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抑制商業”，古代中西方之間的“抑商”有何異同？

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一樣，君主帝王對於國家的經濟建設也是尤為得看重，畢竟百姓豐衣足食，國家也跟著繁榮昌盛。在古時候一個國家充實國庫的主要途徑也是透過

稅收制度

，《周禮·大宰》當中記載，西周時期就已經初步形成了稅收制度，但收取的物件主要是平時耕作的老百姓，因為他們佔用著國家的土地資源，所以當朝政府也有權利向他們收取一定的土地稅。先秦時期，民間的商戶逐漸增多，出現了大量已經商為生的人群，政府也從這時對民間的商人徵收商稅，

從此以土地稅為主商稅為輔的稅收制度被確立，一直沿襲了上千年。

按理說作為古時政府如果想要讓國庫不斷充實，國家可以穩定發展，那麼對於稅收的這兩種來源，一定會均衡的發展，

但事實上卻是歷代王朝對於民間的商戶都有些不同程度的打壓，甚至還提出了“重農抑商”的思想

，無獨有偶這種現象不僅僅只存在於古時候的中國社會，古時西方國家也會有一些抑商的政策，但兩者之間也存在著不小的

區別

一、中西方抑商在本質原因上有所區別

1、中國：君主帝王“以農立國”的思想

要是說起我國古代社會抑商的本質原因，就不得不提起華夏文明的起源了，我國古時文明最早起源於黃河一帶，屬於

大河流域文明

，這種文明的主要特點就是人們以耕種為主，主要也是因為黃河一帶土地肥沃氣候適宜比較適合農物的種植，這樣一來我國自遠古時期就流傳下來了

“以農為主”的生活習性

再者來說，農業不僅僅是老百姓滿足日常所需的根本，也是出軍打仗時的物質基礎，要知道糧草可是士兵在作戰時的必備品，歷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戰役都是以糧草的短缺而宣佈敗北，可以見得古時候

農業對於軍事戰爭的重要性

。

當然隨著古代商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老百姓也知道耕地勞作掙得辛苦錢並不多所以紛紛棄耕投商，漢朝時期就出現過這種現象，《漢書。貢禹傳》中記載：當時農民紛紛棄地從商，靠著耕作為生的人不足原來的一半，即使將土地免費賞賜給平民，他們也會把土地賤賣給當地的商人，從中獲取利潤。

如此一來漢朝末年戰亂頻發，當朝政府難免會從民間徵集糧草，但由於耕種的百姓極少，不僅行軍打仗的糧草供不應求，民間甚至出現了饑荒，導致國內的局勢動盪，內憂外患的形勢下朝政也走向了滅亡，

所以吸取前朝教訓，“以農立國，重農抑商”的思想逐漸根深蒂固。

2、西方：城邦政治“防護加固”的理念

古代西方文明在軍事上有一個有趣的特點，就以最為典型的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為例，生活在這兩個國家的人民對於

城邦的防護意識是很強的

，再加上週圍部落時常會對城邦進行騷擾，所以城內的不少居民都有兩種身份，在閒暇時他們是勞作的農民，戰爭爆發時他們就會自發組織成軍隊抵抗外敵，如此一來國家的人口密度也就體現著一個國家是否強大。

所以對於一些小國而言，他們就必要有著一定數量的居民才可以保證自己國家的安全甚至是征戰其他國家，那麼如何保證自己城邦內的居民不外流呢？答案其實很簡單，

就是分配給他們土地。

西方古哲學家柏拉圖就曾指出

：國家的土地必須要分配給城中的所有居民，如果只有少數人得到土地，那麼這個國家也就不存在了

。對於城內的居民來說土地是他們生存的必需品，也是

城內居民身份的象徵

，失去土地也就代表著失去了公民的權利，城邦也城內居民所形成的關聯也會消失，如此一來就形成了

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以土地維護城邦的發展

在這種社會形態下，大力發展商業無意識對這種社會關係的破壞，如果土地與居民所建立的紐帶消失了，城邦也將會不復存在，所以為了

保證社會形態的和諧穩定

，古代西方政府都會不同程度的抑制商業的發展。

二、中西方商人的社會地位天差地別

1、中國：社會地位低下，不及平民

不要看現在的商人大多數都是衣著靚麗，是上層人士的代表，

在古時候即使你再有錢，商人的身份也會讓你低人一等，甚至一些平民所享受的權利你都可能沒有辦法享受到

。《秦史稿》當中記載，在“重農抑商”政策的初期——秦國時期就對商人的衣著有著明文的規定，其中指出：從商者身上穿的衣服不能過於的華麗，更不能錦衣玉服，如果有違抗者會以刑法處置，牢獄之災肯定是在所難免了。

隨著“重農抑商”的思想不斷加深，商人的日子也是越來越不好過。西漢時期商人不僅不能穿著華麗的衣服，就連絲質的衣服也不能穿著，只能身著麻衣粗布，而且出行時不能乘車只能步行。到了唐代對於商人的歧視更是無處不在，法律上更是明文規定，商戶家的孩子不能參與科舉制度，像是大名鼎鼎的詩仙李白，就曾因為是商人家庭出身不能入朝當官。而且商人家的女孩子不能和平民家的男孩子進行聯姻，甚至不能算得上是良家女子，只能與商人之子結婚。

