他們在嚴格的軍事管制下為實現資本主義擴張的目標做工，包括建設和維修工事，修建道路和橋樑，鋪設電報線，丈量土地和抗災等。一位法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將軍事勞工的工作稱為“普通工人的苦役”。同時，士兵們也在為帝國的建立和擴張賣力，包括鎮壓罷工和暴亂以及管控其他工人，而且在戰爭中還要從事殺人的“工作”。1898年之後，他們經常被派駐海外，肩負起建立和維護帝國的任務，並作為美利堅國家的代表鎮壓所在地居民的反抗。朱莉·格林就此評論道：軍事服役說明了帝國是如何掩蓋軍人作為工人階級的經歷的。

1928年哥倫比亞香蕉工人和美國聯合果品公司之間的一場較量，充分反映出富有美國特色的帝國主義暴力。當時，香蕉園的工作先是由聯合果品公司委派給承包商，再由承包商招聘工人。不過，由於承包商對工人的盤剝異常嚴重，工人紛紛要求廢除承包制度，直接和聯合果品公司簽訂合約，但公司拒絕與工人談判。於是，工人決定罷工，聯合果品公司和哥倫比亞軍方則開始合作鎮壓罷工。在這次行動中，哥倫比亞軍方共屠殺了超過一千名工人。雖然直接殺戮香蕉工人的是哥倫比亞軍方，但指使、策劃和資助這次鎮壓行動的則是聯合果品公司。同時，西奧多·羅斯福總統還在巴拿馬運河區組建了一支警察隊伍，目的是維持秩序和懲戒工人。運河公司甚至可以將懶散的工人判刑入獄。正是在行使國家暴力這個意義上，跨國勞工史學家補充了“非正式帝國”定義的不足之處，將美國國家暴力所及的主權國家也納入帝國的範圍。

總之，按照跨國勞工史的觀點，美帝國工人階級除了合眾國本土工人，還應該包括在菲律賓、波多黎各、夏威夷、關島、巴拿馬、哥倫比亞、宏都拉斯、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賴比瑞亞和馬紹爾群島等地為帝國的建立而工作的勞動者。這些勞動者當中有跨國公司派往海外負責管理和技術工作的美國白人和做普通勞役的美國黑人、跨國公司所在地的僱員，駐紮在世界各地的美國軍人、哥斯大黎加和哥倫比亞等國的香蕉工人、在巴拿馬為美國修建運河的外來移民、為美國駐軍洗衣和奉上雞尾酒的服務生，以及在菲律賓為美國殖民官員做家庭僕役的華工。

不言而喻，美帝國的建立既涉及空間，也涉及時間問題。以往的學者大都以1898年的美西戰爭作為美帝國建立的起點，但跨國勞工史學家指出，既然帝國是由千百萬勞動者建立起來的，那麼世界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工人捲入帝國建立之時就是美利堅帝國的起點。如前所述，美國資本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開始在中美洲建立大批香蕉種植園了。隨著美國和夏威夷王國在1876年簽署貿易協定，合眾國的製糖業就在這個太平洋島國迅速擴充套件，而亞洲移民則成為甘蔗種植園的主要勞動力。美國在1898年正式吞併夏威夷，不過是為早已將這個王國變為殖民地的事實正名而已。當古巴甘蔗種植園面臨財政崩潰時，西班牙和美國在1884年簽訂了一個互惠條約。美國駐古巴大使預言，這個協定將賦予美國一個“幾乎完全壟斷的貿易”，並“以最理想的方式併吞古巴”。著名黑人歷史學家杜波依斯（W。E。B。Du Bois）很早就看到弱小國家的勞動者被捲入帝國的建立這個事實。他指出，內戰後，隨著美國的對外擴張，世界不同地區的工人，尤其是有色工人，已經像奴隸般地被捲入為帝國創造剩餘價值的制度。從跨國勞工史的立場出發，美帝國工人階級在合眾國內戰後不久便開始形成，而且波及全球近一半的地區。

