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被記載的沙塵暴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被記載的沙塵暴

《漢書·成帝紀》記載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夏四月，黃霧四塞”。在《漢書·五行志》裡有更為詳細的記載：“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下，著地者黃土塵也。”

看了這段記載，以今天人們的氣象學知識，很容易判斷，這應該是一場沙塵暴，而且在今天的人們看來，這種天象並非是超越了尋常的範圍。但在古人則不然。科學研究告訴我們，上古時期的氣溫要比今天高，黃河流域的氣候特徵也和今天有明顯的差異。河南古稱豫州，說明這個地方在那會兒有象出沒。在今天河南的氣候條件下，大象很難在自然環境中生存。因而，在上古時期黃河流域氣候溼潤，植被茂盛，人們並沒有見過沙塵暴。

但是，情況在西漢中期以後就逐漸發生了改變。一則說，從西漢中期以後氣候開始轉涼，氣溫大幅度降低，黃河流域的降雨量也明顯減少，大量湖泊乾涸，甚至影響到主要作物的分佈範圍。此前中原地區也大量種植水稻，但在氣溫轉涼以後，就逐漸從水稻轉為小麥了。而且就在西漢中後期，西漢王朝在與匈奴的戰爭中逐漸佔據上風，奪取了黃河上游地區和河西走廊等地。為了控制新取得的土地，漢朝推行了移民實邊的政策，向邊境地區大量移民。而這些中原移民的到來，自然也將中原地區的農耕方式帶到了這些地區。從遊牧轉為農耕以後，西北地區的植被髮生重大變化，自然環境發生了根本改變。氣候條件的轉變和生產方式的轉變，為沙塵暴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剩下了也就是等一場風而已。建始元年夏四月，這場風湊巧來了，於是就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場沙塵暴。

漢長城

對於西漢王朝上下而言，這場沙塵的到來並非是一種氣候現象那麼簡單。在古人的觀念中，天是最高的權威。但天又不會說話，於是天只有透過各種天象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古人認為，世間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上天就會透過各種祥瑞來給世間的帝王表達嘉獎。所謂的祥瑞包括慶雲景星、嘉禾醴泉、鳳凰翔集、麒麟郊遊等等。而如果人間的政治黑暗，百姓流離失所，上天就出災異進行警示。首先出現水旱災害，這是小警告，而如果帝王不知警醒的話，就會出現各種異端，包括地震、日蝕等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有詳細的表達，這並非是董仲舒個人的觀點，而是當時普遍的信仰。《漢書·五行志》就是根據災異理論記載了有史以來的各種災異。而建始元年四月的沙塵暴，肯定是要被重點記錄的。

在漢人看來這場沙塵肯定是有所指的。具體到建始元年，有些什麼重要的事情發生呢？就在這一年，漢成帝的舅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開始掌權，也就在這一年，漢成帝又封舅舅王崇為安成侯，封舅舅王譚等五人為關內侯。這件事在當時人們看起來顯然是不符合慣例的，當年劉邦的白馬之盟中約定“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經過了一百多年的發展，早已成為社會的共識。而如今漢成帝如此寵信外戚王氏，無功而侯者之多是前所未有的。當然是人們不願意接受的。但一般情況下，對皇帝的重大決策進行批評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一旦被皇帝認為你在妄議當今指斥乘輿，有掉腦袋的風險。而這次沙塵暴，湊巧給人們送來了保護傘。比如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人就認為出現沙塵是“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髙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

既然輿論的矛頭指向了王鳳等人，王鳳等人也不得不做出姿態上書辭讓封賞。而事實上，漢成帝受制於王鳳，根本不可能接受王鳳等人的辭讓。漢成帝下詔將這次異象歸結於自己“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甚至於在幾年後，漢成帝把所有的舅舅都封為列侯。

西漢王朝的疆域

既然如此，人們自然就將批判的矛頭對向了皇帝。西漢的儒生不像後世的儒生，他們不僅敢於言事，而且在他們的思想觀念里根本不存在著萬世一系的王朝，因而也不存在必然對某一家一姓的絕對效忠。而這次的天象在部分儒生看起來，恐怕就是天命轉移的某種跡象。不久後儒生谷永就上書皇帝：“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佔應，相為表裡，百官庶士，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正式警告皇帝，這次沙塵暴，就是你們家即將下臺的標誌。

西漢的皇帝在強調其合法性時，君權神授是一個重要的論證模式，他們以天子自居。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他們也接受災異學說，承認災異是上天對人間的批評，尤其是對帝王的批評。當然，他們能從多大程度上改正，那是另一回事。但在災異發生之後，皇帝往往會下詔內省，要求臣下進言。比如在這次沙塵發生之後，漢成帝就下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而藉機向皇帝建言，縱然皇帝不能接受，也不會立即帶來災禍。

影視作品中的漢成帝

將近四十年後，王莽憑藉著外戚王氏的根基，最終奪取了劉家政權。後來的人們更加堅信，建始元年的那次沙塵暴正是老天對王氏將興的一次警告。

再到後來，中國歷史上的沙塵暴越來越多了，人們見怪不怪，也就很少再有類似的聯想了。而且隨著人們理性觀念的提升，普遍將各種災異看成是簡單的自然現象。也不再將自然與人事之間進行機械地聯絡。相對而言，在失去了天意的保護傘之後，類似漢代儒生那樣借天象進行激烈批評時政的情況也越來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