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映丨智慧不是人類的專利

文/陳嘉映（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

非洲灰鸚鵡亞歷克斯面前擺著3個倒扣的杯子，有些小物件扣在杯子下面。實驗者艾琳依次拿起杯子，停留幾秒鐘後再扣回去，以便亞歷克斯能夠看到這些小物件。最後，3只杯子都扣放在它面前。艾琳問它：總共有多少物件？在10次測試中，亞歷克斯有8次答出了正確的總數。答錯的那兩次，它重新聽一遍問題就答對了。

一隻鳥居然會數數，會做加法？也許，也許不然。要做出清晰的回答，不僅需要參照其他大量的觀察和實驗，還需要重新審視“加法”這一概念。不管最終答案如何，這個實驗，以及其他無數觀察和實驗，不能不讓我們對很多動物的認知能力刮目相看。

美國荷蘭裔動物行為學家、靈長動物學家弗朗斯·德瓦爾。（圖片來源：kmuw。org）

《萬智有靈》這本書的主題就是動物認知。透過大量的例項，作者德瓦爾（Frans de Waal）嘗試表明：動物並不只是透過條件反射來學習，很多動物像人一樣，在恰如其分的意義上具有認知能力。動物認知與人類認知構成了一個連續統，從前標註為人類獨特性的很多能力，都需要重新加以審視。（“人和動物”有語病。人當然也是動物，而且主要是動物，不是智慧、天使或電腦程式——人若不首先是動物，我們就無法適當地理解智慧和道德。本來應該說“人和非人動物”，只是那樣行文過於累贅。）

年輕的雄黑猩猩步坐在螢幕前，螢幕上隨機地先後顯現5個個位數字。步要在觸控式螢幕上把這些數字依照它們顯現的順序按出來，一旦它開始按，這些數字就被白色方塊取代。步只需對這些數字看上大約1/5秒就能完成這項任務。數字增加到9個，步仍能達到80%的準確率，迄今為止，尚無人類能夠做到這一點。這類案例顯示，在有些特定方面，動物擁有更強的認知能力。

按說，達爾文以後，物種間的連續性是預設的前提，否則，我們怎麼會為了治療人類的恐懼症去研究大鼠腦的杏仁核呢？我們現在都知道，黑猩猩與人的基因相差甚少，黑猩猩的腦比人類小，但其構造跟人腦沒什麼不同。但另一方面，人類與其他動物實在太不一樣了，難免讓人覺得兩者之間有一條鴻溝。無論東西，失去人性的人常被稱作禽獸。笛卡兒認為惟人有心智，動物實則只是機械。與達爾文同時提出演化論的華萊士，主張人的頭腦是演化的例外，只能歸因於“不可見的精神宇宙”。從古到今，人類不斷嘗試發現人類的獨特性：人是唯一一種沒有羽毛的兩足生物，惟有人手上長著對生的拇指，惟有人沒有門齒骨；惟有人會使用工具，或至少，會製造工具；惟有人擁有語言；惟有人擁有心智、認知、意識；惟有人會模仿，有文化，能夠合作，還能夠做出純粹利他的活動——道德，是啊，惟有人擁有道德。

人們曾經認為，人與動物的重要乃至首要的區別，在於人能夠製造和使用工具。現在，人人都知道不少種類的動物會使用工具。海獺會用石塊砸開蚌殼，禿鷲會從空中擲下石塊砸開鴕鳥蛋。

也許有人願意把這些行為稱作本能而非智慧，畢竟，這些動物只在一種情況下使用工具。那麼，下面的事例就很難視作本能了。烏鴉會用喙把直電線彎成鉤狀，以便把裝著一塊肉的小桶從透明管子里拉出來。管子裡的水面上漂著一隻黃粉蟲，烏鴉把喙伸進管子，仍然差一點兒才能夠到，結果，它們像《伊索寓言》裡的聰明烏鴉那樣把小石子投進管子，水面上升，它們果然如願以償。大猩猩在蹚水過池塘之前會用棍子測量水深。黑猩猩會自發地把兩根短竹棍插到一起做成一個長竿來夠籠子外面的香蕉，會把矮箱子疊高來夠高處的食物。大象會把箱子放在食物下面，踩上去夠到掛在高處的食物，它還會跑到離食物很遠的地方去找來箱子。野生黑猩猩在去採蜜之前就會準備好五件套的工具包。