三、“帝國工資”與帝國種族秩序

和美國國內的勞工相比，帝國工人階級具有兩大明顯特徵：首先，為帝國的建立和發展而勞作的是一支極其龐大的工人階級隊伍，除了美國本土工人，還包括歐洲、加拿大、夏威夷、墨西哥、中南美洲以及亞洲的勞動者。其次，帝國工人階級的背景十分複雜，除了種族和族群的不同，現在又增加了國籍、文化和語言上的隔閡，而且具有很大的流動性。這是以前研究美國國內勞工史時未曾遇到的問題。相對於傳統勞工史比較重視“階級”，跨國勞工史更加重視“種族”在帝國工人階級形成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其中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工人修建巴拿馬運河的故事最能體現帝國工人階級背景之複雜。

修建巴拿馬運河是20世紀初最宏大的水利工程，它不但開通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航運的捷徑，同時也是建築史上的一個奇蹟。長期以來，備受大家稱讚的主要是美國工程師的智慧、新機器的發明和先進的人事管理。然而，跨國勞工史學家認為，儘管工程師和機器發揮了很大作用，但最終操作機器和修建運河的還是工人，他們才是在運河上建立帝國的主力。所以，從一開始，“到哪裡去招聘工人”就成為修建運河的首要問題。同時，管理層還認識到，要防止工人團結起來和舉行罷工，就必須分而治之，僱用不同種族、不同族群和不同國籍的工人成為分而治之的最佳手段。招聘的結果，白種技術工人主要來自美國，一部分技工也來自北歐。非技術工人主要來自巴貝多和牙買加，也有一些是來自義大利和西班牙的移民和一部分美國黑人。在這個新形勢下，無論是帝國的資方還是帝國的工人，都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對於廣大勞動者來說，實現帝國範圍內跨種族的階級團結是一個不易解決的任務。而對於資方來說，如何管控這支龐大的工人隊伍無疑也是一個難題。面對這個難題，運河管理層建立了一套以種族主義為指南的等級制度，無形中為歐裔工人的“白種工資”觀念擴充套件到整個帝國創造了條件。

戴維·羅迪格（David Roediger）是最早提出“白種工資”概念的學者之一。他在《白種工資：種族與美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中，詳細討論了歐裔工人種族主義思想的演進和對他們階級意識的影響。白種工人早在美國革命時期就表現出對“獨立”、“自由人”和“公民權”等價值觀的強烈追求。雖然獨立後這些理想在白人當中基本上得到了實現，但南方奴隸制對於白種工人的自由和獨立始終是一種威脅。他們害怕黑人和自己競爭工作機會，更擔心有朝一日自己也淪為奴隸。在他們看來，經濟上的不自由，特別是受僱於人，和奴隸制相去不遠。這種心態令他們逐漸在黑人和奴隸之間劃上等號，並不斷地和黑人拉開距離。同時，在他們身上，“自由人”、“公民權”和“白種至上”等觀念逐漸融為一體，使他們感到自己是拿“白種工資”的、比黑人高出一籌的人。在種族主義猖獗的19世紀，白種工人雖然同樣受到剝削，但“白種工資”令他們得到一種精神上的慰藉，補償了他們遭受剝削的痛苦，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心理上的工資。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白種至上’是……種族（主義）化的階級意識的一種形式。”還有學者指出，這個種族主義化的階級意識決定了白種工人會向下攻擊處於隸屬地位的黑人，而不是向上攻擊那些最有權勢的白人。

隨著帝國工人的跨國流動，“白種工資”的理念也被移植到美國的殖民地、保護國以及跨國公司和駐軍所在地。例如，巴拿馬運河區的白種技術工人曾經為改善工作和生活條件進行抗議。他們要求享有美國公民的權利，享有作為白種工人和美帝國代表的權利，這些要求無疑都是“白種工資”心態在作祟。前面剛剛講到，為了有效地管控工人，運河管理層建立了一套等級制度。這個等級制度雖然以種族主義為指引，但又不侷限於“白種對有色人種”二元對立的格局，而是出現了一個頗為複雜的局面。一般來說，美國白人位於等級制的上層，非美籍白人緊隨其下，美國黑人位於底端，但高於非美籍的有色工人。很顯然，這種局面會把美國歐裔工人“白種工資”的心態應用到帝國的範圍之內，格林將這種狀況稱為“帝國工資”，也就是“白種工資”在帝國範圍內的表現。美國派駐海外士兵的經歷頗能說明“帝國工資”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無論在剿滅印第安人的軍事行動中還是在海外建立帝國的戰爭中，“帝國工資”的理念都影響著美國白人士兵的思想和行為。一方面，士兵們受到上司的欺凌，要服從嚴苛的軍紀，同時，生活條件又十分惡劣，不滿的情緒相當普遍。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覺得自己比美國統治地區的人民高出一等，就像當初在國內“白種工資”令他們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一樣。士兵們依仗著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常常使用暴力在那些地區建立秩序。雖然他們曾短暫地將古巴和菲律賓從西班牙的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但緊接著又執行統治殖民地人民的任務，並對菲律賓人民要求獨立的運動進行鎮壓。格林指出，種族主義思想有助於美軍士兵將菲律賓人異類化和種族主義化，從而心安理得地殺害他們。

