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倒車的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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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炒注：

改革是一條不歸路，就跟愛情一樣，除了進行到底沒有其他選擇。

19世紀80年代，俄國有兩位沙皇，一位是政治沙皇——俄國皇帝亞歷山大三世，一位是文學沙皇——俄國公知列夫·托爾斯泰。

前者將國家引向倒退，被稱為“改革的反對者”；後者以思想照亮國家，被稱為“俄國的鏡子”。托爾斯泰是貴族出身，本與沙皇穿一條褲子，但兩人的關係可以用亞歷山大三世的一句話來表達：

“我想將托爾斯泰流放到索洛韋茨基（北極圈的海島），可是我不願意引起公眾的注意。”

他很想打壓這個老公知，但越是打壓，後者就越是受到歡迎！

1

大貴族

托爾斯泰的莊園叫“雅斯納亞·波良納”，意為“明媚的林中空地”，位於莫斯科西南200公里的圖拉，如今成為圖拉的旅遊打卡勝地。這座莊園佔地面積6000多畝（400公頃，相當於長2公里、寬2公里），擁有300匹馬和2千農奴，裡面有很多的村莊，有原始森林，還有一條天然的河流流過。

以至於很多中國作家去參觀後，往往會做這樣的感慨：“我要是有這座莊園，我也可以寫出《戰爭與和平》。”

很顯然，沙俄貴族的富裕程度實際上是超出我們現在人的想象的。

托爾斯泰出生於1828年，當時的沙俄就是這樣的一個個莊園構成的。貴族是世襲的，壟斷軍界和政界的職位，農奴一輩子做牛做馬，連基本的人身自由也沒有，可以用來抵押和買賣，被稱為“會走路的財產”。

可以說，沙俄就是被以沙皇為首的幾十萬貴族統治著，沙俄就是這些貴族的私有財產。

這些貴族大多是紈絝子弟。托爾斯泰14歲就開始嫖妓，18歲開始沉迷賭博，在學校也不好好上課，舞會夜宴笙歌不斷，早早輟學後就欠下鉅額賭債，求二哥給他寄3500盧布償還債務，第一次償還賭債就賣掉了莊園的一片樺樹林，價值1200盧布，當時一個馬車伕的月工資是10盧布。

在以前，沙俄貴族對自己的這種生活是心安理得的，天命所歸，本該如此，隨著19世紀歐洲自由平等理念的傳播，一些貴族開始認為自己的所得是不道德的。托爾斯泰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回到家裡坐在餐桌前，兩個穿燕尾服的男僕侍候著我吃飯，我感到我有罪。不僅有罪，甚至我覺得自己是幫兇。”

這部分覺醒的精英，構成了沙俄改革的源動力。

早在1825年，托爾斯泰還沒出生時，沙俄就爆發了“十二月黨起義”，起義者就是要求改革的貴族精英，只是很快被沙皇鎮壓了。

而當托爾斯泰在1856年主動解放農奴時，無論托爾斯泰怎麼解釋，莊園裡的農奴們就是不相信。托爾斯泰大為失望，他在日記中寫道：“他們不想要自由”，“他們的固執使我生氣，我好不容易才壓住自己的怒火”。

可見，

社會變革只能是精英來推動，底層百姓的封閉保守無法來擔當這個責任

。你們願意用暴力殺死莊園主，以此洩憤，但給他們自由時卻不敢要。

1854年，英法聯軍與沙俄爆發克里米亞戰爭，26歲的托爾斯泰自願參軍，奔赴塞瓦斯托波爾的圍城戰。他放棄養尊處優的生活，將自己置身於炮火硝煙的最前線，是因為吊兒郎當的他還相信，沙俄能打贏這場戰爭，自己能贏得個人榮譽。

1815年拿破崙戰爭之後，歐洲建立維也納體系，沙俄成為歐洲的支配力量，軍隊馳騁歐洲大地，威風凜凜，贏得了“

歐洲憲兵

”的稱號。然而，西歐敞開懷抱擁抱工業革命，專制沙俄卻躺在地大物博的功勞簿裡吃老本，對國家的落後毫無知覺。

開戰前，沙皇尼古拉一世寫信給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1854年的俄國仍然像1812年那樣強大。”

