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之於中國政權的作用：君主手中的刀子，3000年家天下的關鍵

中國傳統政治的兩大背鍋俠：宦官跟女色。而相比於女色亡國的說法多少會被人同情，宦官專權似乎是被大家一致厭惡的。

人們歷來對太監沒有好印象

但如果單純將國家敗亡的原因歸咎於宦官或者是女色，那麼就未免過於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沒有觸碰到政治問題的本質。

3000年來，宦官這一角色的本質更多的還是皇帝的家奴，是皇帝手中的刀子，同樣也是中國3000年家天下政權模式的關鍵。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宦官的定位。

宦官制度的誕生是有其必然性的，其直接跟主要目的是透過對宦官群體的閹割，來維持皇室血統的純潔性，保證宮廷出生的每一個孩子都是皇帝的後代。

在古代，造反者們往往都喜歡用君主的正統性做文章，例如陳涉吳廣起義的口號中就有“今上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這一句。

公子扶蘇反而成為反秦者的藉口

因此皇帝為了維護皇權的正統性，就要透過宦官、宮禁、起居注等等一系列的措施，來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甚至皇帝某年某日臨幸了哪個妃子，皇子什麼時候出生、當時身邊有多少人、身上有什麼標記，都要詳細的記錄下來，乃至我們今天仍舊可以讀到。

某種程度上來講，宦官制度是天下人對天下共主的共同要求跟選擇，其形式上的意義遠遠大於實際。

另外，在私有制社會里，男性之間最重要的競爭是生殖權力的競爭，當男性主動放棄生殖權力去侍奉皇帝時，這在君王看來已經是最能表示忠心的行為了。

這裡要提一個人，他叫做豎刁，是春秋五霸齊桓公的手下。當初管仲臨終前提醒齊桓公小心豎刁，但是豎刁閹割了自己來侍奉君王，獲得了齊桓公的信任。

春秋五霸的齊桓公最後被豎刁活活氣死

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

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邪？”

某種程度上來講，齊桓公看待豎刁的態度就基本等同於皇帝看待宦官的態度。

在這裡我們要強調的一個點是，中國古代一直是家天下、家天下、家天下的模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是天下的最高統治者跟所有者，但是除了主動放棄生殖權力的宦官之外，其餘的無論是文臣還是武將，他們仍舊代表著自己家族或者某一階層的利益，與皇帝還存在著競爭關係。

魏晉唐初之前，皇帝實際上是與貴族共治天下，而宋代以後，則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唐代隋不過是關隴貴族將利益代理人由楊姓換成了李姓，即便到了宋明，士大夫代表的也是背後大地主階層的利益，與皇帝仍舊存在著利益上的衝突。

新皇帝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訴求，霍光老爺子直接換一個

如果將國家看作一個公司，那麼皇帝就是公司的董事長，其餘朝臣雖然是公司的股東，但是他們的想法有但不僅限於謀反自己做老大、另起爐灶單幹、侵吞公司資產等等，而宦官則相當於皇帝的秘書跟司機，即便有人巴結送禮給他，但他的權力只來源於皇帝，是狐假虎威。

宦官的定位是皇帝的家奴，是與外戚、宗室、權臣等爭權奪利的工具，同樣也是皇帝的替罪羊跟背鍋俠。

宦官所做的一切都是皇帝授意或是默許的，至於宦官專權所導致的朝政混亂，基於的點也都是皇帝想要利用宦官去解決問題。

中國自始皇帝開始就是君主集權制國家，其兩大矛盾：一是君權與相權，二是中央與地方。

宦官就是皇帝去處理這些問題的工具。

太監的所作所為大多來自皇帝的默許跟授意

宦官為禍最為嚴重的三個朝代是東漢、唐跟明，我們這裡也只以這三朝為例進行分析。

首先，漢代是直到東漢和帝時代，皇帝才主動將宦官用於君權內部君主跟外戚的鬥爭。看似東漢是因為宦官外戚爭鬥，清洗掉了朝廷內部的相權，各地烽煙四起，這才滅亡。

而實際上，東漢最大的問題是地方與中央的衝突。

光武帝時期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就相當於豪強大族聯合執政體，而東漢末年宦官跟外戚人腦子打出狗腦子的時候，各地的世家大族都在忙著大肆兼併土地。當董卓趁機而入京師時，才能眨眼間就拉出18路諸侯聯軍來。