20世紀初，巴拿馬運河區的情況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典型的、以非人道方式對待有色勞工，同時給白種工人提供向前進取機會的例項。對工人區別對待的等級制度早在修建巴拿馬鐵路期間就已見端倪。當時，美國公司用巴拿馬銀幣支付非技術工人的工資，而用美國金幣支付技術工人的薪酬。不過，管理層大體上只以是否擁有專門技術作為評判標準，後來的運河公司很可能繼承了這個傳統，但是將它種族主義化了。公司將工人的工資名冊分為金冊和銀冊。美國白種工人理所當然屬於金冊，少數加拿大和英國白人僱員也入了金冊，有色工人原則上應全部被轉入銀冊，但有一些例外。例如，少數來自西印度群島的有色僱員，包括警察、教師和郵政局長，仍可留在金冊，理由是：這些人在工程運作中有重要作用，需要一些權威。但其他來自西印度群島的勞動者，即使聲稱自己是白人，也必須入銀冊，因為他們不是美國公民。美國黑人總體上屬於銀冊，但由於他們是美國公民，可以得到一些附加的好處，如有薪假期等。

在運河區，美籍白種工人高高在上，過著現實的理想樂園生活，而有色工人和非美籍白人則被分配到一個複雜的種族秩序中的特定位置。結果，白種美國工人不但完全接受了種族隔離政策，而且還積極貫徹這一政策，阻止有色勞工和混血工人進入只供白人享用的俱樂部等設施，顯然是在捍衛“白種工資”帶給他們的慰藉和優越感。與此同時，“帝國工資”也令運河區的美國黑人處於一種矛盾狀態。一方面，他們不能享受只有美國白人才能享受的舒適生活，被排除在白人俱樂部和咖啡廳之外，他們曾針對種族隔離政策進行過抗議。另一方面，作為美國公民，他們的待遇又好過成千上萬的加勒比黑人，自然會產生某種優越感。格林指出，帝國主義思想令美國黑人認為自己作為合眾國公民應該享有和白人同樣的特權，同時又令他們認為自己理應比巴拿馬的黑人享有更好的待遇。

前面說過，聯合果品公司從加勒比地區引入大批黑人從事香蕉種植的工作，然而這些非洲裔工人時常表現出鬥爭性。於是，管理層又不得不僱用越來越多講西班牙語的本地人到種植園做工，以懲戒黑人。為了進行有效的管理，該公司按照不同種族償付不同的工資和分配隔離的住房。在哥斯大黎加的種植園裡，白人監工負責指揮幾乎完全由牙買加黑人構成的勞工隊伍。而這些黑人由於有技術而且身體強壯，所以工資相對較高，並享受公司發放的津貼，成為“高等”工人。相比之下，公司認為中美洲土著工人雖然在某些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他們的體力不足以做處理水果的工作，因而待遇較差。一位曾做過種植園經理的人說，“本地人是一個衰弱無力的種族，這可能是因為他們一直以大豆、稻米和玉米為主食，同時也因為他們沉溺於‘當地的酒精飲料’。”這不啻是為分而治之的種族主義秩序辯護。顯然，白種工人的種族主義觀念和資方的分而治之政策相呼應，導致帝國種族秩序的僵化。不言而喻，帝國工資雖然會促成白種工人在排亞運動中達成一致，但會妨礙美帝國工人實現跨國界和跨種族的階級團結。