結果戰爭一邊倒，沙俄被虐殺，傷亡50多萬人，尼古拉一世無法接受潰敗的命運，服毒自盡。

克里米亞戰爭成為了沙俄的“鴉片戰爭”。

1856年，失望透頂的托爾斯泰以中尉的身份退役，隻身前往西歐遊歷，親眼見到了西歐的工業化繁榮，沙俄卻是遍地農奴，他強烈地感受到：祖國太落後了。

他回到自己的莊園裡搞改革試驗，興辦農民子弟學校，試圖解放農民。

無論是托爾斯泰，還是沙俄其他貴族，還是新任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都意識到：

再不改革，政府就要倒臺了。

1861年，沙俄宣佈廢除農奴制，實行漸進式的自由化改革，國家迎來新氣象。

1862年，34的托爾斯泰迎娶18歲的索菲亞，索菲亞是沙皇御醫的女兒，在亞歷山大二世去世之前，托爾斯泰寸步不離莊園，就幹兩件事：

生孩子、寫作。

他們一共生育了13個孩子，托爾斯泰寫出了傳世名作《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

怎樣讓一個不靠譜的男人變得靠譜？托爾斯泰已經告訴了答案，就是讓他結婚生子吧。

托爾斯泰在自己的莊園享受生活的同時，亞歷山大三世也在皇宮裡享受生活。1845年出生的他是亞歷山大二世的次子，沒有當皇儲的壓力，生活十分悠然自得。 他的愛好也是兩件事：

拍照、飆車。

他拍的不是風景照，而是玩搞怪的自拍。那個時候還沒有汽車，他坐的是新鮮事物——火車，在19世紀坐火車比現在坐飛機頭等艙還要拉風得多，亞歷山大三世經常帶著兄弟朋友，吃著火鍋唱著歌，坐上滿速行駛的火車，爽得不得了。

後來他也栽在愛車的這個興趣上，火車脫軌差點被暗殺，暗殺者就有列寧的哥哥。

托爾斯泰和亞歷山大三世的這段難得的生活平靜期，也是沙俄科藝的爆發期。三大文學巨匠：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絕大多數代表性作品就誕生在這個時期。大家熟悉的門捷列夫，1869年創立元素週期表。還有巴甫洛夫，80年代發現了神經反射現象，因此獲得了1904年的諾貝爾獎。

1861年農奴制改革以來，沙俄的科學藝術成就十分奪目，也成為俄國現代化的主要源頭。這些成就為什麼集中出現在這個時候？

因為亞歷山大二世不僅廢除了農奴制，還擴大地方自治權力，放鬆審查制度，擴大學校自主權，這些寬鬆政策極大釋放了國家活力。

一個國家繁榮的基礎是經濟，但繁榮的標誌是科學技術成就。

亞歷山大三世時期，國家經濟比父親時期要好，但政治壓抑下的科學藝術成就落後了，後人評價時，

將亞歷山大二世作為正面教材，亞歷山大三世成了反面教材

。

托爾斯泰的這段創作高峰期，也是索菲亞的生育高峰期。她十六次懷孕，生了十三個兒女，其中五名夭折，還有三次流產，她不斷懷孕、分娩和哺乳，這種生活令她厭倦，感覺自己像繁衍的牲畜。她抱怨道：“我很累，懷孕讓我變得蠢笨，經常失眠。”

醫生也勸索菲亞不要再生育了，但托爾斯泰認為生兒育女是婦女的天職，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者借安娜嫂子多麗之口說：“避孕是不道德的行為。”小說宣揚“婦女的解放不在學校，不在議會，而在臥室”。

托爾斯泰在作品中呼籲人性的迴歸和自由的理念，但他對妻子的做法完全是背道而馳。就如同他想解放農奴，卻依然享受被農奴伺候的優渥生活。

他為沙皇的農奴制改革感到興奮，擔任圖拉省克拉皮文縣的第一區的調解人，執行一些地主和農奴之間的爭執。托爾斯泰在判決中常常會偏向農民的利益。他在給一個親信寫信時說：“調解人的工作很有趣，吸引人，不過糟糕的是，

