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塵暴的另一端，資本正加緊啃噬草原

圖片來源：網路

作者：陳祥軍，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文化縱橫——致力於中國文化重建和價值重生

阿爾泰的夏牧場是奶，冬窩子（冬牧場）是油；阿爾泰的窪處有魚，高處有野羊。

這是整個阿爾泰山牧區的哈薩克牧民婦孺皆知的一句諺語。這句諺語也是自古以來生活在這裡的遊牧部族與自然環境長期互動的經驗總結。至今為止，

隨季節更替移動的放牧方式仍然是這一區域哈薩克人主要的生計

。如今，雖然他們生存的自然環境、使用的生產工具、居住的建築結構以及日常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大部分牧民依舊常年執著地遊牧於阿爾泰山與準噶爾盆地之間。

近二十年來伴隨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各種資本也步入草原展開資源的角逐，作為草原主體的牧民在親歷這些急速變化後發現，“遊牧”仍然是最有保障和最安全的生計方式，並尊奉著“

手裡有牲畜，心裡才踏實

”的信條。這種信念促使他們抵禦各種外來誘惑，年復一年地沿著古老的牧道遷徙在草原上。

因此，本文基於阿爾泰山牧區長時間的田野調查，透過展現草原主體哈薩克牧民的生產生活及其生存環境，並從哈薩克遊牧文化核心的“生態觀”入手，探討其中的現實意義、文化內涵及其與草原生態的關係，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究草原生態變化的深層次原因以及保持草原牧區人文與自然生態平衡的一些思考。

01.

遊牧生態觀的變化：草原神聖性的消退

伴隨工業化、定居化、市場化及城市化的發展，草原逐漸成為牧民攫取資源的物件，其神聖性在不斷消退。

這在實踐中表現為遊牧生態觀的變化。按常理來說，生態觀一旦發生變化，則必然會對草原環境產生影響。然而，這一變化過程比較緩慢，我們只能從牧民對牲畜及水草態度的變化中對其進行觀察。換言之，生態觀的變化意味著其環境行為（獲取和對待自然資源的行為方式）發生變化，後者受到前者的指引。所以，透過環境行為的變化可以間接獲知生態觀的變化。

引發生態觀發生變化的因素很多，但主要還是來自經濟層面。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牲畜和草場的私有化、市場化，牧民與牲畜、草場的關係發生了變化。“金錢”在連線牧民與牲畜的關係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草場也從集體共有轉變為牧民私有，即草場被劃分為無數塊具有清晰邊界和權利所屬的土地。

越來越多的牧民丟棄了“估量草場而養牲畜，看河流而植樹造林”的傳統規約。

在此背景下，傳統哈薩克社會賦予自然的神聖性在不斷減弱。在實踐中表現為牧民對動植物所賦予的情感與態度逐漸發生了變化。本來牲畜在哈薩克社會一直被牧民作為最親近的成員，不僅為其提供衣食住行的大部分所需，而且還具有感應自然變化的敏銳性，因此，牲畜在牧民心中處於重要地位。如今，牧民（尤其是中青年）與牲畜的關係已發生變化，至少他們沒有像老人們那樣仔細耐心地觀察牲畜的細微變化。很多人認為這些經驗性知識已經過時。

他們關注的重點已轉移到如何最大化地利用牧草資源來提高收入等經濟層面。牧民與牲畜及草原的關係逐漸為單一的經濟關係所主導。

牧民對待周圍動植物態度的變化，還表現在牲畜數量及畜種結構與草場承載力的失衡。過去放牧經驗豐富的老人可根據草場情況估算出載畜量，而現在的牧民缺乏這些經驗性知識。因為原來牧民與牲畜及水草的情感已經被簡單的經濟關係所主導。近30多年來，一些牧民為增加經濟收入，只顧追求牲畜數量的增長，往往忽視草場的承載能力。不同畜種的結構比例也不再依據草場型別、天氣情況、牲畜選育等條件，而是被市場需求所左右。例如，20世紀90年代末，市場上山羊絨的價格很高，一些牧民無視草場承載力，大量增加山羊數量，這也成為後來草場退化的因素之一。

