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朝的“公車改革”為何總是不能進行下去呢？

公車，顧名思義就是公家人員所乘坐的車子，古代在沒轎車的情況下，就是他們的代步工具，比如馬車，轎子之類的。

這“公車”除了是官員們的代步工具之外，還有一層意思，那就是官員身份和排場的象徵。一般都是權利越大，坐的車就越好；權利一般者，坐的車也就一般般。

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大概瞭解下中國古代的公車發展史，你會發現，歷朝歷代是沒有規定官員的坐車、坐轎等交通工具的公私使用之分的，交通工具一旦派發下來，那就完全供主管官員一人使用了，成了絕對的私人用品，因此，助長了官場腐敗和奢靡的風氣。

尤其是在明清時期，坐著八抬大轎泡酒樓、逛妓院的官員更是不在少數。同時，古代公車的龐大數量，更是成了國家日益嚴重的財政負擔。

明朝開國之際，出身平民的朱元璋就曾對“公車”的腐敗公開宣戰過，制定了一系列的規定。

據《明史·輿服志》記載，“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轎。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應乘轎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內外鎮守、守備及公、侯、伯、都督等，不問老少，皆不得乘轎，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者，奏聞。蓋自太祖不欲勳臣廢騎射，雖上公，出必乘馬。”

意思就是說，規定只允許三品以上的文官可以乘坐四人抬的轎子，其餘官員一律騎馬出行；勳戚和武官不管老弱，皆不得乘轎；違規乘轎及擅用八人抬轎者，都要接受嚴厲的處罰。

這一套規定在明朝初期執行得還是比較徹底的，但是到後來就不行了。

隨著明朝的日益衰落，這方面的監管也開始每況愈下，一些官員又紛紛開始坐上了轎子，而且是越坐越大。不但奸臣如此，忠臣亦如此。

就拿萬曆一朝的首輔大臣張居正來說吧，他回家奔喪，所坐的轎子之大，足以令你瞠目結舌。

據有關史料記載，張居正的這次返鄉之行，那叫一個氣派：首輔的坐轎要32個轎伕來抬，內分臥室及客室，還有兩名小僮在裡面伺候著。隨從的侍衛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一隊鳥銃手，乃是總兵戚繼光所派，而鳥銃在當時還尚且屬於時髦的火器。

如此大轎，在國內乃至國外怕是都排得上號了吧？

為了讓如此大轎從北京暢通無阻地趕到江陵，張居正可謂是煞費苦心。在這千里行程中，“五步一井，以清路塵；十步一廬，以備茶灶”，拓寬道路，加固橋樑，勞師動眾，一時驚擾無數官民。

清朝入關之後，也是規定在京的滿族大臣不分文武，一律不準坐轎，只准騎馬；一品文官如果因為年老或疾病不能乘馬的，必須經過審批才可坐轎；漢族文官可以坐轎。但由於京城太大，官員們住的地方距離上班的地方路途都很遙遠，所以如果要坐轎子上下班的話，得準備兩班轎伕中途替換，如此計算下來，每年的花費巨大。

因此，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都在致力於“公車改革”，鼓勵滿漢大臣一律改乘更為輕便廉價的交通工具，所以很快就出現了京官乘騾車上下班的景象。不過那些高階官員的大轎還是可以保留的，放在家裡，需要顯示派頭時，花倆錢僱幾個轎伕來臨時抬下就好了。

但是，從《清朝文獻通考》的記載來看，這個禁令在康熙一朝其實早就已經被突破了，到乾隆時乘轎更是成了普遍的現象，乾隆皇帝為此連發詔諭訓斥，但絲毫沒有效果。

從整體上來看，明清兩朝前赴後繼的“公車改革”基本上都是前面緊，後面松，虎頭蛇尾的，根本不能將改革進行到底。對於這樣的一個現象，現如今的我們是否該吸取點歷史的教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