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遺詔之謎引出的思考

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明成祖朱棣在第五次北征回師途中，病逝於榆木川。

在古代，一般而言，皇帝去世前都會留下傳位遺詔，指定皇位繼承人，即使在已經冊立皇太子的情況下，太子即皇帝位也需要傳位遺詔，以增強合法性和正統性。

傳位遺詔一般由皇帝臨終前口授，顧命大臣起草，經太子或即位者同意後，頒佈天下，告示全國。

但是明仁宗朱高熾即位前卻沒有公佈朱棣的遺詔。

朱高熾即位前，跟隨朱棣最後一次北征的內閣大臣楊榮傳達了朱棣傳位於皇太子的口頭命令，即遺命。

學者經過分析認為，朱棣可能沒留下傳位遺言或者遺言對太子不利，為了確保太子順利即位，防止朱高煦奪位，楊榮等人編造了朱棣的傳位遺命。

楊榮等人之所以鼎力支援太子朱高熾即位，或許是不想重複儒臣在永樂年間的遭遇。

朱高煦驍勇善戰，在靖難之役中戰功赫赫，性格比較強勢，很像朱棣。

朱棣以藩王身份奪得皇位後，對待文臣、武將的態度相差懸殊，對武將往往網開一面，儘量拉攏未曾捲入“靖難”之役的武將，就算曾帶兵與燕軍交戰的武將，朱棣也不急於清除，在最初列出的四十四位“奸臣”中，只有盧振、廖鏞、宋忠三人為武將，其餘都是左班文臣。

終日接受儒臣教育的建文帝完全採用理學家的辦法處理朝政，卻在“靖難”之役中落敗，朱棣必然會從中吸取教訓。

江西按察使周觀政曾向朱棣提出不必完全採用儒學理論，他擔心被儒臣知道後遭到指責，請求不公佈他的上書內容，朱棣看過之後只是說周觀政是怪人，卻並未怪罪，這或許也是朱棣的一種表態。

朱季友是饒州鄱陽的一位教書先生，他著書立說批評儒道，被謝縉、李至剛等人知道後，儒臣們強烈要求法辦朱季友，朱棣只得明確表態，朱季友被押回鄉里，被杖責一百，其所著文字被全部銷燬，而且從此不許他稱儒教學。

朱棣的親信謀臣姚廣孝寫了一本《道餘錄》，摘錄程朱語錄並加以駁斥。姚廣孝去世後，儒士張洪，到處蒐集這本書，然後焚燬。姚廣孝的觀點或許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朱棣對儒學的看法。

朱棣先後讓謝縉、姚廣孝主持編纂的《永樂大典》，內容涵蓋天文地理、經史子集、醫學、農學、戲劇、工藝、釋藏道經等，這或許從一個側面說明朱棣對各種知識相容幷包的態度。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率軍進入京師，楊榮等人迎附。

朱棣登基後，從翰林院挑選楊榮、楊士奇、謝縉、胡廣、金幼孜、胡儼、黃淮七人入直文淵閣，即內閣。

楊榮是最受朱棣信任的內閣大臣，朱棣每次北征都讓楊榮隨行。楊榮很善於和皇帝溝通，朱棣和大臣商量政務難以決斷時，有時會摟不住火，發脾氣，而楊榮巧妙勸解，往往能讓朱棣怒氣消散。

朱棣特別看重楊榮，在楊榮受到同僚排擠時，還會有意保護楊榮，不過謝縉、黃淮等內閣大臣則沒有這麼好的運氣。

洪武八年，朱棣第一次北征期間，謝縉不顧規定單獨去見太子，被朱高煦趁機告了一狀，朱棣一怒之下，下令將謝縉關入錦衣衛詔獄。

永樂十三年，在朱棣的授意下，謝縉被處死。

永樂十二年，朱棣第二次北征回師，太子派使者前去迎接，可是朱棣回到北京後不久認為，太子所派的使者迎接晚了，而且賀詞欠妥，於是下令捉拿太子的輔佐官員，蹇義、楊士奇、楊溥、黃淮、金問等人被捕，不久，吏部尚書蹇義被釋放，後來楊士奇也被放了出來，而楊溥、黃淮、金問則被關了十年，直至朱高熾即位才被放了出來。

永樂二十年，蹇義因為一些事情被關押起來，第二年春天被釋放。

朱棣最後一次北征前，問夏原吉邊境糧食的儲存情況，夏原吉回答：不夠大軍出征，並且極力勸阻朱棣北征。後來，朱棣雷霆震怒，打算處死夏原吉，幸虧楊榮和朱瞻基等人的及時勸解，夏原吉被關入獄中。

楊榮是朱棣身邊的近臣，也在詹事府兼職，朱高熾一向對他禮待有加，而且要求皇孫要對楊榮有禮貌，因此楊榮和朱高熾的關係不錯。

此外，在楊榮年輕時，夏原吉曾對他有推薦之恩，在設法營救夏原吉的過程中，楊榮與朱高熾、朱瞻基之間的關係可能有了一定提升。

再者，對朱棣而言，內閣成員更多地只是高階文秘，並非所有的決策都諮詢他們的意見，而且如果內閣成員提了朱棣不想聽的意見，後果可能很嚴重，比如謝縉曾勸說朱棣別太縱容朱高煦。

而朱高熾則受儒臣的影響比較大，與輔佐他監國的儒臣關係密切，他們的理念幾乎一致，這些儒臣輔助他決策，幫助他處理重要的政務，朱高熾對儒臣更加信任、倚重，向儒臣分權更多，儒臣在朝政處理中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從而實際地位也大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