四、“白人至上”與帝國白種工人的“階級”團結

“白種工資”促進歐裔工人的團結最早見於加利福尼亞。在19世紀中後期，美國東部的白種工人是帶著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共和主義、社會主義、排外主義、種族主義、生產者倫理等來到加州“淘金”的。雖然起初他們之間由於意識形態的不同而矛盾重重，但他們在對待中國移民的態度上逐漸取得共識：大家都認為華工願意接受低工資，搶奪了他們的工作機會，從而破壞了機會平等的原則。於是，在排華的旗幟下，有著不同意識形態的白種工人竟然走到了一起，華工則成為他們“必不可少的敵人”。美國和加拿大白種工人在排斥亞洲移民的事業中實現的“階級”團結，或許可以看作“帝國工資”促進歐裔工人跨國聯合的第一步。

1907年，“華盛頓州勞工聯盟”在美加邊界的塔克馬市（Tacoma）召開會議，作為“溫哥華行業和勞工會議”代表的比琦（M．A．Beach）也參加了會議。比琦在發言中表示，他來到塔克馬頗有賓至如歸之感，“事實上，（我）在這個想象中的邊界的（美國）這一邊生活過幾年。我說這是想象中的邊界，是因為從國家的立場來看，我們是分開的。但是，從賺取工資者的立場出發，我們是分不開的”。他接著指出，美國和加拿大工人是“為賺取工資者爭取更好條件的共同事業中的兄弟”。比琦還告訴與會代表，“在不列顛哥倫比亞，我們正面臨著和美國白種工人所面臨的同樣的危險，那就是日本人、中國人和印度人。”他警告與會者說：“不全面禁止這個黃禍，我們就不會安寧。”比琦得出結論說，這個東方人問題“對於你們和對於邊界另一邊的我們是同等重要的”。在這場（排亞）鬥爭中“我們之間有一個友誼的紐帶，一種兄弟情誼，任何想象中的邊界都不會把我們分開。”有跨國勞工史學家指出，“這個想象中的跨國工人階級共同體並不是宣佈全體工人的團結，而是基於白種（工人）團結的一個種族主義化的想象。”

由於帝國企業的核心思想是要每個殖民地為母國開採原料，這就誘使白種工人進入跨殖民地的遷移。在帝國範圍內，有時是在英、美兩個帝國之間穿梭的白種工運積極分子和他們建立的網路，有利於各種資訊和實踐的交流，特別是有關排亞運動的交流。有學者研究了幾位工運積極分子沿太平洋四周活動的軌跡。其中一名叫愛德華·泰瑞（Edward Terry）的礦工的經歷頗有代表性。泰瑞的勞工生涯源自不列顛群島，但他後來在南非、不列顛哥倫比亞和加利福尼亞都打過工，最終定居在不列顛哥倫比亞，併成為亞歷山大礦工工會的代理秘書。泰瑞和其他白種工人跨殖民地的經歷堅定了他們的“白人至上”和排亞的信念。有些人還敦促各領地（dominion）當局對亞洲移民採取更加嚴格的限制和管控。美加太平洋西北地區的白種工人運動從帝國範圍內的迴圈中得到各種有關排亞的資訊，同時，這些資訊也激活了帝國其他地區白種工人的排亞情緒。

針對上述情況，有跨國勞工史學家評論道：“基於排斥亞洲移民的勞工政治將白種勞工領袖和積極分子緊密結合到一起，導致一個想象中的、種族主義化的、遍及帝國和民族國家範圍內的共同體。白種工人階級跨國的實踐和想象，在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及北美西部地區出現了一個共享的、排亞的暴力、（要求政府透過排亞法律的）上訴和歧視性立法的模式。”不言而喻，捲入跨國移動的歐裔工人在“白種工資”擴充套件為“帝國工資”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杜波依斯很早就指出，歐裔工人的種族主義妨礙了帝國工人階級的團結。他寫道：“（種族主義）思想的後果落在全世界有色人種身上，這已經相當糟糕。然而，當大家最終考慮到這種狀態對（白種）工人產生的影響時，情況就更糟了。他們的目標和理想被扭曲了……他們開始想要得到的並不是全體工人的福祉，而是左右其他人的權力……他們不熱愛全人類，而且憎恨黑鬼。”

