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故我在: 資料化時代的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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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少數派僅對標題和排版略作修改。

你多久沒有寫日記了？

且按下你幾秒內的答案不表 —— 不要小看這個問題：這不是一個像它看上去那麼容易回答的問題。這裡面嵌套了好幾層次的問題：

1、你怎麼定義日記？

2、你怎麼定義「寫」？

3、你怎麼定義「寫日記」這個行為？

4、上一條裡面甚至牽涉了「寫日記」的動作主體是誰？

繼而要涉及更嚴肅和深遠的形而上討論，我們稍後也會有所談及。

但別擔心，這並不是一篇圍繞著傳統意義上的「日記」喋喋不休的感性論述；而標題裡的「資料化自我管理」所理所當然涉及的各種管理工具的介紹和對比也不是本文的側重點。

那麼，我們還能談談什麼？

本文的標題裡有一個「

自我管理

」，也就是說，將記錄作為管理的基礎和依據。其實我們試圖在這裡探討的問題有兩部分：記錄如何「成為」（方法論）和「成為了」（現象）自我管理的前提；而資料化如何影響了記錄（用流行的話術或可叫「賦能」）；資料化裡面還隱含了資料記錄方式和載體數字化兩層意義。

日記減少了？

先來聊聊數字化。很多人不再寫日記 —— 這話沒毛病，當你指的是符合「在物理紙張上（通常是裝訂本上）」用「物理的書寫工具」來「基本以每日的週期」「記錄生活的片段」，那麼這種行為已經

不可避免地大幅減少

，並且仍在持續減少。

為何「不可避免」？「數字化」，「碎片化」以及「社交化」，是其中三個可能的回答。

數字化

在過去不包括計算機發明以後數十年的絕大多數時間裡（按照蘇美爾人發明楔形文字的公認節點是 5000 多年），不能說「訊息」「全」是以文字的形式儲存（因為尚有雕塑、繪畫、建築、器具等），但「文字」的載體卻幾乎可以說都是在物理的平面（或多面體的空間投射）上被記錄（錄入）的。

而計算機的出現對記錄的錄入操作（input）與使用（output）都是顛覆性的革命：最簡單地，當重複的工作能被輕易複製貼上甚至程式的自動化取代，當檢索的工作能在資料庫的原理下簡化繁複而多漏洞的人工查詢，當速度和效率成為時代背景下的共識，即便有書寫體驗、美感、個性化、情緒等獨特的增值體驗加持，原始的線性錄入、儲存與查詢邏輯還是很容易被數字化的解決方案超越過去。（見《歡迎到真實的荒漠中來》）

碎片化

除了載體在「硬體層面」的演化改變了記錄的方式，社會生活的型態也決定了記錄的型態出現

從線性、專注、單執行緒向立體、多媒介等趨勢轉變

。從「（泛）記錄」這一行為的主體看，它逐漸去中心化、去專業化（這和其中專業的一小部分更趨專業，並不矛盾），而記錄的頻率、場景、工具則在便利化、多元化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走向碎片化。

「日記」只是一個典型的概念指代，它亦可是週記、月記、工作筆記、會議記錄、速寫、照片、部落格、播客、vlog；當然也可以是記帳本、備忘錄、日程表、體重記錄、體檢報告、運動路線、手機先吃、單詞打卡、app 內簽到……（

這裡，看「日記」漸漸面目模糊，走向了廣義的「資料化自我管理」

）漸漸地，日記不再能 / 不夠呈現日記主人的人生，而 ta 的人生分佈在所有的數字化管理工具的角落裡，是它們的總合，並且越來越豐富，以及愈發碎片化。

新的社會生活要求注意力的解體

，而放棄對解體的抵抗、擁抱碎片化的記錄，則同時成就了這一片繁榮而參差、廣袤而四散（視乎你的解讀）的新社會生態。

社交化

社交化的出現更加從本質上改變了記錄的屬性、目的和途徑。「社交」並不是落後「記錄」很久出現的新鮮事，但「社交化」是。我以為兩者的區別是，

是否將社交作為記錄的終極目的。

第二點裡提到的

碎片化

和這一點也有隱秘的共謀，正因為各自為政的資訊寄存渠道們爭奪著「資訊」（這一新生的資源礦藏）的所有權、控制權、使用權及資訊主體讓渡的其他權利，而「社交貨幣化」能很大程度上增強使用者群的黏性和促成使用者的爆炸性傳導或裂變，鼓勵分享（所謂分享，更中肯的表達應該是公開）、比較、追捧、點評和被點評，這些和原先的「日記」毫不相關的行為，理所當然地喧賓奪主了。

