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奇墨：不，理解萬歲

作者：王小笨

編輯：木村拓周

即便已經有了很多心理預期，從網約車上下來的時候，深圳華夏藝術中心的宏偉程度還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華夏藝術中心一共有三層，巨大的鋼架結構上掛滿了射燈，在昏暗的天光裡顯得格外醒目，藝術中心大劇場可以容納上千名觀眾，劇場裡有一個極高的穹頂，上面繪製著精美的敦煌飛天壁畫，據說這裡是開心麻花話劇在深圳的主要演出場地，而這一晚周奇墨的最新脫口秀專場《不理解萬歲》全國巡演深圳站就將在這裡舉辦。

藝術中心門口，等待取票的觀眾早早排起了幾列長隊，隊伍甚至延伸到了臺階之下，以前這種場面似乎只和音樂或者話劇有關，但過去兩年脫口秀登堂入室，完成了從容納幾十上百人的小場地到觀眾數量超過千人的大劇場的跨越式發展，實話實說，作為一個脫口秀行業的觀察者，這種跨越遠超我曾經的想象。

面對這一切變化，周奇墨也覺得太快了，但在驚訝之餘，他維持著一直以來的冷靜謙虛。如果在幾年前你問他，能夠在一個千人劇場演出還稱得上是他的嚮往，但現在觀眾人數的翻倍增長已經不能給他更多的刺激感，他甚至開玩笑說“感覺自己德不配位”。這一晚周奇墨的狀態並不算太興奮，甚至偶爾會覺得“嘴裡並不利索”，後臺採訪的時候他的聲音也已經有些啞了，但好在觀眾的笑聲全程幾乎沒有落地，這讓他安心。

在這樣的千人劇場演出，笑聲會像投到湖面上的石子一樣層層綻開，場地後方觀眾的笑聲要經歷一個短短的時間差才會傳到舞臺上，在這種情況下，帶動觀眾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周奇墨覺得自己依然在適應。當然這並不是這次巡演場地規模最大的一場演出，早在去年年底，他就已經在上海完成了一場兩千人劇場的演出，用他的話來說，“效果更好”。

他的專場內容也在隨之調整。過去周奇墨也許是全中國講故事能力最強的脫口秀演員，他講自己和父親的故事，講童年的創痛，甚至是北漂煤氣中毒的經歷，但現在，至少在《不理解萬歲》裡，他會用更直接的方式講段子，他講打網約車時等待的過程，講天津警察用天津話處理案件，講飛機上空姐發放餐食時乘客的心理活動，再配上他一貫出眾的表演，故事性弱了，但“笑果”似乎更好了。

在周奇墨心中，有兩種段子會被他視為是好段子：觀察很獨到，或者心裡很幽深的地方被他挖掘出來了。但後者投入產出比有點低，往往想了很多卻只能找到一點可以講的東西，有一段時間，周奇墨在創作時總會抱著很強的目的性，他強迫自己一定要寫和自己經歷相關故事，但現在可寫的故事變少了，他會更多地把視野開啟，讓大腦自由地創造，多講“與我無關”的故事，如果沒有故事了，那就去寫現象。

寫現象對周奇墨來說並不難，他是一個敏感的人，這或許是他在脫口秀行業裡安身立命最重要的法寶，他說過，“如果我不是一個比較敏感的人，創作這條路對我來說就是死路一條。”那些偏向現象的段子全都是生活裡真實可感的經歷，但周奇墨做到了“人人眼中有，人人筆下無”，就好像在你心裡的曲折幽暗處撓了一撓。

至少在這一晚，觀眾們似乎都被撓到了，散場之後很多人圍在門口搶購專場周邊，沒過多久志願者就高喊“最後一件 T 恤了，賣完了就沒有了”，兩個女觀眾快步走上去，買下了這一件 T 恤，心滿意足地走出門，投身到了深圳的夜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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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脫口秀大會》下來以後，周奇墨幾乎從不在舞臺上講任何關於自己參加節目的段子。在他觀念裡，那些並不是實實在在的段子，“如果我講關於節目的事，因為這些前提已經是預設好的，裡面的人物關係大家都已經看過了，可能也會有效果，但它們並不來自於你真正的觀察，那就是偷懶。”

