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心兵事，爪牙四布”的于謙，奪門之變時為何坐以待斃？

要說古代的皇位之爭，有弟弟從哥哥手中搶的（唐太宗李世民），有兒子從父親手中搶的（梁太祖朱溫的第三個兒子朱友珪），甚至還有母親從兒子手中搶的（武則天），而要說其中最沒有意義的，當屬明英宗的奪門之變。

《明史》：明代皇位之爭，而甚無意義者，奪門是也。

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剌大舉南侵。明英宗朱祁鎮在太監王振的蠱惑下率五十萬大軍御駕親征。然後土木堡之變，沒趕走瓦剌，還把自己給搭進去了，一同搭進去的還有五十多位文武大臣和明朝的數十萬大軍，這其中包括明朝最精銳的三大營。

關鍵時刻，兵部侍郎于謙臨危受命，扶景泰帝上位，召後備軍勤王，擺開陣勢與瓦剌大軍決戰於北京城外，以一介文臣瘦弱的身軀肩負起守城的重任，最終擊潰瓦剌大軍，贏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

北京保衛戰之後，景泰帝對於謙極盡恩寵。“加謙少保，總督軍務”，于謙辭賞，景泰帝“不允”。改換東宮後，景泰帝賜西華門大宅一座，于謙堅決推辭，景泰帝還是“不允”。于謙有痰疾，御醫開了方子說要用竹瀝（竹子經火烤後所流出的液汁）做藥引子，當時北方地區竹林很少，竹瀝不易取得。景泰帝便帶著隨從到萬歲山，親手為于謙伐竹取瀝。

除了在生活上對於謙恩寵有加外，在工作上景泰帝也是毫無保留地支援于謙。大同參將許貴奏請跟瓦剌議和，于謙反對，景泰帝立馬發公“切責”許貴。景泰帝曾派人去河間採野菜，去直沽捉魚，于謙知道後，以擾民為由勸阻，景泰馬上接受。在人事任免方面，“（皇帝）用一人，必密訪謙”。對於于謙的一些想法，“帝知謙深，所論奏無不從者”。就連最讓景泰帝頭疼的迎復太上皇問題，別的大臣說什麼景泰帝都是“帝不許”，于謙一說立馬“從汝，從汝”，可見於謙在皇帝眼裡的分量。

于謙精湛傑出的軍事才能、果敢有為的性格特徵、忠君報國的責任精神、愛國愛民的君子人格，使他受到皇帝的信任、正直官員的擁護以及百姓的愛戴。可以說，景泰年間，明代中央政府的權力運作是也于謙為權力核心的，于謙作為兵部尚書卻兼領朝政，參與各個部門的工作，皇帝和官員都以于謙的意見為指向，以至於奪門之變時，朱祁鎮敲響鐘鼓，召叢集臣上朝時，朱祁鈺的第一反應是以為于謙謀反了。

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左右曰：“于謙耶？

景泰八年，朱祁鈺病重，投機分子徐有貞、石亨等人為了擁立之功而撞開南宮大門，迎立太上皇朱祁鎮復位。朱祁鎮復位後，在徐有貞的“蠱惑”下，朱祁鎮將於謙棄市，于謙兒子于冕被判充軍，發戍山西龍門，其妻張氏發戍山海關，隨於謙一同被斬首的還有大學士王文，在北京保衛戰中屢立戰功的範廣更是被凌遲處死，于謙所薦舉的大臣也都被牽連治罪。

很多人不能理解權勢如此之盛的于謙為何在奪門之變時毫無反應，最終落的個棄市籍家的下場呢？

談遷認為奪門之變時于謙毫無反應的原因是事發的太突然，于謙沒來得及反應。

《國榷》：於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若奪門之謀，懵然不少聞，何貴本兵哉！或聞之倉卒，不及發耳！

這是有可能的，石亨等人正月初開始密謀，正月十六晚行動，而正月十六的白天于謙還和禮部尚書胡濙、吏部尚書王直等起草要求復立朱見深的奏摺，可見於謙事先並沒有知曉石亨等人的計劃。

