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親編之書，士大夫恨之入骨，清朝時淪為禁書

談及朱元璋，人們最大的印象是刻薄、殘暴、權欲熏天，負面多於正面，甚至如今有學者將形容為“權力的野獸”，讓人恐懼的氣息撲面而來，但作為一個正統王朝的開國之君，假設真是如此不仁，如何能夠開創洪武盛世，又如何讓萬民歸服？

實際上，從明朝開國之君到如今的“權力的野獸”，朱元璋被逐漸妖魔化，與最初的形象早已相差十萬八千里。關於這一結論，透過朱元璋親編之書《大誥（gào）》不難看到，所謂“我手寫我口，我口說我心”，朱元璋親編的《大誥》直觀的反映了他的為人。

朱元璋為何作《大誥》

所謂“誥”，古代統治者一種訓誡勉勵的文告。誥文始見於《尚書》，最早是商湯滅夏後釋出的《湯誥》，昭告天下討伐夏桀之因與商湯滅夏的資訊。第二篇誥文叫《大誥》，三監之亂後，周公旦討伐叛亂之前，表明東征的理由，是一份戰前動員文告。朱元璋的《大誥》與周公的《大誥》，儘管書名一樣，取之“大告天下”之意，但兩者內涵相去甚遠。

明朝建立之後，朱元璋以《唐律》為藍本，在總結了歷代法律施行的經驗和教訓基礎上，編寫了《大明律》，對穩定社會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與之前的歷代王朝不同，明朝之前的元朝統治非常粗放，豪強無法無天，貧民生不如死，而經過元朝百年統治之後，百姓已經不知華夏禮法，於是明朝建立之後，官吏貪贓枉法、豪強兼併、脫避糧差日趨嚴重，胡風胡俗也繼續流行，朱元璋對此非常不滿意，於是就將親自審理的“官民過犯”典型案例輯錄成帙，仿照周公《大誥》之制，作為訓誡臣民的特別法令頒佈天下，以嚴刑峻法震懾官員要廉潔自律、豪強該安分守己等。

1385年，洪武十八年冬，朱元璋刊佈《大誥》七十四條。之後，朱元璋又刊佈了《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這四個部分統稱《御製大誥》。

與《大明律》相比，同一罪行，《大誥》較《大明律》的處罰標準大大加重，其中不少依《大明律》只應處以笞、杖，依《大誥》卻為死刑，官員貪腐的一律採用重刑加以嚴懲；同時，《大誥》中還增加了一些《大明律》中沒有的罪行，比如“禁遊食、市民不許為吏卒、嚴禁官吏下鄉、民拿害民官吏、寰中士夫不為君用”等。

總而言之，《大誥》讓士大夫恨之入骨，有著令人震驚的嚴酷條文，既體現了朱元璋的個人特徵，也反映出他的亂世用重典的思想。

史上最強的書籍攤派

一直以來，中國傳統是“明主治吏不治民”，即明主只管治理官吏，而不去直接治理百姓，只要把官員管好了，百姓自然就好了。朱元璋的《大誥》，依然遵循這種“以法治吏”的思想，只是處罰進一步加重，應該說是“重典治吏”。那麼，朱元璋為何要“重典治吏”？

朱元璋在《大誥》中說，文官“治之雖嚴，而犯者自若”，貪官汙吏“如蠅之趨朽腐”，“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屍未移而人為繼踵，治癒重而犯愈多，宵晝不遑寧處”，大有“前腐後繼，不絕如縷”之勢。在《大誥武臣序》中，朱元璋說“我每日早朝晚朝，說了無限的勸誡言語，若文若武，於中聽從者少，努目不然者多，其心專一害眾成家。及其犯法到官，多有懷恨，說朝廷不肯容，又加誹謗之言，為這般凌遲了這誹謗的人若干”，但軍官卻“害軍尤甚前日”，且“似這等愚下之徒，我這般年紀大了，說得口乾了，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為此，特將不才無藉、殺身亡家亡名之徒，條陳於後。”如若違《誥》，犯法到官，則“長幼都治以罪”。

面對殺之不盡的文武官員貪腐違法行為，除了繼續嚴刑酷法治吏之外，草根出身的朱元璋決定“發動百姓”，既給予百姓一定權力監督文武官員，又可以震懾官員。

於是，朱元璋向天下發布了史上最強的攤派：“《大誥》每戶一本，家傳人誦。家有《大誥》者，犯笞、杖、徒、流之罪減一等；無《大誥》者，加一等；拒不接收者，遷居化外，永不令歸。”之後三本《大誥》，朱元璋每刊發一次，都“務必家家有之”，其中要求軍官們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誥武臣》。