日常生活中一些牧民也已不在乎傳統民間禁忌，開始肆意砍伐樹木。

按以往的民間禁忌，牧民一般不會隨便砍伐樹木，他們知道這些樹木對保持水土起著重要作用。老人對周圍自然環境的態度並沒有發生多大變化，中青年人的態度變化較大，尤其是一些待業在家的年輕人既不願意放牧，又對遊牧知識知之甚少。因此，有些老人不得不又拿起馬鞭。特別是隨著草原生態環境不斷退化，牲畜數量不斷減少，生活水平也在下降，越來越多的老人意識到只有遊牧才是哈薩克人最安全、最有保障的生計方式。

此外，傳統原生性宗教的威懾力也在弱化。

哈薩克社會原有的薩滿信仰對草原生態環境起著一定的保護作用，如不能隨意拔草、砍伐樹木，嚴禁往水裡倒汙物等。

這些禁忌後來成為哈薩克社會約定俗成的“習慣法”，其中包含著一系列嚴格保護水草和對破壞水草的人進行懲罰的措施。在他們的信仰觀念裡，破壞草原、森林、植被、動物等生靈的人都被認為一定會遭受神靈的懲罰。

然而，隨著遊牧生計方式的變化（從遊牧到定居），原有的宗教禁忌對遊牧民的影響力也在不斷減弱。阿爾泰山牧區先後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的定居過程。最早是在20世紀60年代，定居牧民大都是被下放至河谷地帶進行墾荒改造的氏族首領及牧主（相當於農區地主）。第二次大規模定居是自20世紀80年代末啟動，但一直進展緩慢。先前定居的牧民現在大部分以農業為主，兼營牧業。後定居的牧民並沒有完全放棄遊牧，只是擁有了一個相對固定的居所。定居後的牧民，尤其定居時間較久已經成為農民身份的哈薩克人，其對待水草的態度變化較大。例如，當筆者給定居農民講牧區老人的古樺樹故事，他們會認為那是迷信，沒人還會相信因砍伐樺樹而遭報應的事。這表明，民間禁忌對生計轉型之後的哈薩克農民逐漸失去了約束作用。

可見，從遊牧到定居的生計轉型削弱了遊牧民與牲畜、水草之間原有的親密關係。

所以，在實踐中定居牧民違反宗教禁忌的行為不斷髮生，其帶來的後果是草原環境發生了變化。最明顯的事例是牧民定居點的生態環境退化嚴重。

20世紀50年代之前，作為春秋牧場的烏倫古河河谷林木繁茂，牧民形容當時林密草深，牛鑽進去都看不到。到20世紀80年代末，河谷林依舊非常茂密。

但後來，隨著定居牧民人口的增加，燒茶做飯、修建棚圈都需要林木。

一些牧民為了生存也不得不違背習慣法而去砍伐樹木。短短三十多年，定居點的生態環境迅速惡化，表明牧民對周圍自然環境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這其中也與薩滿信仰在牧民心中的弱化有密切關係。過去，當砍伐樹木、破壞草場、傷害野生動物等行為發生後牧民會有一種負罪感，並認為得罪了這些神靈會給自己帶來災難。但現在年輕人基本不太相信老人們的這些教誨，所以破壞草場、林木的行為時有發生。

02.