全體貴族咬牙切齒地恨我，從各方面找我的麻煩

。地主米哈洛夫斯基四處活動，聯絡其他貴族。”托爾斯泰很快就被中央的樞密院解僱。

無論是托爾斯泰自己，還是農奴制改革本身，理想與現實呈現出明顯的衝突，這就折射出沙俄改革的兩面性和不徹底性：

改革是自由派基調，但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殘餘。

比如，最關鍵的解放農奴，給予了他們人身自由，但要用沉重的金錢代價來購買本屬於自己的土地。

沙俄確實在快速實現工業化，迅速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補課，但農民生活狀況並沒有什麼變化。

改革總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想在和平中改變社會，就得一步一步來，一代人就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有些事要交給後人來辦。

2

決裂

1881年3月的聖彼得堡，乍暖還寒的早春依然颳著刺骨的涼風。這一天的報紙標題十分吸睛，街頭巷尾都在議論紛紛。報紙上刊登了一樁謀殺，死者竟是俄國至高無上的存在——沙皇亞歷山大二世。

亞歷山大三世提前繼位。

亞歷山大三世是一個運氣不錯的人。他是亞歷山大二世的次子，本不是皇儲，但長子尼古拉在1865年墜馬而亡，皇儲自然就落到了亞歷山大三世頭上，順便娶了已跟大哥訂婚的丹麥公主（與安徒生互相欣賞）。然後就是父親的意外死亡。

所以，一個人的命運啊，當然要靠個人奮鬥，但也要考慮歷史的程序。對於皇子們而言，父親死哥哥死就是歷史的程序。亞歷山大三世不需要奮鬥，歷史的程序就足夠改變他的命運了。

當然，也改變了沙俄的命運。

亞歷山大三世在“改變”自己命運的時候，托爾斯泰正在改變自己的思想。

有一次，托爾斯泰接受詩人費特的請柬，去他的莊園裡聚餐。他知道費特很重視對女兒的教育，便問他對他家的英國家庭女教師是否滿意。費特對家庭女教師大加讚揚，說：“她建議我給我女兒一筆錢，用於慈善事業。另外，她讓我女兒把窮人的破衣裳收來，親手縫補好，再送還原主。”

“

您認為那麼做就是行善了

？”托爾斯泰突然插嘴問了一句。費特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這樣會更讓我女兒同情那些窮苦人！”托爾斯泰冷笑一下，說：“你不覺得，一個打扮得漂亮高貴的姑娘，卻去幫農奴縫補又髒又破的衣服，

很像虛偽的表演嗎

？”

托爾斯泰已經認為，這種安慰式的做法，根本改變不了農民的狀況。農民需要實質的改變，貴族需要做出實質的改革。

於是，在新沙皇繼位的這一年，托爾斯泰的思想已經發生了180度大轉彎。

他拋棄自己的貴族身份，將關注點和社會希望寄託在沙俄人民身上。

《哥薩克》的主角奧列寧是貴族青年，《戰爭與和平》的主角是洛斯托夫家族與寶康斯卡雅家族，《安娜·卡列尼娜》的主角安娜是貴族婦女，都是從貴族的角度去表達自己的價值思想。

當他在1880年寫完《懺悔錄》後，他不斷拷問自己50多年的心路歷程，陷入深深的自責：“

當我擁有奴隸時，我便意識到自己是不道德的。我試圖和與我相似的人一到擺脫這個處境

。”

他改變了自己的文藝觀，認為貴族充滿了各種罪惡，將創造重點轉向全社會的普遍問題；他也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開始厭惡貴族生活，自己從事體力活，為農民蓋房子，不再像寫《戰爭與和平》時那樣購置產業。

畫家列賓曾親眼目睹托爾斯泰在農田裡，“整整六個小時，不停用犁翻耕黑土”，列賓自己試了下耕地，“連十步都走不了，簡直是寸步難行”。於是，列賓畫了一幅《托爾斯泰在耕地》的油畫。

他將創作重點從文學本身轉向俄國大地遍佈的苦難，愈來愈關注社會，頻頻介入各種社會事件，作品中“純小說”的氣息也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社會和命運的思索。

