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勾踐的歷史形象，是怎樣從明君變成“鳥盡弓藏”的小人的？

提起越王勾踐，人們第一時間會想起兩個成語：“臥薪嚐膽”、“兔死狗烹”。這位春秋時期帶領一個蠻荒小國崛起的霸主，一方面以他的忍辱發憤、勵志圖強的故事讓人傳誦，另一方面又因其成功後對功臣的“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而讓人唏噓不已，大大影響了他的歷史形象。勾踐也成為歷史上第一位因為誅殺功臣而遭到人們唾棄的君王。

但是翻遍與勾踐同時代的先秦史籍，我們並沒有發現有關勾踐“臥薪嚐膽”、“兔死狗烹”的任何記載。這兩則故事最早見於司馬遷的《史記》，而在《左傳》、《國語》、《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等史書中，勾踐是一位任人唯賢、發奮圖強的君主，是一位充滿正能量的王者。他在越國存亡之際，以自身傑出的治國謀略和才能，開展了從上而下的社會改革，最終實現了逆襲，滅掉了越國的老對手吳國。他既沒有去“嘗膽”，也沒有想過誅殺范蠡，與司馬遷《史記》中的形象有著極大的差別。

為什麼司馬遷要在《史記》中增加“嘗膽”之類故事情節，並且突出勾踐的殘忍無情，從而導致幾千年來，勾踐在人們心中形象的顛覆呢？讓我們回顧一下春秋時期吳越爭霸的歷史和司馬遷著《史記》的背景，去分析一下勾踐的形象為什麼會發生如此大的嬗變的原因吧。

一、吳越爭霸

東周後期，王權衰落，一些諸侯透過兼併和擴張，勢力不斷增強。周天子已喪失了對國家的實際控制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成為一紙空文，晉、楚、齊等諸侯國之間開始為了自身復位，爭奪霸主地位，相互間的征戰不休。

此時的越國，本是僻處東南方的一個小諸侯國，它與北面的吳國本來沒有多大仇恨，雙方都是被當時兩個大國晉國與楚國裹挾到戰爭中來的。

公元前六世紀，晉國為了抑制楚國，採取了“聯吳抗楚”的方針，楚國也不甘示弱，利用“扶越制吳”之策以抗之。公元前510年，吳王闔廬伐楚，以“越不從伐楚”的藉口，對越國開展了軍事行動。這次戰爭雖然兩國都沒有佔到什麼便宜，但兩國間仇恨的種子就此種下。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逝世，勾踐繼位為越王。吳王闔廬乘越國國喪，大舉伐越，試圖一舉滅亡越國。但是兩國在檇李之戰中，勾踐用死士在陣前自殺的戰術，一舉大敗吳軍。吳王闔廬也在此戰中被箭射傷，不久去世。

闔廬死後，其子夫差繼為吳王。夫差時刻不忘越國射死父親的仇恨，讓人每天在自己耳邊提醒自己：“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將復仇當作頭等大事，日夜勤兵習戰射，尋找報仇的機會。而此時的勾踐卻有點飄飄然，認為吳國不過如此，甚至不顧范蠡的勸阻，率先發難，發兵攻打吳國。

這一次兩國在夫椒發生的戰鬥中，越軍被吳軍打得大敗，勾踐被迫率領五千殘兵退守會稽。勾踐只得派人向吳國求和，幾經周折，方才以勾踐攜妻帶子入吳為質的條件，換來了吳國的退兵。伍子胥告誡夫差：“天賜良機不滅越，將來必會追悔莫及。”但是夫差並沒有聽取伍子胥的忠告，為後來自己國滅身死埋下了伏筆。

在入吳為質的三年中，勾踐忍辱負重，以周文王被押羑里、晉文公逃亡北翟，最後稱霸天下自勉，專心為夫差餵馬。他用這種極低的姿態換來了夫差的信任，認為勾踐已真心歸順吳國，終於被夫差放回越國。