萬智有靈

［荷］ 弗朗斯·德瓦爾 / 著

嚴青 / 譯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9-09

動物不僅會製備、使用工具，它們還會玩各式各樣的遊戲。很多動物都喜愛遊戲。我們多半聽說過，烏鴉有貯藏食物的天賦。這不僅是儲存食物的簡單本能，烏鴉還會由此發展出它們樂此不疲的遊戲。德瓦爾經常跟他養的寒鴉玩藏東西遊戲，把橡木塞子之類的小物件藏在枕頭下面或花瓶後面，寒鴉來找，或者它們藏東西，他來找。這類遊戲還表明，烏鴉有關於物體持存的認知——這的確可以適當地稱作認知，認知發育研究的先驅者皮亞傑（Jean Piaget）曾針對兒童何時發展出物體持存認知做過出色的實驗。

智慧較高的動物尤其樂於遊戲。猿類不僅遊戲，而且常常發明新遊戲。作者那裡有一群黑猩猩，它們發明了一種“烹飪”遊戲：在泥土上挖個洞，用桶到水龍頭下接水，然後倒入洞裡，圍坐在洞周圍用樹枝攪拌。這個遊戲讓猩猩群津津有味地玩上了幾個月。

說到遊戲，離文化不遠了。日本幸島上有一群獼猴，其中一隻雌性最先開始用海水來洗紅薯，後來，島上幾乎所有的猴子都學會了這一做法。這個案例已成為習得性社會傳統的最為知名的例子。在另一個事例裡，一隻雌性黑猩猩率先把一根草稈插在耳朵上走來走去，給其他黑猩猩梳毛，隨後幾年裡，群裡其他的黑猩猩都跟著學會了這種“妝容”。在一個野生動物保護區，實驗人員給猴子兩種顏色的玉米，一種顏色的玉米可口，另一種摻了難吃的蘆薈。猴子學會挑食前一種顏色的玉米。後來，他們不再在另一種顏色的玉米里摻蘆薈，但猴子始終不再選這種顏色。奇特的是，新出生的幼猴和臨近區域遷移過來的猴子也不選這種顏色的玉米。

從前，人們傾向於用條件反射來解釋動物的學習，實驗人員透過即時獎勵來誘導它們學習。上述的事例顯示的則是頗為不同的結論。動物互相模仿，形成新習慣，在這個過程中，重要的是獲得歸屬感而不是獲得獎賞。這些集體遊戲和風尚是不是文化？這也許主要是語詞問題，它們跟人類文化的相似之處一目瞭然。

人類常標榜自己是唯一擁有道德的生物，雖然我們很難確定人類做過的缺德事兒更多還是道德事兒更多。而近年來，道德研究往往繞著合作研究打轉。我總覺得這是個古怪的傾向——恐怖襲擊通常需要良好的合作，黨衛軍比猶太難民合作得出色很多。君子不黨，小人喜歡拉幫結派。

且不論合作的道德方面，只說合作的能力，動物那裡頗不乏其例。大量的觀察和實驗表明，猴子、鬣狗、鸚鵡、禿鼻烏鴉、大象都會合作。它們會合力拉一條繩子——如果獨自一個拉不動——把牢籠之外系在繩子另一頭的食物拉到身邊來。座頭鯨會合作圍獵魚群；猿類會合作抬很重的樹幹；一隻黑猩猩會扶著樹幹讓一個同伴翻過障礙。

通常，合作是為了分享合作的成果。可還有不少案例表明，動物會超出就事論事的互惠，做出單純的利他行為。一隻未成年的黑猩猩被一條繩子纏住，差點兒被勒死，雄性首領跑過來，把它舉起來，小心翼翼地把繩子解開，救了小猩猩一命。海豚也會營救受傷的同伴——一次爆炸炸暈了一隻海豚，兩個同伴從兩側游過來，把傷者架到水面上，讓它能夠呼吸。擁有水果的猴子會主動把食物分給兩手空空的夥伴。猿類會跳進湖裡營救同類，而且它們不會游泳，營救夥伴的行為有可能危及它們自身。觀察者發現，在野外，絕大多數互相幫助的事例都發生在沒有親戚關係的猿類之間。

螞蟻的社會

［德］ 伯特·霍爾多布勒

、

［美］ 愛德華·O。威爾遜 / 著

劉國偉 / 譯

中信出版集團，2019-05

從認知方面看，這些案例的一個有趣之處在於，很多動物會轉換到他者的視角上來看待問題。如果首領猩猩使勁拉扯那隻小猩猩，那隻會把事情弄得更糟。猴子會分享食物給夥伴，但若它們的夥伴剛剛吃過，它們就會變得吝嗇。“令人驚異的是它們考慮的是另一隻猿遇到的問題。”（77頁）