“公知化”的托爾斯泰成為俄國文壇的旗手，以

普世救民

的宏大悲憫將人生境界和自身影響力帶到一個新高度。

托爾斯泰的這種思想鉅變，代表了沙俄貴族精英的徹底覺醒，作為既得利益者，他們完全否定了自身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深入改革、告別過去，成為他們的呼籲。

但是，當托爾斯泰拋棄貴族迴歸平民時，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做出了完全相反的改變：拋棄平民，迴歸貴族。

他終止父親的改革，加強君主專制，遏制自由化浪潮

。

他上臺的那一刻，就註定了托爾斯泰與他徹底

決裂

。

亞歷山大二世被暗殺後，六名兇手正在審判，必將被判死刑。但托爾斯泰寫信給新繼位的亞歷山大三世，勸他赦免這六名兇手，以免激起更大的仇恨。

“革命者是些什麼人呢？這是一些仇恨現行制度、認為現行制度不好、要建立更好的制度的人。不能用屠殺消滅的辦法跟他們鬥爭。

他們人數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思想。要跟他們鬥爭，必須進行思想鬥爭。他們的理想是普遍富裕、平等、自由

。為了跟他們鬥爭，必須提出這樣一種理想，這種理想應該高於他們的理想，而且包含他們理想。”

沙皇沒給托爾斯泰回信，而是吩咐人轉告托爾斯泰：如果是殺害他自己的話，他可以赦免，但對殺害他父親的人，他無權赦免。

4月2日，兇手被帶到了塞門諾夫斯基廣場，在這裡將執行絞刑。他們的脖子上綁了一個大紙牌，上面寫著“刺殺沙皇”，圍觀的人達到八萬之多。

亞歷山大三世不僅沒有赦免兇手，而且沒有帶來更好的制度，因為他的所有政策都與父親的改革針鋒相對，將俄國重新拉回了專制君主的絕對權力軌道。

3

歷史倒退

喜歡留鬍鬚的亞歷山大三世堅信，專制制度是俄國唯一可行的政府管理方式，議會制、選舉權、民主、出版物都是人類的錯誤，只能導致人們的不幸。既然命運、歷史和上帝選擇他作為俄國的沙皇，那麼自己就有義務把專制統治的力量毫無保留地傳給自己的子孫。因此，亞歷山大三世拒絕任何改革，甚至把父親的改革計劃認為是“犯罪行為”。

沙皇的統治基礎是貴族，這個時候的貴族已經出現了分化。托爾斯泰公開發表“出軌”言論：當我擁有奴隸時，我便意識到自己是不道德的，我試圖和與我相似的人一到擺脫這個處境。與托爾斯泰相似的貴族就站到了亞歷山大三世的對立面，但大部分的貴族依然是保守頑固的，思想始終停留在過去。

亞歷山大三世就堅定依靠這些保守貴族，打出“君主專制-東正教-民族主義”的統治旗號。

在沙俄待了三年的美國駐俄大使諾斯羅普，在夫人的信中提到：“我認為俄國的貴族十分奢侈和揮霍，即使一個貴族沒有多少財產，也會舉辦幾千美金的宴會。我經常詢問他們的錢是哪來的，有人告訴我說‘

政府就是他們的金礦

’。”

這座金礦的核心，就是1885年設定的貴族銀行，

專門給貴族提供長期低息的貸款

。相當於印錢給他們花。

在籌備這個銀行的過程中，改革派貴族要求這個銀行的服務物件擴大到所有富人，包括農民出身。他們還指著窗外，用動情的口吻說道：

“在你的庭院中生長著各種樹木，他們都需要平等地看待。”

沙皇沒有立即回答，看了兩封貴族請願書後，眼神突然變得堅毅起來，緩緩說出：“

陰影之下那些草木也能生長，現在是時候為幫助貴族做些事了

。”

在銀行的成立大會上，彼得堡省的一位將軍上臺大聲念著沙皇的昭告：

“在這個重大的日子，回顧貴族資產的歷史，他與俄國國家和人民不可分割……我的責任就是為他們為國家服務的高尚行為提供便利。”

沙俄是一個多民族的帝國，亞歷山大二世改革也讓東正教信仰發生了動搖，東正教不僅難以將各民族凝聚在一起，也不能團結那些只在形式上是東正教徒的人。特別是對於一些貴族而言，宗教已經不再是生活和認同的中心了。