一個不爭的事實：草原在退化

在牧民眼裡，草原生態的退化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老人們形象地說：“過去，阿克達拉春秋牧場（荒漠草原）牧草非常茂盛。羊群鑽進去都找不到，而現在一隻老鼠都可以看見。” 可見，草原退化已很嚴重。而

環境變化往往滯後於觀念變化的速度

，從生態學上來講，草原生態系統內部不同群落的演替有其自身規律，時間有長有短，短則一兩年，長則幾十年至幾百年不等。但在人類行為干預下，群落演替所經歷的時間會大大縮短。

在生態極其脆弱乾旱區草原，群落演替速度縮短的後果就是草原退化。

烏倫古河流域是當地草原環境變化的風向標，也是阻擋草原沙漠化的一道綠色屏障。因此，該區域可作為窺視整個阿爾泰山草原環境變化過程的一面鏡子。

在“重農輕牧、牧業落後論”觀念以及“牧民不吃虧心糧”等宣傳口號引導下，牧區從上到下掀起墾荒運動。據老人們講，這之前烏倫古河流域的環境面貌常用一句俗語來形容：“林子密的連狗都鑽不過去”。這場農業開發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初，在近30年的時間內烏倫古河流域及其沿岸牧場的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受當時水利設施和生產工具所限，開墾農田的速度、面積及地理位置很有限。但作為河谷中對草原沙漠化起保護作用的河谷林、沼澤、溼地等生態系統已開始受損。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在草畜雙承包制度進入牧區後，草原環境面臨著更多的壓力與威脅。

草場私有後，原有的草原習慣法對牧民行為的約束非常有限，例如有的牧民開始開墾天然草場，種植玉米。

老人們認為，草地是有靈魂的，按照習俗亂挖草地會惹怒神靈，會造報應的。但現在老人們一講這些因果報應就會招來質疑。代代傳承的經驗性知識逐漸被現代科學知識所替代。

經過30年的實踐，人們發現以草場承包為標誌的現代草原管理制度忽視了傳統遊牧生態知識，忽視了地方自然多樣性及氣候多變性的特點。學術界越來越多的學者也發現草原生態失衡與草畜雙承包政策有直接關聯。進入新世紀，草原環境除了面臨農業擴張和牧民定居的壓力外，又增添了新的問題。

一是地方的發展重心由過去“以牧為主”轉變為以“以礦為主”；二是旅遊及各種商業開發對部分牧場和轉場牧道的環境也帶來一定影響。

此外，隨著現代技術裝置的大量引入，新開墾的農田開始從河谷向兩岸的荒漠草場延伸。

在以上這些人類行為活動的作用下，

烏倫古河自1984年以來，斷流的次數越來越多，時間也越來越長。

2008年的一次斷流，其距離是當地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整個烏倫古河流域越往下游，河谷生境越荒涼。很難見到以往“喜鵲滿天飛”的景象。筆者曾經沿著烏倫古河流域牧民定居點調查，大約100多公里的距離內只碰見過一次喜鵲，而依靠河谷林為食的河狸一次也沒有遇到。喜鵲和河狸是烏倫古河生態環境“晴雨表”，其數量的減少或消失意味著這個區域生態環境已經面臨嚴重危機。

定居在河谷的牧民更是見證了河谷生態環境的變化。烏倫古河恰庫爾圖村的巴臺老人講，近幾年比較好的天然草場2畝才可以打一馬車草，不好的天然草場大概5畝才能打一馬車草。20世紀80年代，1畝就可以打一馬車草，產草量下降了50%。牧民拉因拜老人家有20畝天然草場。20世紀90年代之前，這塊草場可以打30馬車的草。2008年時，他只打了10馬車草，產草量下降了33%。這兩戶牧民相同面積的天然草場與過去相比，產草量都下降了，其原因主要還是農牧業的開墾致使涵養水土、調節河谷生態平衡的河谷林消失所致。

更令人擔憂的是，原有遊牧生態觀引導下的鄉規民約及傳統文化的約束機制都發生了變化，尤其在阻止破壞草原生態行為的方面失去了原有的調節或社會控制力量，由此所引發的草原生態退化不可避免。

03.