在這種氛圍裡，「記錄」和「創作」的邊界，就像紀錄片和劇情片一樣，本來井水不犯河水的邊界變得曖昧。因此當我們談論所謂的資料化自我管理，也必須小心地將範圍聚焦於對「真實事件」的儘可能復刻（即在承認前兩個因素的前提下，審慎涉及面向第三點之處），因為資料化自我管理的基礎，並不在於更新的頻率或能見度，而在於接近事實的還原與整理。

後面我們還會談及「真實」這件事。

數字增加了？

然後我們說說

資料化

。

尤瓦爾 · 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未來簡史》裡提出一個叫「

資料主義

」的概念，認為宇宙由「資料流」組成，任何現象或實體的價值就在於對「資料處理」的貢獻。得益於網際網路經濟的背書，資料主義愈來愈形成如同宗教般有影響力的一種思維方式，即事物的價值被體現於資料上，在中國的網際網路生態上下游，它更簡單粗暴的一個翻譯就叫：流量。縱使有千萬維度衡量產品或作品的價值，流量總是不變的基石。

另一方面，「資料化」也體現在：人類在網際網路時代製作的大量文字中，資料的比重大大增加了。因為技術手段的演化，使得更精細的量化成為可能（而這些量化通常以資料的形式體現）；上文提到的

對資料主義的信奉和迷戀，也直接鼓勵了以資料背書的新理性主義導向

；

這些充滿資料的文字

（包括報告、視覺化的圖表甚至故事）

對人們閱讀習慣的塑造，又反過來加強資料化文字的傾向

。

而把「記錄行為」「資料化」推至極限的做法，就是隻保留「被記錄物件」的可以資料化（即量化）的部分，並和計算機使用 0 和 1 作為終極底層程式碼的邏輯達成了共識：真實的世界和數字空間的鴻溝抹平了，下一步我們即可宣稱：並沒有什麼模擬（analog）和數碼（digital）之分，我們身處的世界如果還無法被完全地以資料的形式儲存，那只是因為記錄的顆粒度還不夠細；同理，數字空間如果尚無法還原像「真實」一樣逼真的「現實」，只是因為算力還沒有達到。

這並非毫無意義的談論。因為迴歸到我們日常的記錄、自我管理的程序中，

我們認同的底層邏輯也將會主導每一次的記錄行為，也成型了習慣，甚至重塑了記錄的目的

。

記錄什麼和如何記錄？

這個問題的答案「千人千面」。有人會記錄每日夢境，並作為工作靈感；備忘錄、待辦事項和日曆的互相聯動對時間管理者來說非常重要；也有人記錄每日的身體資料，作為比一次體檢更有信服力的健康報表；財務健康的日常檢視和梳理是另一些人的在意點；也有人痴迷於建立和分享歌單、影片列表、讀書清單（這恐怕就是現代版的剪報集）；攝像頭和照片相簿仍然是許多人的剛需（在這其中，截圖資訊也佔據了可觀的比例）；許多人更會馬克許多的網上資訊（有資訊聚合軟體如 Instapaper，RSS 閱讀器，輕芒閱讀，Evernote……更多人的資訊散落在不同軟體的收藏夾中）；更多的時候，是工作環境提出被記錄、評估和彙報的需求，那些專案進度的管理和跟蹤、會議記錄、打卡記錄、日報週報月報、加班記錄、報銷記錄、覆盤記錄……的總和也幾乎（不幸地）等同於一部分人的全部生活記錄。（見《我和你有個共同點就是不想工作》）

主動和被動記錄的界線也開始模糊。

智慧手機普及以後，不難感受到身邊的人們對於突然降低了門檻的拍攝之興奮，網紅店前打卡、餐前「手機先吃」、與藝術作品同框合照乃至無人機自拍等，司空見慣（見《歡迎到真實的荒漠中來》）；支付軟體提供非常人性化的轉帳記錄總結與查閱；人們擁抱和依賴手環和智慧手錶忠實記錄著越來越多的行動資料，並同步到各個裝置；我們的瀏覽、消費與言論記錄影響著我們的信用分、平臺推薦時的價格歧視甚至海關出入境的評估；公司中，裝置透過區域網、網盤、雲和 NAS 持續備份和分享著資訊；公共空間裡頭頂的攝像頭和車裡的行車記錄儀則在時刻靜默記錄；而賽博空間裡有億萬爬蟲在抓取、記錄與再造資訊……

自然地，擁有這些記錄，相當於給人提供了一個

外接大腦

，我們得以在資訊化爆炸的時代，而作為生理基礎的大腦沒有革命性突變演化時，較為遊刃有餘地生活下去。這同時也是制度化、規範化的現代社會對於資訊蒐集、追溯、評定和預測的依賴性所要求。