比如托爾斯泰，已經直接懷疑東正教的教義了，1901年索性脫離了東正教。

但亞歷山大三世摒棄父親的宗教寬容，推行“一種宗教”政策，東正教會一直主張教義的神聖性與沙皇地位的神聖性，他便將東正教視作專制統治的精神力量。他不僅加強政府對教會的管理，還打擊異教徒，一上臺就屠殺猶太人，歧視天主教，並且全民普及東正教教育，十分注重意識形態的宣傳。

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進行了20年（1861-1881年），將近一代人的時間，亞歷山大三世雖然取消了大學自治權，但自知讓年輕人轉變觀念的難度，便將手伸向了孩子。

1882年，亞歷山大三世的大臣委員會就要求在學校加強神學教育。政府報告如此寫道：

“基於對信仰的忠誠，讓孩子們參加教堂祈禱和唱詩活動，幫助他們開啟充滿智慧的知識寶庫。”

沙皇直接批示：“希望教區神職人員在國民初等教育中無愧於自己的神聖稱號。”1891年，更是登峰造極：全國所有的小學一律轉為教會管理。

透過逆潮流的東正教宣傳普及，一方面壓制自由思想，一方面用過時的信仰安撫人們，讓他們自覺地安於生活，自願接受沙皇的專制統治。

有了統治基礎和意識形態大旗，沙皇再用民族主義籠絡民心。

亞歷山大三世通常被認為是俄國沙皇中的

第一位民族主義者

。他努力使俄國擺脫西方思想，認為這些思想降低了國家的身份，必須恢復俄國的“俄羅斯性”。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極力阻止引進外來思想，煽動民族主義情緒。

在《真正的民族主義：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很多人只知道一半》中我說過，民族主義的本質是國民的共同福祉。但亞歷山大三世的政策明顯偏向保守貴族，廣大沙俄人民是被忽視的犧牲品，如果民族主義無法帶來國民利益的整體保障，它就一定會走向另一個方向：

民粹主義

。

精英階層總是清醒的，不會被虛幻的理論所迷惑，但廣大平民，

由於長期的物質貧乏、教育缺失和精神匱乏，他們內心的那種報復、仇外、憤怒的情緒，是很容易被煽動出來的

。當政府去迎合和煽動他們的這種情緒時，雖然這種行為十分荒唐和危險，但能夠極大拉進政府與他們之間的心理距離。

沙俄平民聽不懂自由、自治這些概念，但你跟他們講德國是俄國的最大威脅、農奴主無能又無良，他們立馬就能亢奮起來。他們對沙皇在烏克蘭、喬治亞推行“俄羅斯化”政策感到振奮，對波蘭的叛亂感到憂心忡忡，但對沙皇設立侵害沙俄人民利益的貴族銀行充耳不聞。

當奧斯曼帝國與沙俄的關係惡化時，沙皇發表強硬講話，要求奧斯曼識趣。一大批充滿“愛國熱情”的民眾走向街頭，高呼“戰爭”，整個沙俄媒界也被民族主義衝昏頭腦，發表各種煽動性演說，人們紛紛表示自願參軍去前線。唯一潑冷水的就是托爾斯泰，不僅反對戰爭，還將自願參軍行為視作是有錢人的炮灰。

亞歷山大三世就這樣用專制主義維護貴族的利益，用民族主義維護平民的情緒，用東正教維護沙皇的思想，一種復古的絕對權力體系建立起來了。

4

公知

亞歷山大三世孜孜不倦地鞏固專制權力時，托爾斯泰對國家愈發不滿，正在經歷思想上的折磨，以致於他幾次想離家出走。

事實上，亞歷山大三世時期，沙俄正在大力發展經濟，

經濟處於有史以來的頂峰

。

沙皇認為經濟變化和政治變化是可以分開的

，深知工業化的必要性，繼承了父親大部分的經濟改革措施。

農奴制改革依然在推進，沒有廢除。作為19世紀工業化的龍頭，鐵路在他的任期內繼續膨脹，新建了8000公里的鐵路，西伯利亞大鐵路就是亞歷山大三世支援動工的。蒸汽機得到普及，裝機量擴大1倍，超過300萬臺。工業園區和招商引資沒有怠慢，外資在不斷湧入俄國，外資佔比不斷創新高。城市化加速推進，莫斯科的聖彼得堡的人口均突破100萬，全國城市人口突破1000萬，城市化率達到15%。