引發草原退化的多重力量：承包、市場、墾荒

阿爾泰山牧區的草場大都也呈現急劇退化趨勢，尤其是春秋草場退化最為嚴重。

草場退化直接影響到牧民的日常生產生活，也是導致牧民貧困的原因之一。

為此，筆者經過對基層幹部、牧民及退休幹部等的大量訪談和實地調查，初步認為引發草場退化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草畜承包制、持續的農業開墾、資本市場執行下的自然資源開發。

首先是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延續至今的草畜承包制，導致放牧草場固定化和破碎化，限制了牲畜移動的空間，這成為後來草場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草場的固定化針對個體牧戶來說，是單位面積內人-草-畜的分離以及牲畜移動空間距離的縮小。固定的草場界限使政府也失去了在災年進行機動調節牧草資源分配的權力。

草場邊界的固定化使原有人-草-畜的動態平衡被打破，而在固定化的草場內，人口與牲畜數量卻一直處於變化之中

，最終可能由於牲畜數量的增加會造成草場退化，這也為牧民間草場糾紛埋下隱患。可見，草場承包恰恰忽視了當地自然氣候多樣性、多變性的特點，以及遊牧生產中的互助性特點，因此經過近40年的實踐後，當地基層幹部及部分牧民認為草原環境退化與草場承包有直接關係。

其次，持續不斷的過度墾荒也是當地草場退化的原因之一。

哈薩克牧民的春秋牧場基本都被開墾為農田。額爾齊斯河和烏倫古河河谷地帶在過去都是牧民的春秋牧場或冬季牧場，現在大部分平坦的地方都被開墾為農田。例如，富蘊縣在1953年之前基本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農業，只有一些生活貧困的牧戶會兼種一點耕地。牧民既不除草也不澆水，一切聽天由命。所以1949年統計的耕地面積只有1200畝。真正的農業墾荒開始於1953年，此後農業開墾的面積逐年增加，到2008年已達30。56萬畝。比1949年增加了約255倍，其中還不包括那些撂荒、沙化、非法墾荒的土地。這些開墾的耕地基本都是牧民的春秋草場。

由於春秋牧場的急劇縮小，牧民在其他牧場停留的時間就比較長，所以致使夏季和冬季牧場逐漸退化。同時，過度開墾致使春秋牧場的水位不斷下降，地下水位也從過去的幾十米下降到現在的200多米。春秋草場、溼地面積都在急劇萎縮。牧民也普遍反映，近年來沙塵暴的次數及持續的時間都在增加，尤其是春秋兩季最為嚴重。

第三，資本市場執行下的各類自然資源開發是近年來導致草場急劇退化的重要原因。

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商品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遊牧社會的變化速度在不斷加快。草原上由於市場經濟的引入，遊牧民所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包括草場、水資源、牲畜、野生動物等）都被賦予了“資本”的概念，即在市場體系下，凡是進入這一體系中的所有元素都賦予了“資本”概念。原有人-草-畜之間的“生存性”關係逐漸被“競爭性”關係所取代，具體的變化是飼養牲畜由過去只是為滿足生存為目的，而現在是為了獲取更多利潤為目的。作為牧民唯一收入來源的牲畜，它所賴以生存的基礎是草原。在市場經濟中，草原也被作為一種土地資源賦予了“資本”價值，佔領更多更好的草原也就成為牧民的訴求。

現實中，人們往往忽視市場經濟體系對草原生態的影響。

如今草原已經成為了一種自然資本（natural capital），來自遊牧社會之外的力量也開始以各種理由開發草原。

草原雖然是一種可再生資源，但持續的開採如果超過自然再生的速度就會把潛在的可再生資源變成不可再生的資源，由此所引發的草原生態環境退化則不可避免。

進入新世紀後，當地政府對外大力開展招商引資，各種資本進入草原展開自然資源的開發角逐。這些開發活動不但破壞了草原環境，而且還引發了牧民維權等社會問題。此外，在夏季牧場亂挖中草藥的情況也比較嚴重，對草場的破壞力度很大。當地還發生過牧民為阻止外來亂挖草藥的人而被他們打傷的事件。可見，市場體系背後的競爭性原則，除了造成牧民處於更加不利的位置外，也使牧區社會失去了制衡或約束破壞草原生態行為的力量。

04.

