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古代官員動不動就辭官回鄉？歸隱之後做什麼？

我國古代封建社會‘’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文人的地位超然。自從隋唐科舉制成為讀書人的進身之途，他們皓首窮經、埋頭苦讀就是為了金榜題名後謀得一官半職入仕。

但是很多官員的仕途往往並不平坦，曾經的青雲之志總是被現實的官場落差碾碎，心灰意冷之餘難免念念不忘鄉間故里，於是動輒毅然辭官歸去。

我們都知道，大多數文人都手無縛雞之力，他們去職還鄉後何以為生呢？別忘了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耕讀傳家才是古代讀書人立身的根本。

回鄉讀書務農是封建文人身後的退路

在‘’裙釵一二可齊家‘’的《紅樓夢》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後託夢王熙鳳，未雨綢繆替赫赫揚揚的賈府規劃敗落後的復起之路。

就是趁富貴榮華之時，‘’將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以備子孫退至祖裡讀書務農。

而官員主動辭官的行為不在正常致仕的範疇，因此大都不能享受‘’食全俸‘’‘’食半俸‘’等致仕待遇，舉家衣食通常只能寄望于田畝的耕種，或執教私塾以求束脩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東晉陶淵明名垂青史的彭澤辭官歸田。

他任性的‘’歸去來兮‘’創造了‘’不為五斗米折腰‘’這一代表中國文人風骨的巨大精神文化符號。

陶淵明的掛印而去並非‘’五斗米‘’的官俸微薄，而是由於他本人確實‘’不堪吏職‘’，難以勝任基層小吏工作，再加上生性‘’素簡貴，不私事上官‘’，無法在官場上立足。

陶淵明四十一歲歸隱廬山西南部的老家。

最初的三年裡他親自耕種、爬山、飲酒，寫下了不少原本僅供自娛的傳世之作，自家田地裡縱然‘’草盛豆苗稀‘’。

總的來說溫飽還是不成問題的，尚可安貧樂道。

三年後，他家遭遇了一場大火，貧困的家境雪上加霜，即使終年辛勞也常常難以餬口。

生活的艱難困苦讓他明白讀書人熱衷躋身官場謀求權力的現實動力，卻無法改變他堅決歸隱的心志。

哪怕晚年生活淒涼，不得不出門乞借糧食度日，也不肯接受朝廷的徵召，重新投身黑暗的官場，因此贏得了後世文人的由衷敬重。

歸隱家鄉是文人厭倦官場後的心安之處

我國曆朝歷代都有‘’學而優則仕‘’之後急流勇退，壯年辭官的文人，如南宋名臣崔與之、元曲家張養浩、明朝文人畫家文徵明等。

他們辭官理由無非‘’乞病歸‘’‘’以父老辭官歸養‘’等，實際上卻是有感於時局危難，審時度勢之下回歸家鄉以求安穩。

南宋名臣崔與之是宋光宗、寧宗、理宗三朝的元老，四十七年的仕途官運亨通，晚年卻以四卷奏札呈辭，堅拒朝廷許以的高位，回到家鄉增城做‘’田舍翁‘’鄉紳。

書面給出的辭官理由可以概括為‘’病‘’、‘’孤‘’、‘’歸‘’，不難看出其實是對宋室殘局極度悲觀而心生孤憤，進而‘’但覺歸心長羽毛‘’，最終做出了平靜的抉擇。

元曲家張養浩的兩次辭官，正是由於他深感當時的朝廷權奸當道，黨禍引發的殺戮接連不斷，眼看就要出大亂子，而自己冒死的勸諫元英宗置之不理。

再加上他的長子張強夭折，父親年事已高，於是決定回家鄉築遂閒堂歸隱。

他不是執意死諫的直臣，也並非不敢死諫、消極保命避禍的隱士，洞悉了導致元英宗死於非命的南坡之變卻回天乏術，只能拋下即將位極人臣的尊榮遠走歸隱。

泰定帝即位後，陝西大旱，張養浩辭別八旬老母，散盡家財出仕，為救災憂勞成疾殉職。張養浩的辭官歸隱與出仕都是為了讓自己心安。

明朝文人畫家文徵明出身官宦之家，能詩文擅書畫，當過翰林院待詔，因非科舉出身受到同僚排擠。他生性謹慎高潔，不善交際。

於是辭官歸鄉，從此不再出仕，專心從事詩文書畫的創作，淡泊自由。

但從他留下的書札來看，真正觸動他堅決辭官的直接原因是：嘉靖一朝的‘’大禮議‘’事件中殘酷的政治鬥爭與護禮派的慘烈下場，令本就無心世事的他失望心驚。

歸鄉後平靜閒適的文士生活更適合他工穩平和的性格。

有志難伸的辭官文人‘’文章報國‘’促學術繁榮

清朝乾嘉時期，有超過六十位科舉正途入仕的漢臣官員不約而同在壯年辭官歸隱。

他們都是相對剛正不阿的飽學之士，在權力金字塔充斥固化的滿清權貴、因循守舊、‘’少說話，多磕頭‘’的官場中格格不入，很難有所作為。

更何況還有文字獄防不勝防的威懾，因此這些有志難伸的官員心生退意，決心返鄉隱居田園，埋首學術研究，長期執教書院教書育人，正如袁枚所言：‘’嘗謂功業報國，文章亦報國‘’。

姚鼐是乾隆時期擔任四庫全書館的八位非翰林纂修之一，看似恩寵榮耀有加，入館兩年後他卻辭官回到了故鄉桐城，輾轉各個書院教書授徒維持生計，桃李滿天下。

姚鼐教書的同時也筆耕不輟，著述十分豐富，成為了清朝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一位開創者及集大成者，致力於著書立說振興古文，大力弘揚程朱理學。

袁枚宦海浮沉十年，曾任沭陽、江寧、上元等地知縣，政績可圈可點，兩江的總督尹繼善力薦他升遷高郵州知州，竟然未被吏部採納。

袁枚得知升遷未果後立即花了三百兩銀子買下了南京小倉山隋織造園‘’隋園‘’，改名為‘’隨園‘’作為辭官後的住所，一年後辭官隱居於此近五十年。

袁枚在隨園讀書、創作自娛，寫出了大量展現個性的‘’性靈‘’詩文，並廣收學生，刊刻詩集發行，成為了引領乾嘉詩壇一代風氣的潮流人物。

由上可見，古代官員‘’任性‘’辭官，養家餬口的後路在於小農經濟社會有傳統的‘’耕讀傳家‘’觀念。

離開官場後沒了俸祿，可做一自給自足的‘’田舍翁‘’，最不濟如陶淵明‘’躬耕‘’，條件稍好的可以置辦田畝房舍成為鄉紳，家道中落又醉心於學術則選擇執教書院、著書立說。

姚鼐晚年曾自嘲：‘’八十老翁，辛苦執筆，以養一家之人，常苦不給，豈不可傷邪？‘’

然而相較於在官場為公事案牘煩憂，還要歷經殘酷傾軋爭權奪利。

因‘’道不同‘’而選擇辭官歸隱與清燈、古書、拮据生活為伴的讀書人，內心深處對於身為自由人創作著述、授徒施教等實現人生價值方式其實是甘之如飴的。

也即是古人的‘’精神境界‘’相對於現代很多人而言更高一籌。

況且古代小農經濟，自給自足也是可以生活下去的，而非現在人與人之間的‘’物聯網‘’是無論如何也擺脫不掉的，自給自足難以養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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