德瓦爾用perspective taking（觀點採擇）來概括這些現象。不妨更平白地稱之為“他者視角”。實驗人員安排了這樣一個實驗：他們在院子裡分別藏起一隻香蕉和一根黃瓜，地位較低的黑猩猩雷內特看得到他們的活動，地位較高的喬治婭則看不到。他們放出這兩隻黑猩猩。雷內特走來走去，同時慢慢把喬治婭吸引到藏黃瓜的地點，後者刨出黃瓜吃起來，這時，雷內特來到藏香蕉的地點，開始享用它的香蕉美餐。黑猩猩中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一旦東西到了你手上或嘴裡，那它就是你的了，哪怕你的地位較低。事情還沒完。幾次實驗之後，喬治婭琢磨出箇中奧妙，它會仔細觀察雷內特的眼光所向，利用對方的知識，搶先找出香蕉。擁有他者視角的不僅是猿類。松鴉藏蟲子的時候如果發現被同伴看到，會在同伴離開後把蟲子換個地方藏起來。

靈長類能夠形成特定情景記憶（episodic memory）。受試獼猴可以看到實驗人員把生菜或者香蕉藏到杯子下面，它被放出來以後，無論找出哪一樣，都會開心地享用。但若讓它看見藏的是香蕉，放它出來前卻偷偷換成了生菜，受試獼猴就會拒絕生菜，同時向實驗人員尖叫抗議。

這類情景記憶與表徵式的預期可以連在一起。有時，黑猩猩第二天要起早趕到某處無花果樹林，它們前些年曾在那裡找到豐富的食物，現在它們要搶在其他動物之前去享用早餐。黑猩猩不慣摸黑趕路，但這種情況下它們會克服恐懼，天不亮就起身上路。如果那些無花果樹距離較遠，它們就會動身更早，不管去哪裡，它們都會在差不多的時間抵達。

這說明黑猩猩是在為未來行為做出計劃嗎？我們都知道，松鼠會在秋天收集堅果，藏好，以備冬天和春天食用。我們能把這種行為稱為計劃嗎？可是該怎樣區分松鼠的行為和黑猩猩的行為呢？心理學家恩德爾·塔爾文（Endel Tulving）提出兩條標準：1。動物現在的行為不能直接來自當下的需求和渴望；2。該行為必須使這一個體為某個與當下情境不同的未來情形做好準備。雌性倭黑猩猩莉薩拉撿起一塊巨大的15磅重的石頭，放到自己的背上，它的寶寶則緊貼在它的下背部。路上它停下一次，放下石頭，撿起一些棕櫚果，然後重新背上石頭繼續前行。這樣走了500米，來到一塊上面平坦的大石頭跟前。莉薩拉清理掉石面上的落葉碎石，放下石頭和寶寶，把棕櫚果放在石面上，用那塊15磅重的石頭砸開這些堅果。莉薩拉的行為跟松鼠貯藏堅果的做法大不相同。松鼠的做法受限於單一的環境，而且，這一物種的所有成員都這樣做——只要松果成熟、白天變短，幼年松鼠也會做同樣的事情，雖然它們對將要來臨的冬季毫無經驗。前面說到，野生黑猩猩在去採蜜之前會準備好5件套的工具包，這卻只能視作事先計劃。

事先計劃涉及推理能力，而從前，人們普遍認為推理能力獨獨屬於人類。德瓦爾不敢苟同。只舉一個實驗為例。黑猩猩能夠看到兩個封閉容器，一個裝香蕉，一個裝蘋果；把黑猩猩領開之際，實驗員取出其一；然後把它領回來，當它的面吃掉香蕉；這隻黑猩猩立刻知道裝香蕉的容器已經空了，它會到另一個容器裡找出蘋果。

這些認知能力跟通常所說的意識有密切關聯。在動物有沒有意識這個問題上，人們爭論不休。一部分麻煩顯然是由於很難確立擁有意識的標準。人們當然也會爭論什麼叫製造和使用工具，但這裡的標準比何為擁有意識要清晰很多。

若說意識跟腦的發展相關，那麼，有些動物的大腦分量不輕。人腦1。35公斤，海豚的大腦1。5公斤，大象的4公斤，抹香鯨的8公斤。當然，大象的體重不止人類的兩三倍，但為什麼緊要的是大腦重量對體重的比例呢？為什麼不是神經元的數目呢？大象的腦中有2 570億個神經元，是人類的3倍。