五、跨國勞工史的貢獻、存在的問題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基於“工人是建立帝國的主力軍”的理念，跨國勞工史學家提出了美帝國在合眾國內戰後不久就已開始建立的觀點，修正了傳統史學關於帝國始於1898年美西戰爭的看法。同時，他們還修正了傳統史學認為美帝國僅僅包括美國本土和殖民地的論點，將美國的領地、保護國和跨國公司所控制的國家也納入帝國版圖，從而將研究物件從“美國工人階級”轉向“美帝國工人階級”，大大開闊了美國勞工史的研究視野。鑑於帝國海外部分的勞動者大都是有色工人，他們提出了“帝國工資”的概念作為分析方法，令人信服地論證了“白人至上”觀念如何妨礙了帝國工人實現階級團結。基於以上的創新，將跨國勞工史的興起定義為美國勞工史學的第二次重大轉折是比較合理的。不過，跨國勞工史目前還存在一些有待解決的重要問題，最主要的是忽視帝國本土工人和20世紀後期帝國工人的經歷。

到目前為止，絕大部分帝國勞工史著作都關注美帝國海外部分的工人，很少涉及帝國本土的勞動者，這可能是為了扭轉傳統勞工史僅僅著眼於美國國內的傾向而有意為之。然而，既然要創立美帝國勞工史這個新領域，就有必要將帝國本土和海外的工人視為一個整體，特別是要探討這兩支工人隊伍之間的關係。雖然有學者研究過從美國輸出的“白人至上”觀念如何妨礙帝國工人實現階級團結。筆者也曾探討過20世紀初美國勞聯幫助拉美工人建立工會的故事。但是，這些研究是遠遠不夠的，今後跨國勞工史學家還需要對這兩支工人隊伍之間的關係進行全面的探討。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改變傳統史學只重視中心地區如何影響邊緣地帶的思維方式，要研究帝國的建立對美國本土工人意味著什麼，以及帝國海外的工人運動對美國本土勞工有哪些影響，進而提出關於整體美帝國勞工史的解釋模型。

此外，討論帝國勞工史的著作大多聚焦於美國內戰後到20世紀30年代這段時間，這很可能是因為這半個世紀是美帝國形成的時期，也是它最具擴張性的階段，研究帝國勞工史自然要從這個階段開始。不過，研究20世紀中後期帝國工人階級的著作卻寥若晨星，這種情況同樣不利於完整的美帝國勞工史敘事的建立。大家都知道，二戰後的美帝國和20世紀初的帝國頗有不同，20世紀後期帝國工人階級的成分也更加複雜。同時，美國主流工會真誠地支援海外勞工的例項也日漸增多。要研究新時期的帝國勞工史，學者需要探討20世紀後期美帝國的制度和結構對帝國海內外工人階級的影響，考察在二戰後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世界潮流影響下，跨國公司和軍事基地與它們所在國的政府及工人之間是怎樣的關係，探討是什麼因素導致美國工會對海外工人態度的積極性變化以及跨國界、跨種族的階級團結的出現。最後，還需要對新舊兩個帝國的勞工史做比較研究，特別要注意兩者在哪些方面有斷裂，哪些方面具有連續性，並提出帶有理論性的結論。

總而言之，跨國勞工史的興起代表了美國勞工史學的又一次重大轉折，而且這個新興領域還在不斷髮展壯大。奈維利·科克（Neville Kirk）在2011年時寫道：“現在，特別是在新一代的年輕學者當中，對跨國勞工史的興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濃厚。”不過，我們不應該因此而忽視學術思想的連續性。其實，跨國勞工史的幾位開拓者，包括芬克和格林，都是研究美國本土勞工史出身。他們雖然轉而探討帝國海外工人的經歷，但仍然同情工人的處境，對資本主義仍持批評態度，依然透過“自下往上”的方法觀察歷史。所以，在今後的一段時間裡，帝國勞工史與傳統勞工史會並存於美國史壇。如果學者將帝國海內外工人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同時也將早期帝國和20世紀後期帝國的工人階級聯絡起來進行探討，那麼，我們未來可以看到的，應該不是跨國勞工史取代或顛覆傳統勞工史，而是一部更加完整的美帝國勞工史。

作者王心揚，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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