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辛棄疾傾向功利主義,朱嘉更注重個人修德?

朱嘉與辛棄疾相交十餘載，交往的過程中也給辛棄疾帶來了精神上的啟悟，特別是在辛棄疾閒居期間，朱嘉對其思想人格更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王梓材、馮雲濛先生在《稿本宋元學案補遺》一書中將辛棄疾看作為朱嘉的講友，＂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他們二位思想有相同之處。＂

兩人在何時何地相識今已概無可考，然鄧廣銘先生曾推斷說：＂參上年（淳熙八年）因販運牛皮客船為朱嘉檢查拘沒、稼軒致書朱氏一事，則相識必在此數年前。＂辛棄疾由於立志復國卻遭遇彈劾，內也充滿了報國無口的憤慨，所以閒居的他對自我也理的需求逐漸加強，這一期間他與朱嘉互為知己，對理學認識的自覺性也逐漸提高起來。

辛棄疾、朱嘉音樂思想的不同之處

辛棄疾和朱嘉雖同屬於儒家，但辛棄疾傾向＂功利主義＂，朱嘉注重＂個人修德＂。由於早年時期的辛棄疾傾向於＂功利主義＂這也是他區別於＂醇儒大家＂朱嘉的根本原因。

北宋被金人滅後，朝廷重新建立了新政權，但＂它還是失去了中原及其11世紀所有的民族與文化的自信。＂雖是紛化戰亂的社會環境，然南宋的學術文化卻同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一般，眾學者之間也出現了多種思想潮流，形成了不同的派別和觀點。

有些學者在就世中更加註重自我道德和屯、性的修養；也有些文人志士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下看到中原淪喪，以致引發出了他們強烈的愛國意識和建功立業精神，然而辛棄疾屬於後者。本是志士形象的他秉承祖訓，建功立業，抗敵復國，早年時期便凸顯出了他追求事功的功利思想。＂千古風流今在此，萬里功名莫放休。＂（《破陣子·擲地劉郎玉斗》）便唱出了他對功名事業的渴望，表達了一種＂功利主義＂的儒家音樂觀。

辛棄疾早期的＂功利主義＂音樂觀暗含了儒家＂入世思想＂和＂愛國主義＂，送是由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共同決定的。從某種意義來說，這仍是儒家音樂思想的表現。辛棄疾曾在《水龍盼·甲辰歲壽韓南澗尚書》一詞中寫到：＂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可以看出辛棄疾對功名建業的重視，從主流思想來看他雖然屬於儒家，但其所呈現的音樂觀和朱嘉的禮樂觀仍是不相同的。

辛棄疾、朱嘉在＂為政觀＂上的不同

辛棄疾為政輕躁，朱嘉對辛棄疾為政輕躁、不能克私的弱點直言相告，＂友人朱晦庵（嘉）來書以克己復禮相勉＂。＂克己復禮＂也是達到仁的境界的方法。後來他又在瓢泉為辛棄疾所題寫＂克己復禮＂＂夙興夜寐＂二齋室，也表名了他希望辛棄疾可以透過克己讓自己的事業更加光明。

袁確《清容居士集》卷一六《跋朱文公與辛稼軒手書》對此解釋說：＂晦庵嘗以＜卓蘋奇才股化王室＇期辛公，此貼復以＇克己復禮’相勉，朋友琢磨之道備矣。嘗聞先生盛年以恢復最為急議，晚歲則曰用兵當在數十年後。……慶元四年公復殿撰，此書蓋戊午歲以後所作，至六年則文公夢奠矣。＂由此看來，辛、朱兩人的音樂思想雖都是為政治服務，但所體現的本質卻呈現出極大不同。

總的來說，辛棄疾和朱嘉因家世、環境、學養等方面存在有一定的相同點，他們二人均繼承了儒家思想。辛棄疾思想本複雜，有對老莊的傾慕，對佛學的興趣以及還有兵家、法家的思想匯，但從他思想的主流方向看，仍是屬於儒家。而朱嘉是一代醇儒，他在儒學基礎上吸收佛道思想，建立了宋代儒學中最具創新部分的＂程朱理學＂，也為傳統儒學提供了有理可依的哲學化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