在一個實驗中，兩隻僧帽猴需要合作完成一項任務，獎品是黃瓜片或它們更加喜愛的葡萄，如果得到同樣的獎品，它們就會很好地完成任務，但若一隻得到的是黃瓜片另一隻得到的是葡萄，前者就會暴怒不已，扔掉自己的獎品。猿類的反應更加奇特，得到葡萄的那一隻也同樣可能拒絕領取自己的獎品。不過分挑剔的話，蠻可以說猿猴具有某種公平意識。

本書作者走得很遠，乃至於主張所有物種都有意識。這超出了我們平常說到意識時所設想的範圍。在這類事情上的考慮很容易陷入字詞之爭，避開這個陷阱，要看我們怎樣界定意識，才能使得有意識和沒有意識的界限具有實質內容。這一點在自我意識概念上更加突出。

不少心理學家用映象測試來研究動物是否能產生自我意識。映象測試指的是受試者把自己的映象與身體聯絡起來，並據此檢視自己身上的記號。只有黑猩猩、大象、海豚等少數幾個物種能夠不經訓練就透過這一測試。不過，雖然大多數動物無法在鏡子裡識別出自己，但它們對映象的反應是不同的。小型鳴禽和鬥魚會對自己的映象求愛或進行攻擊。貓、狗、猴子卻不會這樣做，它們能學會無視自己的映象。猴子還能把鏡子用作工具，輕易學會借用鏡子來找到藏在視線不及之處的食物。猿類更進一步，它們會用鏡子來檢查自己的口腔內部或臀部，借用鏡子來清潔耳朵。

德瓦爾反對將映象測試視作自我意識的標準，一個理由就是“對鏡子的理解有許多不同的階段”（293頁）。的確，何為自我意識這個問題要求大量概念層面上的考察，映象測試至多能提供很多線索中的一條。而且，如德瓦爾在多處強調，各個物種的認知並不能排列成一條整齊的序列，同理，我們也不要指望能為自我意識提供一個普遍適用的簡明定義。

動物也有意識，會推理，能夠製造和使用工具，要說有什麼是動物沒有的，那就是語言了——“我們人類是唯一有語言能力的物種”（126頁）。

當然，動物之間隨時在進行各種交流，包括用訊號交流。蜜蜂可以傳遞遠離蜂巢的花蜜的位置，青腹綠猴針對獵豹、老鷹和蛇有不同的預警叫聲。有些種類的猴子沒有針對各類天敵的特定叫聲，但它們會把同樣的叫聲用不同方式組合起來，用於不同的場合。猿類有大量特定的手勢，例如在另一隻猿頭上揮動自己的整個手臂以表明自己的優勢地位。它們的手部訊號極為靈活多變，透過有意使用使資訊交流更加完備。

（圖片來源：Unsplash @weristhari）

包括德瓦爾在內的絕大多數論者認為，所有這些交流方式都不是語言。流行的語言定義，簡單說來，要求包括象徵符號、句法規則和遞迴性這些要素。並不是所有論者都接受這個定義。我最近讀到丹尼爾·L。 埃弗裡特的《語言的誕生》（中信出版社即出），埃弗裡特主張語言起源於100多萬年以前的直立人，與之相應，他所界定的語言較為簡易，不包括層級語法和遞迴性這些要素。在他看來，很多有意義的會話並沒什麼語法。“象徵符號加線性順序，我們就擁有了語言。”（該書第257頁）德瓦爾在《萬智有靈》中不是從語言結構著眼，而是從語言功能著眼：動物的交流內容幾乎完全侷限於當時當地。一隻黑猩猩在打鬥中受了傷，它無法事後告訴另一隻黑猩猩它當時是怎麼受傷的。

動物沒有語言能力。嘗試教會黑猩猩說話的大批實驗都以失敗告終，表明語言是種十分獨特的能力。不過，德瓦爾認為，語言能力並不是一項孤立的能力，而是由多種能力彙集而成。其中突出的一種，是用象徵符號標註物體。很多動物擁有這種能力。非洲灰鸚鵡亞歷克斯面前擺著一些小東西，研究人員指到鑰匙、三角形、正方形的物品，它就能以極高的準確性說出“鑰匙”“三角”“四角”等等。當然，亞歷克斯說出的並不是語詞，但以最低限度來看，這裡出現了對物體的識別——如前面說到過，鳥類有關於物體持存的認知。要用象徵符號交流，這種識別能力是必需的。