但過去這一年，發生在周奇墨身上的大部分變化，確實是從他登上《脫口秀大會》第三季舞臺的那一刻開始的。

周奇墨登上笑果文化的節目，是一件振奮脫口秀圈的事情。北京單立人的臺柱子之一，登上上海笑果的節目，帶有一種競對交好的意味，如周奇墨微博所言，“我們的目標是共同把這個行業做得更好，讓更多喜歡脫口秀的朋友看到更好的表演”。其次，周奇墨這位業內飽受好評、但大範圍觀眾尚不瞭解的演員，終於有了一個面向大眾的機會。

於是，還沒等到他上場，節目組“脫口秀 OG”“脫口秀天花板”的稱號就先打了出去，所有演員都把他視作是冠軍最熱門的候選人。

但觀眾的心理預期是文藝創作最大的敵人之一，即便再好的作品也很難對得上滿分的期待，何況周奇墨並沒有在過去幾年參與到觀眾脫口秀審美塑造的過程之中。不算太過意外，他的表現並沒有驚豔眾人。

真正讓人意外的是，伴隨著高調的頭銜和淘汰後兩次“復活”，大量負面評價襲來，甚至出現了很多陰謀論的聲音，諸如笑果力捧，節目組安排好他每一環節的對手等等。周奇墨自認為是一個心態很好的人，他堅信自己的段子是有特點的，但在那時候，這些對他能力的巨大否定結結實實打擊到了他。

那是他第一次大面積地和“不好笑”這樣的批評指責正面相遇。過去即便有，也是零星發生，但這次批評的聲音壓倒性湧來。周奇墨一度從根本上懷疑自己，“你發現自己以為是有特點的東西，在別人看來不過是 piece of shit，不光是比不上別人，甚至是比別人差很多。”

作為某種自救措施，他強迫自己脫離了社交媒體的環境，開始減少使用微博，節目結束後他把注意力重新集中線上下演出。觀眾和他面對面時發出的那些笑聲給了他實在的感覺，讓他重新意識到這的確是他正在做的事，每一次線下演出幾乎都是一次信心的重建。

現在他還經常會拿“脫口秀天花板”這個詞來自我調侃。我問他，如果能就此卸下過往不管是行業內部還是觀眾給他帶上的那些過重的包袱，不會應該感到一身輕鬆嗎？

周奇墨沉默了很久，先是肯定了我的推測，又猶豫了一下，輕聲說，“但也有一些自己變得沒有那麼重要了，這是不好的一面。（過去）感覺自己一直有股勁兒，就還挺衝的那種勁兒。哪怕你外表上是一個很謙和的人，但其實你內心是有那種自信在的，但經過那次節目以後，感覺勁兒少了一些，那種自信也少了一些。”

也許正是那股“挺衝的勁兒”驅使，過去周奇墨一直過著一種高度自控的生活。

在最近一次笑果內部的採訪裡，周奇墨說他一直擔心自己失控，總是隱隱地在控制自己，以至於連在玩 GTA 這樣的遊戲時，他都會是在車後面等紅綠燈的那種人。

這種自控體現在生活裡，是一種時常被外人看作“社交不活躍”、“苦行僧般”的生活。早幾年脫口秀還未成氣候的時候，周奇墨早早全職說脫口秀，白天在家看書，出門去咖啡館寫段子，去鼓樓附近的開放麥演出，結束後也不留戀攀談，匆匆騎車回家。他自己倒是沒有看得那麼苦，“那時候覺得像苦行，可能是因為開放麥跑得多，現在因為時間不夠，開放麥跑得少了。”

他把站在脫口秀舞臺上講段子視為是幾乎唯一的情緒出口，他稱之為是一種“有控制的失控”。

他無法接受真正的失控。去年周奇墨曾經嘗試打打遊戲，但只玩了一週多他就放下了，他覺得自己已經過了那個年紀，“不敢這麼玩了”。遊戲一玩，有時候一天就過去了，這讓他特別慌張，覺得這一天都被浪費了，整個過程也讓他很難完全放鬆下來， “就覺得這一天別人都在寫段子，我怎麼在過一週這樣的生活，覺得自己就跟個廢人似的。”

某種程度上這種充滿壓力的氛圍是他為自己營造的，他無法接受自己在脫口秀這件事上被落下，“我們行業裡有那種幾年沒啥更新的演員，我特別不希望自己成為那種只能講老段子，吃一點老本的演員。”周圍的朋友快速地寫段子辦新專場也間接給了他壓力，即便已經在心理上接受了自己無法成為“爆款”演員，他還是有著某種想要證明的渴望。