回國後的勾踐，採種文種、范蠡的建議，專心發展生產、獎勵生育，增強國力。而此時的吳王夫差卻在極力擴張，進行了一系列的伐魯攻齊之戰，使得吳國在連年征戰之下，士座疲憊，國力衰退。當強弩之末的吳國在黃池召開諸侯大會，“欲霸中國以全周室”之時，勾踐發動了伐吳之戰。越軍在笠澤三戰三勝，終於在公元前473年滅亡了強大的吳國，夫差自殺，吳越爭霸以越國取得全面性勝利而告終。

二、真實的勾踐

吳越爭霸是春秋時的大事，所以《左傳》、《國語》、《孟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先秦著作中都有對勾踐的詳細記載，也留給了後人認識這位越國君主的許多詳盡的資料。

《國語》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國別體史書，記錄了自西周中期至春秋戰國之交前後約五百年的歷史，有著極強的史料價值。《國語》也是先秦史書中，對勾踐記載最多、最細的一部史書。

在《國語》中，勾踐是一位從諫如流、任人唯賢的君主，他與手下大臣關係和諧，越國的大臣對勾踐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多都能被勾踐虛心接受，可謂明君與賢臣的典範。

勾踐對人才的使用並不因為其來歷和地位有所偏頗，而是人盡其才。他手下最重要的兩位大臣文種和范蠡都是楚國人，但是勾踐對二人十分敬重和信任，對他們的計策幾乎是言聽計從。文種每次與勾踐商量軍國大事時，勾踐都是“執其手而與之謀”；而對於范蠡的一些建議，勾踐通常都會以“王曰諾”而告終。“諾”在當時通常是下級面對上級的命令採取的一種遵從，從《國語》的記載上看，勾踐對范蠡的計策至少“諾”了十次以上，足見他對范蠡的重視。

滅吳之後，范蠡不願為官，想乘舟泛五湖，勾踐不允許范蠡離開，稱：“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身死，妻子為戮”。這種口頭威脅其實是一種真誠的挽留。所以當范蠡去意已決時，勾踐為范蠡製造了全身金像，並令朝臣們日日拜之。勾踐透過此舉，想讓越國人都知道範蠡對越國做出的巨大貢獻，也是對其他大臣為國盡忠的一種倡導，表達了自己對功臣的態度，是一種極為高明的帝王之術。

《左傳》對吳越之戰的戰爭經過記錄得十分詳盡，比如笠澤之戰，《左傳》的記載如下：“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嗓而進，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擊之。吳軍大亂，遂敗之”。

作為戰場上最高指揮者，勾踐在這次戰鬥中指揮越軍時左時右，鼓譟而進，讓吳軍摸不清越軍的主攻方向。正在吳軍迷茫之際，勾踐的偷襲部隊直插吳軍心臟，最終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從勾踐的指揮藝術可以看出，這個人精通兵法，臨危不亂，顯示了他軍事指揮的才能。

越國之所以能很快從戰爭廢墟中崛起，與勾踐重民愛民有著極大的關係。在勵精圖治的數年中，勾踐做到了“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他深知百姓的重要性，所以從吳國歸來後，他帶頭親自耕作，為百姓制定獎勵結婚生育的政策，以此增加國家的人口；對犧牲的戰士家屬免除稅賦；招賢納士，禮待人才。《荀子》說勾踐做到了“鄉方略，審蓉佚，謹畜積，修戰備，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

縱觀與勾踐同時代的史書，勾踐都是一個能夠嚴於律己、愛民愛才、從諫如流、具有很強軍事能力的君主，是一位有謀略，有擔當，有抱負的越王，所以他才能在國家受到重大打擊時，能夠以最短的時間，在廢墟上重建了越國，並且滅亡吳國，稱霸中原。

三、《史記》中的勾踐

《史記》是古代史書集大成者，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記載了上至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同時，《史記》還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正是因為《史記》的文學性，使得它在記載歷史人物時，為了人物刻畫與情節敘述的需要，可以透過一些文學想象與描寫，突出歷史人物的形象，使其更加豐滿生動。而這正是造成勾踐歷史形象發生嬗變的原因。

