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的繪畫大師：尉遲乙僧繪畫欣賞

唐代是一個空前繁榮、國力強盛、充滿自信的時代，藝術的各個領域都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們在談及唐文化高度發達的同時，不應忘卻西域文化對唐代中原文化的影響與貢獻。西域的繪畫藝術可謂中華文化之林中的一朵奇葩。尉遲乙僧的繪畫作品在國內大概已經絕跡了，目前我們要想了解分析他的作品，一方面可以從歷史記載上窺視一斑，另一方面不妨走進他的家鄉，從西域歷史上曾輝煌一時的龜茲藝術中去尋蹤覓跡。

尉遲乙僧到底是何籍人士，歷史上曾有兩種不同的記載，公元9世紀中葉唐朝畫論家朱景玄在《唐代名畫錄》中寫道：“尉遲乙僧者，吐火羅國人，貞觀初其國王以丹青奇妙，薦之闕下……”與朱景玄同一時代的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也有一段關於尉遲乙僧的記錄：“尉遲乙僧，于闐國人，善畫外國及佛像……”一說為吐火羅人，一說為于闐國人。

從歷史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尉遲乙僧的繪畫與當時中原繪畫風格有著明顯的區別，他的繪畫題材內容非常廣泛，但都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唐代名畫錄》評其畫：“凡畫功德、人物、花鳥，皆是外國之物象，非中華之威儀。”“景玄嘗以閻畫外國之人，未盡奇妙，尉遲畫中華之像抑亦未聞。由是評之，所攻各異，其畫故居神品也”。吐火羅畫家筆下的人物必然帶有其自身民族形象的特徵。克林凱特在《絲綢古道上的文化》中提到：“在庫車附近的克孜爾洞窟內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吐火羅供養人是高大的白面板人物，有一部分是藍眼睛紅頭髮更具歐洲人特點。”正如我們在克孜爾壁畫中所看到的，其人物形象儼然與中原人物迥異。可以想象，尉遲乙僧所畫的“皆是外國之物象”正是自然而然地反映了他本民族的相貌氣質。

尉遲乙僧的創作題材涉及功德、人物、鬼神、菩薩、佛像、花鳥，以及龍獸。儘管種類頗多，但首先，所有作品中最為震撼人心的不是佛像或花鳥，而是千奇百怪的鬼神和造型奇異的菩薩。彥悰《後畫錄》謂其：“善攻鬼神……外國鬼神，奇形異貌。朱景玄《唐朝名畫錄》記載了尉遲乙僧在慈恩寺和光澤寺的佛教壁畫。謂其在慈恩寺所繪“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間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狀，不可名焉”。還有他在光澤寺七寶臺後所畫“降魔像，千怪萬狀，實奇蹤也”。另一位唐代文人段成式看到尉遲乙僧所繪的降魔圖之後，同樣驚歎不已。這位《酉陽雜俎》的作者在“寺塔記”中寫道：“光宅坊光宅寺……普賢堂……今堂中尉遲畫頗有奇處，四壁畫像及脫皮白骨，匠意極險。又變形三魔女，身若出壁”。作者在同書中也記錄了長安慈恩寺中尉遲乙僧留下的畫作，謂“塔西面，畫溼耳獅子仰摹蟠龍，尉遲乙僧畫。及花子缽曼殊，皆一時絕妙”。

從用筆來看，尉遲乙僧在佛像造型方面“筆法清圓，天王小像窮工極妍”。雖為師承於父，但尉遲乙僧與尉遲跋質那的風格卻各不相同。二者的區別在於：“畫外國及菩薩，小則用筆緊勁，如屈鐵盤絲；大則灑落有氣概。”這裡的“小”顯然是指小尉遲（尉遲乙僧），“大”是指大尉遲（尉遲跋質那）。用筆緊勁且如屈鐵盤絲，指尉遲乙僧用用線均勻曲線多變，且造型緊湊有力；而尉遲跋質那用筆則不拘細節，注重造型的氣勢而顯得較為生動。相比之下，尉遲乙僧的繪畫風格顯然相對更加工細精湛。在用色方面，尉遲乙僧所繪佛像“用色沉著，堆起絹素而不隱指”，提示了尉遲乙僧採用西域佛教壁畫中常見的“凹凸畫法”，來表現畫面的立體效果。而這種凹凸立體的效果顯然與印度傳統石窟壁畫中的“凹凸法”（Nimonnata）是一脈相承的。

公元7世紀前後，吐火羅-粟特壁畫比之於闐，更為充分地體現了營造牆壁外部空間效果的意圖和手段。其中許多特徵都能對應古人對尉遲乙僧作品的描述。尉遲乙僧畫風中斷的原因，一方面在於其“屈鐵盤絲”、“造形圖式”很快被盛唐畫家吸收，改造，融合在吳家樣中；另一方面，中唐以後，西域異手，青金石顏料日漸稀缺，大面積使用藍色難以為繼。初唐畫跡大面積使用藍色者，晚唐長安不乏遺存，故而張彥遠等不以為意。但到元代，此類壁畫大抵不存，這時的書畫鑑賞家反而對之倍感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