保持草原牧區人文與自然生態平衡的思考

第一，尊重草原畜牧業發展的客觀規律。

牧民的生活資料幾乎完全依靠周圍的自然資源。遊牧生態系統正是透過牲畜在人與草之間建立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以植物甚至野生動物為基礎，以牲畜為中介，以遊牧民為最高消費等級。

因此，四季移動的遊牧生計方式也是一種可持續生計方式。牧民們不同的季節在不同的牧場，這樣既可以有效利用天然草場，又可緩解定居後多餘勞動力就業的壓力。同時，

四季遊牧使不同草場有休養生息的時間，不會使草場出現過度放牧的現象，這才是有效防止草原退化的根本。

在阿爾泰山牧區現在有些地方的遊牧不分季節，一些牧場主打著發展“現代畜牧業”的名義，趁著其他牧民去夏季牧場放牧的時機，在沿河、沿山地帶的春秋牧場放牧，進而造成部分春秋牧場荒漠化嚴重。

第二，尊重牧民的生計方式與傳統文化。

遊牧生活中有很多與周圍環境和諧相處的生態知識、習俗及禁忌，如：不要砍伐單獨生長的樹，不然你會過一生的單身生活；不要傷害貓頭鷹，否則你就會失去良辰吉日；不能汙染河水等。這些諺語和禁忌是長期遊牧生活的積累，他們重視保護與自己息息相關的生態環境。這些傳統遊牧習俗規範著人們的日常行為活動，協調著人與自然的關係。

一旦遊牧生計方式發生變化，那麼與之相適應的遊牧文化及其認知體系也會逐漸發生變化。

尤其是年輕的一代，逐漸遺忘了那些傳統的地方性生態知識。作為哈薩克遊牧社會中游牧文化的傳承者，老人權威開始下降，同齡人之間的相互間影響在不斷上升。

第三，樹立民族自身再生能力和參與意識。

近年來牧區開始走向定居化、城鎮（城市）化運動，在這個過程中，當地的哈薩克牧民是否具有參與意識，包括他們的傳統文化是否與之有何聯絡。實際上，哈薩克牧民在多種力量、多種因素及生計轉型困境影響下，他們幾乎沒有自身的再生能力。當那些脫離民族自身根基與土壤的行動越來越多時，又造成民族文化的斷裂，其自身的再生能力失去了依靠。

一個地方的發展，首先要討論它的自立以及自身的再生能力。

在當前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在推進牧區社會變化的過程中，我們應從牧民本身的適應能力和承受能力來考慮並推進這種變化。

05.

結語

阿爾泰山牧區的生態危機，關鍵在於我們對待自然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即我們的文化價值觀由“敬畏和尊重自然”轉變為“征服自然”。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文化價值觀伴隨著資本市場強力進入草原牧區之後，作為哈薩克社會核心思想的“遊牧生態觀”逐漸被消解。那些有利於維繫人-草-畜關係的各種禁忌與信仰逐漸被瓦解，自然的神聖性也不復存在，破壞草原環境的行為逐漸頻發成為必然。

從世界範圍來看，近半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地的牧區社會都經歷了一個快速現代化的發展過程，各國都投入了數以萬計的資金、技術、裝置來救助和發展遊牧經濟，但並沒有解決牧區及牧民的生活困境與草原環境問題。

基於此，本文並不是堅持遊牧的方式一定不能改變，而是試圖讓人們重新正確認識遊牧生態觀及其文化知識體系的價值。

文章中那些哈薩克牧民有關動植物等自然世界的故事、諺語、傳說及禁忌等原生性信仰，其背後承載的是他們千百年來積累的生態智慧、地方性知識及牧民的生活邏輯。重新認識遊牧生態觀，也是重新審視遊牧文化，作為最親近自然的遊牧民所持有的人與自然相互依存及平等的生態觀，對於如今生活在鋼筋水泥叢林中的人們，以及越來越多人為引發的生態環境都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