在識別物件以及用象徵符號標註這些物件之外，動物還表現出更復雜的認知。大猩猩科科在見到斑馬後，自發地把“白色”和“老虎”兩個符號組合在一起。黑猩猩蘇瓦把“水”和“鳥”放在一起來標註天鵝。在一些鳥類實驗中，受試的鳥面對一個裝滿物件的托盤，這些物件有的是木頭的，有的是塑膠的，有的是羊毛做的，色彩繽紛。實驗人員把這些物件一一拿給它，它需要用喙和舌頭感受每個物件。然後，實驗人員把這些物件放回托盤，並問它那個藍色的、有兩個角的物件是什麼做的。它會正確地回答：“羊毛”。這些實驗結果讓人驚奇。由於刺激和所提的問題在不斷變化，這些鳥不大可能靠死記硬背給出正確的答案。也就是說，正確地答出“羊毛”，這隻鳥需要將它關於顏色、形狀和材料的知識以及對那個特定物件感覺的記憶結合起來。

我們不是很清楚，科科和蘇瓦的符號組合是否可以算作“象徵符號加線性順序”，我們也不知道，動物在上述實驗中的表現是怎樣發展成語言交流的。但若語言能力的確是多種能力的匯合，動物已經準備好了可以產生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能力。

動物認知研究近年來獲得了長足進步。這方面的研究一直有很多障礙要克服。很長一段時間裡，行為主義觀念佔據統治地位，行為主義連人的認知都不大願意談起，遑論動物。那時候，用“故意的”之類的語詞來描述靈長類行為都是犯忌的。

由於一開始就高度懷疑動物擁有智慧，研究者不大願意做這方面的實驗。在為數不多的實驗裡，實驗的設計往往也很不恰當。在人臉識別的實驗中，其他靈長類的表現大不如人類幼兒。然而，這些實驗相當荒唐，因為動物對識別人臉興趣不大，它們感興趣的是識別自己物種的個體。實驗表明，綿羊、烏鴉、胡蜂都具有這類面部識別能力。（我自己人臉識別的能力很差，比較而言，識別中國人人臉比識別黑人或阿拉伯人要容易一點兒。）另有不少實驗表明，有些種類的動物頗有能力識別不同人類群體，也能識別人類個體，但它們不一定是透過人臉來識別的。

有一些實驗研究猿類和人類兒童的社交技能，實驗過程中，孩子會透過實驗人員的微笑等細微表現不斷得到鼓勵和幫助，而在測試猿類時，實驗人員跟猿類沒有任何嬉戲或友好接觸，受試猿類很難放鬆下來。其實，透過人類與猿類的互動來測試猿類的社交技能本身就很成問題，猿類不那麼熱衷於跟人類交往，那些不是由人撫養長大的猿類更是如此。有實驗表明，猿類會更為緊密地追隨另一隻猿的視線，而不是人的視線。這個結果委實在意料之中，也解釋了為什麼猿類在這類實驗中往往表現不佳。

還有些時候，簡簡單單就是因為實驗太簡單了，受試動物感到無聊，就被實驗人員判為表現不佳。

一些誤導的事例和草率的結論也加深了人們對動物認知的懷疑。這方面最出名的例子是“聰明的漢斯”的故事。漢斯似乎會做加減法——他的主人讓它計算3×4，漢斯會用它的馬蹄在地上敲12下。後來的研究表明，漢斯是透過感知主人的細微表情和姿態來回答問題的——他的主人自己也不曾意識到這一點。

行為主義側重於人工控制下的實驗，動物行為學則側重觀察動物的自然活動。想要訓練浣熊把硬幣扔到一個盒子裡，幾乎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浣熊更喜歡把硬幣抓在手裡使勁摩擦。動物行為學家也做實驗。洛倫茨（Konrad Lorenz）是動物行為研究的先驅者之一，小鵝剛孵出的時候，只有他守在邊上，後來，他走到哪裡小鵝就跟他走到哪裡，由此確立了“刻板行為”這個概念。洛倫茨帶著他的寒鴉散步，時不時把它們招呼到自己身邊。這些也是實驗，有人類的目的與行為參與在其中，但研究的仍然是動物的自發行為。