周奇墨講過自己的一個心理感受，對於脫口秀演員來說，講出一個好段子的成就感只在觀眾爆笑的那一刻，最多隻能停留一個晚上，因為第二天，你就會問自己，我的下一個好段子在哪裡？

“這東西永遠不是靜態的，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不像諾貝爾獎，就擺在那了，或者寫一首歌，你就靠這個吃飯。下臺之後你就變成一張白紙，要不然你就只能很快把自己消耗光了，把自己僅有的那點認知，觀眾對你的認知度（消耗光了）。”

然而，他可以竭盡全力地控制自己去做什麼，但總歸有些事是個人控制不了的，例如當下的輿論環境。過去幾個月，周奇墨一直在給《吐槽大會》第五季當編劇，第 9 期節目前後，他發了一條微博，“只有默劇有前途，是下一個喜劇風口。”這句話當然是一個調侃，但也是有感而發，對於一個已經身處行業多年的演員來說，它更像是一種更長遠的擔憂。

周奇墨有時候會想起自己兩三年前的某些段子，他會設想那些段子如果放到今天會怎樣，“我咋講，它的冒犯性放到今天，沒有辦法講，觀眾已經沒辦法接受了，但那時候大家就是隨意地講，來的觀眾也是真敢接，聽完了還覺得很對。”

知識分享平臺“一席”在2018年做過一系列線下小型學術分享，有幾期是復旦大學文學系副教授梁永安關於感情關係的講座，叫《梁老師的愛情課》。眼尖的網友最近從網上的影片裡發現，整個講座周奇墨就坐在觀眾席第一排，拿著一本厚厚的筆記本和一支筆，像一個充滿困惑的年輕學生。

也許這是新專場命名為“不理解萬歲”的一個原因：周奇墨似乎是一個對世界有著諸多不理解、疑問的人。

某程度上這也是他很多早期段子的出發點——早期人們常稱之為“觀察式喜劇”——從大家習以為常的生活裡提煉出那些令人不解甚至困惑的地方。為什麼地方博物館可以帶水杯進去，但不能帶瓶裝水進去？為什麼香皂廣告裡的媽媽會在家裡常備顯微鏡，來看小孩的手洗乾淨了沒？

困惑持續出現著。《不理解萬歲》散場的時候，現場會播放一段音訊，每個人說著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不理解的事情，到了周奇墨，他講到了自己寫商務段子時的感受，“我不愛寫商務段子，也不太會寫，但是有這樣的活找來，我就會覺得很矛盾，為了錢想接，接完又不愛寫，我跟經紀人說過，當我寫這個東西的時候，我就會覺得，我到底為什麼要幹這行？”

對於他來說，純粹、自發的創作和商務合作下的創作，暫時還無法完全分開。“我要一直這麼賺錢嗎？我在做什麼？”

儘管踏上綜藝節目，已經很大程度打開了自己——要知道幾年前，周奇墨堅持不用社交網路，曾令單立人的宣傳工作人員十分頭疼——但周奇墨還是不願變得太過娛樂化。當他選擇走上綜藝舞臺的時候，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輸出自己的段子，從沒有從人設、傳播的角度調整自己的內容輸出。

他也很大程度已經接受了一個現實：或許他的作品，就是不那麼符合許多螢幕前受眾的審美取向，“因為不能給他們刺激，或者說不能給他們想要的那種刺激。”他並不責備觀眾，他認為觀眾是“識貨”的，只是觀眾想要的那些貨，他的確給不了。

現在他所在意的事情變得很簡單，或者說也從未變過：我能不能寫出一個好段子，“我寫出一個好段子，即便我在 80人的場地講好了，我也覺得很開心。”

在2016年，剛說脫口秀不久的周奇墨去過一席演講，講到第一次看到宋飛演出影片的時候的“頓悟感”，說那一刻他感覺，如果這個世界還有什麼能夠讓我覺得我這輩子沒有白活，應該就是這個東西了。這個影片底下的有觀眾留了一句“馬克·吐溫名言”，類似我們的“魯迅說過”：The two most important days in your life are the day you are born and the day you find out why。（一個人人生最重要的兩天，是這個人來到世界的那天，以及搞明白自己為什麼來到這個世界的那天。）

不理解、困惑還有很多，但有了脫口秀，周奇墨似乎可以暫時和這些不理解和解。如今他給自己的專場取名《不理解萬歲》，但如果玩一個簡單的文字遊戲，某種意義上對於他和每個人來說，“不理解萬歲”，也可以這麼斷句：“不，理解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