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與藏書閣

《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書，也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

“四庫”之名，源於初唐，開元年間編制的《唐六典》中說：“書有四部，故分為四庫。”遂官方藏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個書庫，號稱“四部庫書”或“四庫之書”。

《四庫全書》依照經史子集四分法分類，基本上囊括了清朝乾隆年代以前的所有圖書，故稱“全書”。

《四庫全書》的由來

在徵書過程中，朝廷和官府採取的不少措施，特別是對私人藏書家獻書的獎勵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當時在江南一帶，民間藏書頗為流行，著名的私人藏書樓有浙江的天一閣、知不足齋、開萬樓，江蘇的叢書樓等，所藏圖書之中有不少世間珍品。

對私人獻書的獎勵措施有獎書、題詠、記名等：

“獎書”即凡進書五百種以上者，賜《古今圖書整合》一部，進書一百種以上者，賜佩文韻府》一部；

“題詠”即凡進書百種以上者，擇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題詠簡端，以示恩寵；

“記名”即在提要中註明採進者或藏書家姓名以留名後世。

於是藏書名家紛紛將家中所藏的珍本善本進獻，僅天一閣、知不足齋等上述四家藏書樓就總共上呈圖書兩千七百九十八種，佔全國徵集總量的八分之一強。為此，乾隆皇帝每家賞賜《古今圖書整合》一套。

另外，獻書百種以上的藏書家還有周厚牆等六人，每人賞賜內府初印本《佩文韻府》一套，“以為好古之勸。”

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開始的《四庫全書》徵書工作，歷時達七年之久，徵集到的圖書總數為一萬三千五百零一種。

說到《四庫全書》，就不能不提到它的總纂官紀昀。

乾隆十九年進士，博學多才，貫通儒籍，旁通百家。

早年入翰林院，由鄉試主考官、同考官到侍讀、侍讀學士，為當朝文學重臣之一。

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庫全書》館成立，乾隆帝任命紀昀為總纂官。《四庫全書》的纂修工作十年有餘，歷任館職者共三百六十人，抄寫人員更是多達三千八百二十六人。

紀昀統領全域性、貫穿始終，全書體例皆紀昀一手所定，為《四庫全書》打上自己無形卻又是深深的烙印。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第一部四庫全書》抄寫完畢並裝潢進呈。

接著又用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抄完第二、三、四部，從乾隆四十七年（1782）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又抄了三部，分貯於江南文宗閣、文匯閣和文瀾閣，即所謂“南三閣”。

北四閣的館舍建設與徵書、設館是同步進行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傳諭杭州織造寅著親往天一閣考察寶書樓形制，並繪圖送呈”，令“仿其形制”建閣。

一座始建於明嘉靖四十年（1561）的著名私人藏書樓就這樣成為了皇家藏書樓的建築藍本。

《四庫全書》七閣的名字均以文字開頭、閣字為尾，中間一字除文宗閣的宗字的偏旁無“水”之外，其餘都有“水”。

這與天一閣的天一生水”同樣有以水克火的“厭勝”之意。

而按照乾隆本人的解釋，“文”字則更含“水”之深義，他以文喻水，將浩瀚的文化典籍比作江河之水。

乾隆在《文源閣記》中寫道：“文之時義大矣哉！以經世，以載道，以立言，以牖民，自開闢以至於今，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以水喻之：則經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經而出。故吾於貯四庫之書，首重者經，而以水喻文，願溯其源。且數典天一之閣，亦庶幾不大相徑庭也夫。”

記述上段文字的《文源閣記》殘碑現存文津街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院內，與蔡元培撰文、錢玄同書寫的《國立北平圖書館記》碑並列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