所羅門王的指環

［奧］ 康拉德·洛倫茨 / 著

劉志良 / 譯

中信出版集團，2012-11

當然，對動物行為的解釋需要十分謹慎，以防實驗人員被隨機的巧合誤導。但研究者今天不必忌諱“故意”這樣的用語，它們比行為主義的刻畫方式更貼切地描述動物的行為。接吻魚透過互相接觸突出的嘴部來解決爭端，把這種行為方式叫作“接吻”當然是誤導。不過，猿類小別之後的確用這種方式互相問候，稱之為“接吻”並無大礙。

今人說到科學，多以物理學為標準。這一觀念在好多方面造成危害。今天，物理學已經差不多完全依靠人工控制下的實驗，這是正常的，因為物理客體沒有內部心智的一面。動物學，乃至心理學，若一味模仿這條道路，必然會變得越來越貧瘠。固然，科學研究總體上不同於日常經驗，然而，絕不能認為科學方法可以歸為同一套方法。每一門科學學科都有自己獨特的目標，也有自己獨特的方法。

《萬智有靈》一書用豐富的案例表明，智慧不是人類的專利，像在其他方面一樣，人與動物在認知方面也是連續的。但這不是說，各個物種的認知排列成一條整齊的序列。智慧不是整齊的階梯，更像是枝杈叢生的灌木。海豚、澳洲野犬、金剛鸚鵡與猴子，它們各有自己的生態環境和生命週期，各自有其周遭世界——鼴鼠、松鼠、狐狸，生活在同一棵樹上，但它們對這棵樹的感知全然不同。各種動物的周遭世界對每個物種都提出了獨特的認知挑戰——它若要延續生命都需要知道些什麼。“沒有任何一個單一物種可以作為所有其他物種的模型。”（324頁）

貓聰明還是狗聰明？愛狗人和愛貓人永遠不會達成共識，這不僅因為人們各有偏愛，還因為本來就找不到通用的標準來測試狗的智慧和貓的智慧。每一個物種都有它自己的身體構造，有它自己的生態環境要去應付，它們由此發展出形形色色種類的智慧，而不是發展出一種通用智慧。大象的鼻子上有4 000塊肌肉，由複雜的神經網路調節，它既能夠拾起一片小草葉，又能夠掀翻一頭河馬。理所當然，大象的智慧是高度特化的，不妨稱之為“象鼻智慧”。

要把所有動物都包括進來，大象跟我們人類算得上是近親。章魚離我們就遠了不少。章魚有近2 000個吸盤，每個吸盤都有自己獨立的、由50萬個神經元組成的神經節，各個神經節與大腦相連，神經節之間也彼此相連。跟脊椎動物的中央集權式的大腦不同，頭足綱的神經系統更類似於網際網路。章魚的感官和解剖結構，以及它的分散的神經系統，使它的認知方式獨一無二。

在否認通用智慧標準方面，德瓦爾也許走得太遠了。我們似乎無法否認人類智慧的巨大優越。人發明了文字，建造了飛機，跑到月球上去溜達，在那裡不可能遇見自己組團前來一遊的海豚或老鷹。可是，另一方面，人類跟猩猩拉開這麼大的距離，主要是在最後幾萬年的短短時間裡。這個事實也許有助於我們思考人類認知跟動物認知究竟在哪裡區別開來，並且把這一思考延續到人類其他行為與動物行為的區別。

發展到今天，人的確成為了一種十分獨特的動物。獨特，但不一定更優秀或更優越。沒有別的動物寫出《紅樓夢》，解出高斯方程，但也沒有別的動物把成百萬的同類關到集中營裡折磨致死。

我們還可以沿著這一方向來思考所謂人工智慧。生物為了存活下去發展出它的智慧，各個物種根據它們各自的生命週期和生態環境發展出形形色色的智慧，計算機在哪種意義上擁有“智慧”呢？

黑猩猩的政治

［荷］ 弗朗斯·德瓦爾 / 著

趙芊裡 /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01

雖然已經寫了很多，但本書中還有不少內容我沒有提到，例如，黑猩猩的社會交往行為，雖然它們格外精彩，讓人對動物的認知能力印象更加深刻。作者的另一本書——《黑猩猩的政治》，就此有詳細生動的述論。幾年前，我讀到這本書，手不能釋卷，放下書又到處向人推薦。

感謝德瓦爾又贈給我們一本好書。同時還要感謝譯者的出色譯筆。讀譯本，寫得好還不夠，譯得好同樣重要——唉唉，多少好書被譯者糟蹋掉了？

（本文為《萬智有靈》［弗朗斯·德瓦爾著，嚴青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9年］一書的書評，原載於《信睿週報》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