石亨撞開南宮朱祁鎮還沒睡覺，而當石亨敲響鐘鼓，召叢集臣的時候，天色已經微亮，這中間最起碼有好幾個小時的時間，于謙作為兵部尚書不可能不知道。

石亨等人當晚不過帶了一千兵馬，以于謙當時的權勢加上他兵部尚書的職銜，這麼長時間完全可以調動軍隊去鎮壓這次政變，即便是朱祁鎮等人進入皇宮以後，于謙也完全可以打著勤王的名義攻入皇宮。而“留心兵事，爪牙四布”的于謙在這段時間毫無作為。其中緣由著實令人費解。

明末文學家屠隆就這個問題給出了這樣的答案：

奪門之役，徐石密謀，左右悉知，而以報謙。時重兵在握，滅徐石如摧枯拉朽耳。……方徐石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為動，聽英宗復辟。……公蓋可以無死，而顧一死保全社稷也。

屠隆不光認為于謙有足夠的能力鎮壓政變，而且他還認為于謙事先已經知悉了石亨等人的計劃。而他之所以“屹不為動，聽英宗復辟”，只是為了保全大明的江山社稷。

要知道朱祁鈺僅有的兒子朱見濟早早地去世了，按照宗法制，屬於正統的能繼承皇位的只有朱祁鎮的幾個兒子，一旦朱祁鎮政變失敗，朱祁鎮的兒子肯定會受牽連，輕則貶為庶人，重則有殺身之禍，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再有繼承皇位的權利了。而皇位一旦空缺，外藩勢必會對皇位有覬覦之心，到時候難免會有一番爭搶，一旦兵戈再起，受害最深的往往是窮苦百姓。

而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為了百姓不再受戰爭之苦，于謙選擇犧牲自己。明代詩人田汝成在《西湖遊覽志餘》的記載也印證了這一點：

景皇帝大漸，石亨等謀擁南內，府尹公（于冕）知其謀，奔扣告變，少保公呵曰：小子何知國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

于謙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誠憂國家，非為私計。”他不求名利，皇帝給他的賞賜他大多推辭，即便收了的也都是封存起來，從不拿出來炫耀。從這點來看，他不為己。

北京保衛戰後，石亨功勞不及於謙，卻因此封侯，心中感到羞愧，於是上疏推薦于謙之子于冕。于謙推辭，因此得罪石亨。從這點看，他不為家。

于謙做官，從不討好上司，在地方任職時，于謙每次進京奏事，總是不帶任何禮品。他的同僚勸他說：“你雖然不獻金寶、攀求權貴，也應該帶一些著名的土特產如線香、蘑菇、手帕等物，送點人情呀！”于謙笑著舉起兩袖風趣地說：“帶有清風！” 而對國家有利的事， 于謙也都堅決執行，不怕得罪同僚，不避嫌疑和怨恨。他為人剛直，看不起那些腐敗無能的大臣，也正是因此得罪了石亨、徐有貞之流。

另一方面，于謙還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思想的忠實擁躉，他的忠誠，從來不是針對於一家一姓，他不在乎誰做皇上，為了國家的安危他可以犧牲掉朱祁鎮，同樣為了社稷的穩定他也可以犧牲掉自己。

而反觀朱祁鎮，他的一生最常做的就是被人“蠱惑”。土木堡之變前被王振“蠱惑”，奪門之變後，又被石亨徐有貞“蠱惑”。“謙實有功”和“帝意遂決”之間，只因一句“不殺于謙，此舉無名”。朱祁鎮不在乎你為這個國家做過多大貢獻，不在乎你在百姓心中有著怎樣的地位，他只在乎他的臉面，只在乎他再次登上皇位的正當性。為了這些，他可以不顧兄弟之情，不顧君臣之誼，甚至可以不顧天下蒼生。

歷史何其不公，大明兩百多年最優秀的大臣，偏偏碰上了大明兩百多年最差勁的天子。

歷史又何其公正，英雄終究會流芳百世，為後世人所敬仰。而懦夫奸滑之徒，在他們在世之時尚被世人唾棄，死後更是受盡恥笑和唾罵。

一邊名留青史，一邊遺臭萬年，這大概是對英雄最好的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