司馬遷是一個史學家，也是一個文學家，他筆下的勾踐脫胎於先秦典籍，但為了寫活勾踐，他有意無意的透過一些情節的變動，去突出勾踐的性格特徵。這種寫法，可以將歷史上的人物寫活，又不完全拘古泥古，這正是《史記》的特色。

在夫椒之戰勾踐戰敗，被迫退守會稽之際，《史記》透過記載勾踐與手下對吳國君臣實行離間計，達到了儲存越國的戰略目的，突出了勾踐臨危不亂、善用權謀的過人之處。可是這個記載，與《左傳》和《國語》等有著一定的出入。

以伍子胥之死為例。《左傳》、《國語》記載伍子胥的死亡時間，都是伍子胥兩次勸諫夫差不要攻齊，要先亡越後攻齊的建議被夫差拒絕，之後吳國伐齊得勝而歸，夫差責怪伍子胥誤國，逼死了伍子胥。也就是說，伍子胥之死，是吳國戰略方向上的分歧造成的，並不關勾踐的事。但是為了突出勾踐、范蠡等人的智謀和形象，司馬遷延緩了伍子胥的死亡時間，加入了伍子胥阻止夫差借糧給越國的情節，並且讓伍子胥說出了“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的話。正是勾踐利用了伍子胥的這句牢騷話，讓伯嚭在夫差面前進讒，使得夫差中計，賜死了伍子胥。

司馬遷透過以上的改動，突出了夫差的愚蠢和勾踐的智慧，也突出了伍子胥的“忠”和伯嚭的“奸”，使得上述人物形象更加真實生動，也暗中指出了勾踐性格中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一面，為後來描寫勾踐誅殺功臣做了鋪墊。

在寫《越王勾踐世家》時，司馬遷在沿襲了之前的史料的同時，將個人的情感寄託其中，創造了勾踐“臥薪嚐膽”的故事，塑造了歷史上一個最能隱忍的人物的豐滿形象。

在《史記》之前的任何一部史書中，只有對夫差讓人時刻提醒自己“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的記載，而並沒有勾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的記載。勾踐天天讓人追問自己“汝忘會稽之恥邪？”的描寫，毫無疑問是受到夫差做法的啟發，是為了突出勾踐時刻不忘復仇的性格特徵而進行的藝術加工。

其實就是在《史記》裡，也只有勾踐“嘗膽”而沒有他“臥薪”的記載。勾踐“臥薪”的故事，是宋朝時才出現的，“臥薪”的物件最初也只是三國時的孫權，而不是勾踐。

司馬遷為什麼會給勾踐加上“嘗膽”這個細節呢？據史學家們分析，可能與司馬遷個人經歷和當時的環境有關。司馬遷遭受宮刑之後，之所以苟活人世，忍辱負重，完全是要去完成《史記》這部鉅作，但是他心中對漢武帝的不滿是肯定的，《史記》是司馬遷“憤而著書”情況下的產物，所以他不可避免的會將自己的一些情感交織在書中，寄託在書中人物身上，這是人之常情，也是藝術創作的一種通例。

勾踐為了復仇做出了艱辛的隱忍，司馬遷同樣為了寫《史記》遭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磨難，他們在這一點上是相通的。為了突出勾踐復國之艱辛，隱忍之堅毅，同時也將自己的靈魂和內心寄託在勾踐身上，希望自己也能像勾踐一樣取得成功，司馬遷在爭光踐身上加入了“嘗膽”的橋段，塑造出了一個震撼人心的爭光踐形象。

四、司馬遷為什麼這麼寫勾踐

也許是有著相近的遭遇，在春秋時期的諸侯中，司馬遷對勾踐的認同感是最強的。

春秋時期，諸侯霸主如過江之鯽，你方唱罷我登場。但是這些諸侯中，只有勾踐一人的傳記名稱上帶上了“王”字。司馬遷自己的解釋是：“勾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勾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強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這充分說明司馬遷對勾踐的認可，大大超過了其他爭霸天下的諸侯。