持有《大誥》者罪減一等，無《大誥》者罪加一等，看似荒唐，但朱元璋本意是讓百姓瞭解《大誥》規定，發動群眾來監督官員，這與如今何其相似。朱元璋時期，百姓拿著《大誥》，可以押著犯官進京，嚴禁沿途官員阻攔，還可以直接進京敲“鳴冤鼓”，直接向朱元璋告御狀等。這些看似奇葩的規定，背後則是朱元璋治吏的決心。

姚小五引發的大血案

告御狀是古代小說裡的橋段，但實際上真正能合法告御狀的，只有在明朝朱元璋時期，由朱元璋親自審理。由於朱元璋在午門外設立“鳴冤鼓”，允許百姓敲鼓鳴冤，於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山西洪洞農民姚小五，引發了明初一場大血案，即《大誥》中的“軍人妄給妻室案”。

姚小五的妻子史靈芝，在小時候與唐閏山哥哥訂過一門娃娃親，但不久之後唐閏山哥哥去世，於是這麼親事就不了了之，後來史靈芝嫁給了姚小五，育有子女三人。突然有一天，姚小五接到訴狀，唐閏山狀告他搶了妻子史靈芝。由於唐閏山是軍人，於是兵部最先接手訴狀，之後兵部將公文發到洪洞縣審理。

按理說，姚小五有理有據，肯定能打贏官司，但事實上姚小五還真輸了。官司從洪洞縣打到兵部，從兵部打到刑部，最終判決都是唐閏山贏，史靈芝是唐閏山之妻。妻子被搶，子女含淚喊媽，姚小五怒髮衝冠，於是一怒之下就跑到京城敲“鳴冤鼓”，向朱元璋訴說了自己倒黴的遭遇。

朱元璋瞭解情況之後，勃然大怒，因為這幫官員判案依據不是《大明律》，而是元朝的陳規陋俗。按照元朝習俗，女人是財產，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唐閏山哥哥去世之後，史靈芝就是唐閏山的。元朝時期，蒙古人坐了江山，很多漢人甚至都改為蒙古姓氏，沿襲蒙古習俗，當時沒什麼，但朱元璋的反元旗號是“恢復中華，驅除韃虜”，建明之後恢復中華禮法，革除胡人陳規陋習是其重要工作之一，比如廢除元朝時無時無刻不存在的跪拜禮，如今卻有人還以蒙古人習俗判案，朱元璋自然勃然大怒了。

第二天，朱元璋質問相關官員，得到的答案是尊重民俗，按照“兄死弟繼”的民俗判決史靈芝改嫁唐閏山，並無不妥。朱元璋發現各級官吏官官相護，馬虎了事，還不按《大明律》判案，於是對涉案官吏痛下殺手，製造了一起大血案。

編寫《大誥》時，朱元璋曾經感慨：“昔我中國先聖先賢，國雖運去，教尤存焉。所以天命有德，惟因故老。所以不旋踵而雍熙之治，以其教不迷也。胡元之治，天下風移俗變，九十三年矣。無志之徒，竊效而為之。雖朕竭語言，盡心力，終歲不能化矣，嗚呼艱哉。”說到底，朱元璋編寫《大誥》，還存有在習俗領域“撥亂反正”的想法，希望能夠恢復中華傳統。

綜上，《大誥》是一本希望透過嚴刑峻法治吏、恢復中華習俗等的判例型法律文書。透過這本書可見，朱元璋眼裡容不下沙子，嫉惡如仇，對官員貪腐違法嚴厲打擊，但對普通百姓而言，《大誥》堪稱一本護身符，乃至打擊貪官汙吏的武器。瞭解了《大誥》及其出世的前因後果，我們就能進一步理解朱元璋為何殺功臣，為何辣手對待官員了。

然而，這樣的書籍怎麼可能讓士紳歡迎？因此朱元璋去世之後，《御製大誥》也就基本廢了，之後明朝朝廷也基本不認可其中的法律規定，只是其中的“官吏不下鄉”等利於士紳的規定反而被延續了下來。清軍入關之後，《大誥》中的言論牽涉到一些敏感問題，更何況清朝也不敢發動漢人群眾，對於《大誥》自然非常警惕，於是《大誥》就慢慢地成了禁書。

當然，朱元璋存在著階級與歷史的侷限性，讓百姓家家擁有《大誥》，本質上不是發動群眾，而是讓官員、百姓等都安分守己，最終還是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但不可否認的是，以《大誥》來看，在古代帝王之中，朱元璋絕對是一個“為民著想的異類”，今人如果以“暴君”、“權力的野獸”等來評價朱元璋的，不是蠢就是壞。

參考資料：《明史》、《大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