另一些人則煩惱於系統過於自動化和自作主張（又稱「智慧」）的記錄，乃至於不願意為拒絕這種自動化的人群留出餘地：照片的 EXIF 資訊裡洩露了太多關於拍攝者的秘密；app 之間互相讀取剪貼簿；用於使用者跟蹤並推送個性化廣告的 IDFA（將隨著 iOS 14。5 的推送迎來至暗時刻）；歐洲法院在 2014 年支援了公民的「被遺忘權」；有許多僅支援掃碼點單（甚至是單一 app）的霸道餐廳實質上在拒絕為拒絕提供個人資訊的客人點餐；就連以「忠實還原本貌」行走江湖的 iPhone 相機鏡頭也曾陷入「自動美顏門」（iPhone Xs 和 iOS 12）。

為何記錄？

既然人們主動或被動（或半推半就）地擁抱這些記錄，記錄為我們帶來了哪些價值？又或者更靠前的問題是：

記錄必須產生價值嗎？

溯源到更前，在更個人化的深層，我們仍然遇到經典的那個「Why」：

你為什麼而記錄？

個體對於忠實記錄、還原自我的動力，自然是來自收益的誘惑。試談其中三個重要動機。

首先，記錄是存在的彰顯。

《左傳》曾將中國人的追求歸結為「三不朽」的願景：

立德、立功、立言

。記錄就是「立言」的行為，無論是著書立傳或是看似更摩登的所謂資料自我監察，一部分都來自建立自身認同的潛在需求：是令當下的生活、工作、學習等程序變得更可見、更有意義，或是為未來的回顧保留更鮮活的記憶，在更深層面上都是一種彰顯本人存在的心理需求，而「觀眾」是存在的，就是記錄者本人。

往深裡去想，當我們談論「資料化的自我」，可能會涉及到非常本質、源頭性質的世界觀問題，例如哪些資料能怎樣影響我們對自身的評價和對未來的看法；自身的存在（being）是怎樣一種事物，如何定義它；例如如何去看待每一次記錄發生的時候，自我覺知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這種內視如何影響了記錄行為本身（具體的例子如，假如記錄鏈產生了空白，我們如何面對關於拖延症或自我違約產生的心理壓力，以及資料丟失帶來的實際困擾）。

細品「自我管理」這個詞：如果你熟悉弗洛伊德經典理論，那麼不難聯想到，「超我」在這裡起到的作用：

超我對於本我的抑制、對自我的監察和追求卓越的長遠目標，與「自我管理」行為高度契合

。自我管理如果成立，或成功起效，它很大程度上依賴「內心的道德準則」（康德，古典哲學創始人，Immanuel Kant 語），哪怕記錄行為跟道德無關。

其次，連續的記錄有重要實用價值。

記錄最大的意義不是「當下」，而是由「點」和「點」連結而成的「連續性」，它呈現的事物（即記錄者自己）的「變化趨勢」，

是我們作為無法縱覽時間始末的三維生物得以知曉事物原委和預測走向的重要航標

。越有條理和邏輯，自然越能將「點」的能量挖掘出來。

讓記錄發揮能量的前提則是去「使用它」：單純記載是被動、靜止和中立的，而對它的關聯、解讀及活用才是它的價值所在。而隨著數字化的普及，記錄越發海量化、可量化（注意它也摒棄了許多重要資訊）及通用化，還帶來了複製、修改、補充、搜尋、轉移、銷燬等曾經在過去數千年裡難以企及的操作便利性，令人頭痛的儲存時限等一系列問題得到了解決。

當然，千篇一律的電子日誌也失去了筆跡上的個性化、或因脆弱和不完整而獲得的特殊審美價值，但新人類被新的便利性與可能性所吸引，其他的損失變得易於接受。

其三，整理和管理所帶來的快感。

除了人天生對於熵增（系統混亂程度增加）的厭惡，從而會偏好將事物分類、梳理和記載，以增加經驗的累積，整理還毫無疑問與資本主義塑造的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大現實是密切關連的。

正因為資本要求投資回報的最大化，對於流程的管理才會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而人的

人本主義價值下降，作為工具和生產鏈條的屬性加強

—— 即使是看似呼喚人之價值迴歸的某次浪潮，也會不自覺地為資本服務（十年前的英劇《黑鏡》第一季中《一千五百萬的價值》這一集有著精準而令人悚然的展現）。

作為被管理的物件，也會在這種已成為「普世價值觀」的鞭策或潛移默化下，認同管理和自我管理的必要性。管理是為了更好地理順流程、降低成本（無論是生產資料還是精神層面的成本），本質就是為了提高效率，擴大產出。在這種主義的席捲之下，於是有了生產力的爆發，也有了工具人的內卷。