孟子曾經說過“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勾踐的經歷，百分百符合孟子的理論，是對“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最好詮釋。司馬遷在寫《史記》時，正好處於這種狀態。面對沒有完成的《史記》，當時的司馬遷也不知道自己一生究竟還有沒有可能去完成，所以他需要一種憂患中奮起的精神去激勵自己。可以說，從某種角度上看，勾踐就是司馬遷的榜樣，為勾踐增加“嘗膽”的情節，就是司馬遷自己在逆境中奮發的自我激勵，也是他自己“嘗膽”的一種寫照。

從勾踐本人的言行和治國來說，他也符合司馬遷的審美標準。相比夫差的窮奢極欲和窮兵黷武，勾踐在滅吳稱霸後，還向周朝進貢，維護諸侯間的秩序，對國內百姓也非常關懷，是司馬遷心中“明君”的典範。況且司馬遷有遊俠之心，他的《史記》中對復仇者往往大加褒揚，對那些快意恩仇的俠客不惜筆墨加以讚美，對勾踐形象進行一定的藝術加工，使其更加飽滿也就不難理解了。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勾踐既然符合司馬遷的審美，為什麼要司馬遷要透過文種之死，去把勾踐性格中的陰暗面寫得那麼詳細呢？要知道司馬遷是一位史學大家，慣會“春秋筆法”，他為什麼要將勾踐塑造成“可以同患難，不能同富貴”的過河拆橋者呢？

文種被勾踐賜死，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史學家，司馬遷不可能去隱瞞這段歷史。但是在先秦其他史料中，文種之死的描寫比較簡單，並沒有出現范蠡與文種間“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之類的細節。這隻有一個解釋，就是司馬遷借勾踐殺文種，以古諷今，表達他對漢武帝的不滿。

我們知道司馬遷獲罪的原因是他在朝堂上為李陵辯護，觸怒了漢武帝。司馬遷一直認為李陵兵不滿五千，卻深入到敵人腹地，雖然打了敗仗，可是殺了許多敵人。李陵的投降匈奴，是無奈之下的舉動，是漢武帝的小舅子李廣利不發救兵造成的。司馬遷始終沒有改變這個看法，就是下獄後，在酷吏杜周手中，他也始終不屈服。作為李廣的孫子，李陵和李家數代為漢朝打擊匈奴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漢武帝殺李陵全家的行為，司馬遷是極為不屑的。

但是在封建社會，君權大於天，司馬遷對漢武帝的這種不滿，只能藏在心裡，無法寫進他的《史記》之中。經過宮刑的司馬遷，對君主們的過河拆橋式的無情有了更深的理解，與時在《史記》中，他將勾踐殺文種的情節放大，用詳細的筆墨去描繪下來，以此借古諷今，達到他內心對統治者批判和抨擊的目的。

經過司馬遷一些微小的細節上的改動，既沒有刻意去誇大或者詆譭歷史人物，又使得勾踐的形象更加複雜化和生動化，也使其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成為《史記》中特別出彩的人物之一。

五、勾踐形象變化總結

歷史上的勾踐，是領導弱小的越國稱霸中原的明君。他知人善任，從諫如流，忍辱負重，是一位偉大的君主。

《史記》中的勾踐，寄託了作者司馬遷的思想情感和人生感悟，是司馬遷有意塑造的一個有著極強隱忍精神的英雄，是司馬遷自己的榜樣。但是司馬遷也用“借古諷今”的筆法，在勾踐身上，將他對統治者對功臣的無情的抨擊隱晦的表達出來，使得勾踐的形象更加完善，性格更加突出。

漢朝之後，勾踐的形象不斷出現在一些文學作品之中。這些作品有對勾踐謀略和隱忍精神的讚揚，也有對他殺功臣的否定。勾踐的故事越來越離奇，也出現了西施、鄭旦等人物。在這些文學作品的傳播下，人們記住了勾踐“臥薪嚐膽”的故事，也記住了他“鳥盡弓藏”的無情。但這並不是真實的勾踐，而只是一個名叫“勾踐”的藝術形象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