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的曹操，到底是“英雄”還是“奸雄”？

“英雄”還是“奸雄”？這個問題讓人們爭議了一千多年，而在三國魏晉那樣一個動盪不安的時期，曹操一生的功與過確實是可以讓後人爭議不休。從時代背景來看，漢室衰微，君主尚少，整個社會處於一個高壓狀態，匈奴、烏桓、鮮卑、羌等部族對漢虎視眈眈，像魏蜀吳實力較強的三國更是躍躍欲試，後來曹操挫袁紹、平呂布，逐步統一黃河流域，官拜丞相，封魏王，曹操的出現是偶然，漢的滅亡是必然。

從文化角度來看，漢重儒文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皆有著明確的界限，朝綱倫常在漢末以形式存在，儒文化的“仁義禮智信忠孝”等價值標準在人們腦子裡根深蒂固，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行為破壞倫常，是為“奸”。

論英雄

曹操在歷史上一直頗受爭議，一是說他為“英雄”，與曹操同一時期的許劭，稱其為：“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許劭在《人物誌》中對英雄是這樣定義的：“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李瓚這樣說：“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陳壽在《三國志》中記載：“非常之人，超世之志”，而曹操也自詡為英雄。

論明秀，曹操出身卑微卻有鴻鵠之志，問鼎中原後，向北屯田，興修水利，遷徙人口，招募有識之士而不問出處，任人唯賢，善詩歌好音律，作有《龜雖壽》、《觀滄海》等，宋文學家蘇東坡在《前赤壁賦》中稱其：“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曹操本人尚節儉，史書記載他：“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採，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

論膽力，曹操十歲便能潐水擊蛟，陳留起兵戰董卓，官渡敗袁紹，他專研兵書陣法，深知軍事謀略，作有《孫子略解》、《兵書接要》等，驅逐烏桓鮮卑等，固守漢中，最後形成“漢地有十，魏佔之有九”的局勢。在當時的時局，曹操確也是個英雄，從現在的角度看他，曹操當時所帶動的經濟文化是十分巨大的，且他本人文韜武略皆有所成，他提出的：“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使得當時政治清明，可稱之為英雄。

論奸雄

另一說是他為“奸雄”，東晉史學家孫盛在《異同雜語》中這樣評價曹操：“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有後者說孫盛是篡改了許劭對曹操“英雄”的評論，而根據自己的主觀臆斷曹操為“奸雄”。有不少學者查閱孫盛所著的史書，並仔細觀察推敲發現其堅持尊重事實，秉筆直書，客觀公正，具有良好的史德，唐人《晉書》本傳表彰孫盛說：“《晉陽秋》詞直而理正，鹹稱良史焉。”

且不止孫盛一人評價曹操為“奸雄”，三國當中的劉備、孫權說他：“名為漢相，實為漢賊”，後世的戲曲話本子當中皆說曹操是“梟雄”、“奸雄”，明朝羅貫中在《三國演義》當中把曹操“奸雄”的形象發揮得淋漓盡致，並且在民間廣為流傳。有學者推敲“奸雄”二字，說“奸雄”之“奸”，主要意義不僅指為人處世方面之“奸賊”，具體而言，著重指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想竊取劉家江山。

如果曹操生於堯舜禹那個賢者即位、採用禪讓制的時代，他或許會受人推崇，那時是天下共和，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之天下，可他偏偏生於亂世，受儒文化浸透徹底的家天下時代，自然就成了“奸雄”。曹操少時便狂放不羈，後誤殺對其有恩的呂伯奢，並說出“寧教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的狂語。公元194年曹操徵徐州期間，所過之處皆大肆殺戮，一路上可謂“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曹操後期還押陳琳、殺孔融，更為人詬病的是他殺害了“神醫華佗”，曹操有腦疾，華佗建議開顱取“風涎”，操多疑遂將其殺害。值得一提的是，那時大多數人秉承的都是“學而優則仕”，華佗自是如此，南宋史學家范曄在《後漢書·方術列傳》中是這樣評價華佗的“為人性惡，難得意”，曹操對於殺華佗這件事說是“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意思是華佗想借此來提升自己名氣而抬高身價，曹操自是不允如此“要挾”，從以上種種來看，曹操亦是奸雄。

王帆的《曹操“奸雄”考》，說從字義上考查，“奸”乃能幹、幹練，並非是一個完全的貶義詞。曹操為“雄”是不可爭辯的事實，那是“英”還是“奸”？各派眾說紛紜，由多數史學家考證，更側重孫盛的“奸雄”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