其實對於商人的種種約束，也是古時候“重農抑商”政策的一部分

，極低的社會地位，讓一些有著棄地從商念頭的老百姓望而卻步，相反國家所出臺的一些惠民政策讓很多老百姓雖不是大富大貴，但也做到了

衣食無憂

，如此一來商業發展也就得到了抑制。

2、西方：僅道義遭受譴責，保障十足

同樣實行著“重農抑商”的政策，但在社會地位上中西方商人卻有著天上地下的區別

，對於商人而言國家也只會在

道義上進行譴責

，並不會對他們的人權進行干擾，換言之商人可以享受到正常該享有的一切權利，在中世紀西方一些古文明政權剛剛建立的初期，有著這樣一種社會體系，它由教士、騎士和農民所組成，而商人則存在於這種體系之外，

教士作為當時國家無上權力的代表會聯合當時城邦內的皇室貴族一起抵制從商這種行為

，從而引發國內居民對商人的反感來達到“抑商”的效果。

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勁，西方大部分國家都處於四面環海的地理位置，海上貿易迅速發展，商人的社會地位也在逐步提升，大量財富的積累也讓他們佔據了社會上上層人物的地位，成為了當時貴族的一部分，

甚至在有些時期達到了可以挑戰封建王權制度的地位

，所以說中西方在“重農抑商”政策上，商人們的社會地位相差的可不是一星半點，可以說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三、中西方抑商的政策有所差別

1、中國：繁重稅收配以行業壟斷

我國古代在“重農抑商”政策上對商人人權方面的打擊，在上文當中已有提及，過低的社會地位鞏固了農業的發展，讓普通老百姓當中的從商者不斷減少。在明清時期，一些商人在逼不得已得情況下，甚至希望透過與士大夫聯姻的形式來提升自己得社會地位。

但對於那些已經從商的商人而言，當朝政府更多的是從經濟上達成制裁。

在不少時期君主帝王還會

對一些民間的行業進行壟斷

，《史記》當中記載：漢武帝時期國外外出征戰匈奴， 同時國內大興土木導致國庫嚴重空虛，而國內商人則以制鐵造鹽積累了不少的財富，見此情形漢武帝下令，禁止民間一切的鑄鐵販鹽行為，沒收相關的器具，如果發現私營的商戶一律以刑罰處置。而這兩種行業則由國家代理執行，國庫也因此得到充盈，但民間的商業活動卻得到了極大的限制，

不少商人被迫失業

，不得已回家務農。

除此以外就是繁重的商稅了，在宋朝末期常年戰爭所帶來的不僅僅只有國家土地的流失，伴隨的還有鉅額的賠款，但當時宋朝政府的財政卻一直都比較的平穩，

這也是因為宋朝時期徵收商稅的比例非常的高，甚至被譽為天價商稅

，《宋史·食貨志》當中記載：光是天禧年間，北宋的商稅總收入就高達800萬貫，佔了全國稅收的絕大部分，當時為了納稅商人們甚至會出現吃不飽肚子的情況。

2、西方：信念打壓用以領域抑制

對於一些古代西方國家而言，

國家的財政對貿易的往來有著極強的依賴性，所以對於商業活動不能採取較強的制裁手段，商人的行動也比較的自由

，但隨著海上貿易往來的發展，海盜叢生，再加上海上惡劣的自然氣候，讓不少商販都因此喪命，所以當時不少古西方國家的公民都對商人這一職業產生著

深深地厭惡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們更願意在家務農。

在此情境下，過分的經理打擊很有可能會讓本來就不多的商人放棄經商，從而切斷一個國家的貿易往來，

所以在此期間古西方政府也不再對貿易往來做過多的要求，“重農抑商”政策的形成更多的是來源於城中居民的“民意”。

後來古西方一些國家的商業文化高速發達，統治者為了限制商業的發展，開始增加稅收單位範圍，在商品進入集市和交易時都要收入一定的費用，

而且各個階層都可以指定相應的稅收制度

，從而達到“抑商”的效果

結語

由此可以看出，古時中西方在“重農抑商”政策上還是有著

明顯的不同的

，我國古代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的主要目的其實是為了

鞏固封建帝王的專制統治

，而就西方而言則是

維護社會關係的平衡

，其根本目的的不同，也導致了“重農抑商”政策在兩個地區時間長短上的不同。

我國的“重農抑商”政策雖然保護了農業的發展與帝王統治的穩定，但卻讓

工商業發展停滯不前，嚴重的阻撓了歷史前進的步伐

，除此以外，嚴重單一的社會經濟結構，也讓我們逐漸形成了落後的結局。

參考文獻：

《周禮·大宰》

《漢書。貢禹傳》中記載

《史記》

《宋史·食貨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