經濟的繁榮，也讓亞歷山大三世底氣十足。有一次，亞歷山大三世在度假休息時釣魚，負責歐洲事務的外交部長跑來彙報緊急公務，他不耐煩地扭頭看了外長一言，從容的說道：“

俄國沙皇還在釣魚，歐洲暫時可以等著。

”說完之後，繼續釣魚，幾個小時後魚簍裡面已經進入了好多的魚。得到放鬆後，情緒飽滿的沙皇才去聽外長的彙報。

國家已經如此繁榮，政府已經如此努力，國際地位如此之高，但作為公知的托爾斯泰，似乎視而不見，總是關注社會的不足，顯得如此“不愛國”和如此“心理陰暗”。

他意識到國家的危險和人民的覺醒，直面農民的困苦和國家的貧富差距，為君主專制感到深深的憂慮和羞恥。他公開批判政府，揭露社會和人性的黑暗，處處諷刺當朝體制，由於屢屢被禁，他經常是在國外先出版，然後以地下形式流回國內，

總會暢銷一時

。

托爾斯泰因此成為沙俄的精神領袖，擁有無數年輕粉絲。

“控制了輿論，就控制了安全的閥門”，沙俄的輿論管制非常嚴格，法庭能夠以危害公共秩序的名義草率地搜查、逮捕、關小黑屋和監禁、流放。但托爾斯泰依然願意冒著人身危險以身試法。他不愛國嗎？我想這是一個無需思考的問題；是過得不好、心理陰暗嗎？貴族出身的他，俄國文壇第一人，一輩子衣食無憂。

托爾斯泰沒有唱讚歌，處處唱反調，這是因為他的良知，更為根本的是，這涉及到基本的社會發展規律：

經濟的發展和生活的改善，人們會很自然地要求參政和自由，必然會強烈衝擊專制制度，

所謂專制制度下的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

，經濟的現代化，必然伴隨著專制制度的逐步瓦解，方可持續

。

亞歷山大三世一邊加快現代化，一邊強化專制，這種政左經右，會撕裂俄國，這就是托爾斯泰向批判現實主義的公知作家轉型的根本原因。托爾斯泰運用自己的文筆、觀察和良知持續不斷地闡述自己的平等、博愛等觀點，民眾的反應已經說明了一切，在吸引力上完全碾壓沙俄的宣傳部門。對於沙俄政府而言，

托爾斯泰就成為了一個麻煩策源地

。

如何打倒這個令人頭疼的公知？官員主張將他流放，或者放進監獄，但沙皇忌憚他的強大聲譽而不敢動手，因為亞歷山大三世意識到，他越是打壓這個公知，後者就越是受到歡迎！以至於亞歷山大三世不得不做出一項決策，他親自向首席檢察長致函，

不要碰托爾斯泰，如果他遭

到殺害，人民會起來推翻我。

於是他拿出了一個陰招：不再動托爾斯泰，轉而追捕他的追隨者。一名貴族曾在信中吐露，我們稽核托爾斯泰的作品，查禁危險的文章，但托爾斯泰本人是自由的，但是如果他的追隨者是危險分子，就會被送到西伯利亞。托爾斯泰發現此事後，致信給司法和內政部的大臣們，你們這些做法簡直沒有公正可言，政府不應把他們樹為敵人，因為他們不是你們的眼中釘和惡魔，我才是事件的當事人！

5

內部分化

1891年4月13日，至高無上的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此時還不知道自己是羅曼諾夫王朝的倒數第二位君主，破天荒地答應了一位農婦的要求，在聖彼得堡召見了她。

這位農婦就是托爾斯泰的妻子——索菲婭，它是為了丈夫的一本書來求情的，這本書就是《克萊採奏鳴曲》。

《托爾斯泰全集》第13卷被禁止出版，3月28日深夜，索菲亞從莫斯科出發。見沙皇前，她決定到書報審查委員會找青年時代就認識的費奧克蒂斯托夫瞭解一下書被禁的原因。此時，托爾斯泰正拿著他的筆，號召人們推翻這個王朝。