被宦官跟外戚把持的中央政府實際已經喪失了對地方的統治力

而所謂的宦官專政專政的也就是京畿附近的那一畝三分地，他就是想專權別處他也專不動啊。

至於唐代，看似是宦官為禍最為嚴重的朝代，宦官隨意廢立皇帝，但實際上宦官的專權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嚴重。

唐代宦官跟天子仍舊是家主跟奴隸的關係，宦官廢立皇帝的事件只不過是家奴參與主子的家庭糾紛，類似於世家大族裡的奴婢提主子爭奪產業，縱使有僕強凌主的事件發生，但家奴不可能謀奪的了主家的產業。

宦官沒有任何篡奪皇權的可能，即便他的權勢大到可以把持朝政，其本質仍舊是藉著皇權的皮來狐假虎威，其命運在某種程度上來講仍舊被皇帝所掌握。

氣焰再盛的宦官仍舊是皇帝的奴才

例如在唐文宗時連宰相也可以隨意誅殺的仇士良，到唐武宗時期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削官罰沒其家，且他曾向其他宦官傳授經驗時曾說：

“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球獵聲色蠱其心，極奢靡，使悅不知息，則少斥經術，暗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慾焉往哉！”《新唐書·仇士良傳》

可見宦官對於皇帝仍是隻敢愚弄而不敢欺壓。

而唐朝皇帝之所以要重用宦官，一方面是用於皇權內部跟外戚進行帝位的爭奪，另一方面則是唐末藩鎮割據，皇帝需要收攏兵權，由自己的親信（宦官）執掌中央禁軍（神策軍）。

而明清時期，中央君主專制集權到達巔峰，相權與地方實權派全部萎縮，按照道理皇帝對宦官的依賴性應該減少，但反而權閹的氣焰在明朝也達到了頂峰。

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王振、汪直、劉瑾跟魏忠賢四人，專權於朝，作威作福。

魏忠賢

這一方面是因為宦官是依附於皇權伴生的群體，皇權興而宦官強， 另一方面則是相權缺失所造成的影響。

中國曆代皇帝都致力於削弱相權，至於明朝終於實現這一目標，設立內閣以替代宰相，文官集團失去首腦領袖。

而虛化文官集團的領袖雖然讓文官變成一團三散沙，但其個體零散的對皇權的侵奪反而更加肆無忌憚。文官們可以肆意的對皇帝的道德行為進行指責，但是皇帝卻找不到與文官集團溝通聯絡的橋樑甚至是殺雞儆猴的靶子。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廠衛制度應運而生。

當皇帝終於受夠了與文官無休止的爭鬥之後，宦官這條惡犬又被皇帝放了出來，對所有敢於蔑視皇權的存在又叫又咬，把文官整的死去活來，皇帝沒法做的髒事、破事、拉不下臉面的事，都由宦官去做，而這一過程中宦官的所作所為都是皇帝默許的，種種對朝政的禍亂也在皇帝的心理承受範圍之內。

廠衛的酷烈是皇帝放任的結果

某種程度上來講，宦官才是跟皇帝最為親密的人，是真正的主辱臣死、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崇禎選擇親文臣而遠宦官，雖然看似是賢明的選擇，卻未必符合他作為皇帝的利益。

最後總結，宦官群體雖然對朝政危害極大，但其作為皇帝的家奴跟手中的刀子，是中國3000年家天下的關鍵，對皇帝的作用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