從某種程度上，

被資料化也是某種被工具化

；而資料整理、自我管理和資本對於所有人的控制在操作層面是能達成一致的；這樣說起來有一些悲哀，但不可否認，整理的快感也切中了

人對秩序的渴望

（對秩序地位的追捧，是否暗合了美籍德國社會心理學家艾瑞克 · 弗洛姆（Erich Fromm）提出人逃避自由而自囿於枷鎖的理論）。

數字 / 資料自我的繼承

我們在檢視「資料化自我管理」之時，最後一個問題、卻或許是有些超前的話題：

誰來管理或繼承「也可以是作為一種資產的」個人記錄？要如何管理「自我」的消亡和傳承？

（在此避免使用個人資料一說，是因為這容易將談論焦點偏離至個人隱私和數字財產的討論範疇）

當記錄的主體生命完結之時，它身後留下的「日記」或擴大化的「個人記錄」：相簿、帳本、收藏夾、硬碟、言論……所扮演的是怎樣的角色呢？它作為「社會生活的第一手資訊」切片，

一個在某一時代背景下個體的生活標本

（如怎樣的通勤工具、怎樣的飲食文化、怎樣的生理引數……），對於社會，又對其直接繼承人，意味著怎樣的價值？

結合了「數字化」以後，這個問題愈發複雜：「誰會繼承一個數字化的存在（being）」，在那之前的問題首先是「會不會有繼承這件事」—— 即，當「被繼承的數字 being」實際上不是同一回事，那麼實際上可以認為我們願望中設想的「繼承」並沒有發生。

「會」在中文裡是一個很曖昧的表達，「會」既可能是「有能力 able to」，也可能是「不得不 compelled to」，也可能是「願意 willing to」，可能是「有責任的 / 必須地 have to」……用在這裡卻剛剛好，簡明地概括了這裡面錯綜複雜的情況。我們討論了「繼承」這件事，依照不同派別的觀點，它「可以有」，也可以是「不可能」「真正地」有。

如果在電腦中複製一個檔案，這個檔案從編碼到寫法到佔用空間大小都和它的母本沒有差別，但有一些潔癖者（並不是否定他們）或純粹者可能馬上會反駁：他們被儲存的空間位置（在記憶體上），和發生「存在」的時間點並不一致，它們看上去的「一致」只是在四維或更高維度空間完全兩碼事的存在，在三維時空的拙劣投影；換句話說，對持這種取向的人來說，從本質上否定了，有完全一致的「副本」存在的可能性。

如果某個個體的數字化 being 被繼續傳遞（是了，正確的描述是傳遞，而非繼承）到下一代或其他個體的管轄之下，它會怎麼樣發展呢？我們怎麼看待它？是「一具已經完結的數字遺體 / 凝固在時間裡的數字標本 / 個體存在過的證明」，還是「它獨立的數字生命一直在延續」（只要它的利用價值仍在、仍有管理員在關注它、管理它、閱讀它、分類它），還是它將「融入」管理員的生命，更像是宿主的概念，從舊的宿主脫離，現在變成了新宿主的一部分。（2020 年的美劇《上載新生（Upload）》就想像過一個這樣的反烏托邦世界。）這種想法把「關係的存在」基本等同於「存在」，如果宿主是「我思故我在」，則這些「寄宿者 / 附屬者」（數字 being）是「被思故我在」。

2021 年伊始，加密數字資產「NFT（Non-Fungible Token）」在藝術圈和投資圈引發了新的騷動。對於具有獨到性的資產進行偽造和鑑偽一直是個交替上升的螺旋。遙遙地我們似乎能看到一個被「去中心化」儲存的「數字自我」的未來。在這裡，

數字資產、資料化自我以及人之異化的母題又形成了新的互文

。（見《賽博皮囊》）

這篇文章希望帶你遊曳當代場景中圍繞「記錄」這件事的幾個關鍵詞：數字化、資料化，還有自我管理。它們本身是很難徹底乾淨切割的概念，每一日仍在互為因果中糾纏演化，因此談及或思考的時候，惘然、虛無或固執都會成為議題本身的一部分。

然而，一個仍在發展中、生長中的共識逐漸浮現出來：我們一直都願意使「記錄」成為大腦延伸的有效補充，並希望在自我管理的過程中保持框架程式清晰之餘的人性和彈性，就如同我們讓程式

智慧化地代替主人承擔那些枯燥重複的程式化動作的同時，又可將記錄的邊界和許可權保留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而我們則可貪婪地享用記錄中最甜美的部分：

在自律和創造裡獲得的平靜與審美情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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