她從費奧克蒂斯托夫那裡瞭解到，書被禁止出版是因為裡面收錄了《關於生活的書》《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和《克萊採奏鳴曲》。跟費奧克蒂斯托夫求情後，前兩篇作品解禁，剩下的只有《克萊採奏鳴曲》。因此，她跟沙皇談的只是《克萊採奏鳴曲》問題。

亞歷山大三世很尊敬這位夫人，在門口親自迎接，伸手給她，她微微下蹲，行了個屈膝禮。索菲亞仔細觀察著這位沙皇，身材很高大，有些肥胖，但很健壯，看樣子力氣很大。頭髮幾乎完全脫落，兩個太陽穴之間的距離太窄，好像受到了一些壓擠。

沙皇緩緩說：“ 請原諒我，伯爵夫人，讓您久等了。可是情況迫使，我不能再早了。”

沙皇聽明來意後，對她說：

“

他寫的多好啊，他寫的多好啊

！但那部小說寫的那個樣子，您大概不會讓自己的孩子讀它吧。”

索菲亞沒有正面回答，打官腔後，沙皇說：“在全集裡可以讓它出版，不是每個人都買得起全集的，擴散範圍不會大。

普通民眾中間出現那麼多異端邪說，給了他有害的影響

。”

亞歷山大三世說這話時，並不嚴肅，反倒有些羞怯，聲音聽起來很舒服很悅耳。他的目光很柔和，笑容靦腆，也很和善。

“您的丈夫不能對這篇小說稍稍改改嗎？”

“不能，陛下，他從來不能改動自己的作品。關於這篇小說，他說它使他感到厭煩，聽都不能聽。”

沙皇聽完什麼也沒有說，索菲亞有點擔心，就下決心說：“陛下，要是我丈夫再寫文藝作品，我要出版他的著作，如果能得到陛下親自審查，我將感到莫大榮幸。”

“我很高興。把他的作品直接寄給我審閱好了。”

然後又加了一句：“放心吧，一切都會安排好。我很高興。”

沙皇不僅同意解禁此書，而且對索菲婭讚賞有加，稱讚她是勇敢而知書達禮的俄國女人。

上述這段故事，記錄在托爾斯泰夫人的日記裡。

可以看到，作為沙俄政府的死敵，托爾斯泰依然得到了亞歷山大三世的尊重。面對這位“臭公知”的夫人，沙皇沒有表現出氣急敗壞和盛氣凌人，而是體現出了皇家氣度。沙皇並不同意托爾斯泰的文風，希望他做出改變，但聽到對方“不”的回答後，沙皇沒有憤怒和逼迫，以“我很高興”給足對方面子。

公開的對抗，與私下的溫和，這種鮮明對比的原因，根植於托爾斯泰的身份：

他是貴族

。

這才是亞歷山大三世真正危險的地方：

貴族的分化

。

對於統治階級而言，

平民的反抗並不足懼，有一百種方法應對

，但內部自己人的分化，就很無奈。以托爾斯泰為代表的自由派貴族，從內部就弱化和瓦解了沙皇的統治根基。

這就決定了亞歷山大三世的專制回潮，只是迴光返照和苟延殘踹。

1894年，亞歷山大三世病逝，兒子尼古拉二世繼位，繼續父親的專制政策。23年後，王朝覆滅。

建立新朝的人，叫列寧，

貴族出身

。

小結

我最近正在《普京傳》，書的前言就寫道，自彼得大帝以來，俄國就試圖在專制政府框架內實現現代化，“以野蠻的手段驅逐野蠻”。雖然自上而下的現代化提供了一種發展的選擇，但它往往促進官僚專制主義，抑制包容性政府和大眾問責制的發展。

20世紀，專制制度下的現代化，俄國已經崩塌了兩次。

2017年11月18日，亞歷山大三世的紀念雕像在克里米亞雅爾塔落成，普京出席揭幕儀式，表達了對這位沙皇崇高的敬意。

2020年7月2日，俄羅斯修憲，總統任期清零。已經當了4屆總統的普京，還能再任兩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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