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垍卒後，元稹對其仍是感恩戴德，念念不忘！

為弄清元稹是否變節，首先要考察裴垍卒後元稹的立場有無變化，《感夢》詩寫作前後元稹的言行是否一致。裴垍卒後，元稹對其仍是感恩戴德，念念不忘。

元和九年年底，政敵不讓元稹有平叛立功的機會，突然將其調離淮西前線，令其西歸長安，途中元稹有詩懷念裴垍《西歸絕句》，十年三月，元稹貶為通州司馬，六月，染病危重，不得不於十月北上興元求醫問病，途中又有《感夢》詩，盛讚裴垍對自己的關懷和支援，並向他人稱頌了他的功德。元和十三年，元稹在《上門下裴相公書》中，再一次提到裴垍對自己和其他直臣義士的獎掖和提拔，並希望宰相裴度效法。

不僅如此，元稹還一直與裴垍的親黨保持著密切的聯絡。這說明了元稹對已故裴垍的態度並未改變。裝拍謝世，元積失去了有力的支援，處境確實很困難，但他鬥爭的決心仍然是很旺盛，其詩云“半夜雄嘶心不死”、“為言腰折氣沖天”、“此生如未死，未擬變平生”，可見一斑。其時，元位低職卑，政治上難於有所作為，他抱著“達則濟億兆，窮則濟毫釐”的態度，儘自己所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如在當陽縣以同情“因犯”的態度處理案件；荊南少數民族騷動，元稹建議和平安撫；準西吳元濟叛亂，元稹積極參加平叛等。

被貶官期間，元鎮只能將“全盛之氣，注射語言”。他編集了自己的包括新題樂府詩在內的詩集，還第一個站出來對杜甫反映現實、抨擊社會的詩歌作了高度評價：在興元與劉猛、李徐一起從事新樂府運動，寫出了《樂府古題》等一大批抨擊醜惡現實的詩歌。從中亦可見，詩人內心仍然同情百姓的苦難，憤恨權貴的跋扈，不過表達方式不同罷了。與前期相比，貶職期間元稹確實沒有懲辦過違制的權貴，這是無權使然。

但後期的元稹，實權在握，恢復了前期的銳氣，如在同州均田平賦、在浙東罷進海味，在尚書左丞任“振舉紀綱，出郎官頗乖公了議者七人”。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可以看出，元稹在貶職期間因政治地位下降，其鬥爭方式也必然有所改變，但他鬥爭立場未改，政治氣節未變，以鬥爭方式的變化為依據斷定元稹變節是不妥的。

其次，荊南節度使府與不申戶口、不納賦稅而養兵四守謀拒王命的河陽、鎮冀、準西等地方割據勢力完全不同，嚴緩是朝延的派出官員，他與使職世代相襲的藩鎮頭目也不一樣。準西叛亂時，嚴受曾參與平叛之戰荊南六州少數民族騷亂時，嚴級也設法和平級亂。因此所謂元稹巴結藩鎮嚴的實在含義，至多也只是元巴結上司嚴而已，此乃封建社會中司空見慣之事，恐怕是不能用來作為元稹變節證據的。

平準西時，元曾代嚴寫過三篇書表文告，指責吳元濟“喪父禮虧，幹君志”、“擅脅仕使，偷侵縣道”，指出版亂給百姓帶來無窮災難，“百姓日，賦月如，天兵四臨，耕織盡廢。竊聞牡者劫而為兵，老弱妻孥吞聲於道路”，勸諭準西將土爭取“自新之路”，警告吳元濟放棄“非望之志”。可見，元對真正的藩鎮一一地方割據勢力的立場是正確的，態度也是鮮明的。

嚴之所以沒有打擊元稹，可能還因為過去打擊元稹的宦官集團是以吐突承璀為首的，與嚴緩當時的監軍使崔潭峻不是一派，更與嚴緩本人無關。在臣官、朝臣均分黨結的情況下嚴沒有必要打擊一個與其素無衝突、且又能效力奔走的下屬。而“恩顧偏厚”四字，是嚴綬卒後，其子為請求元稹為其父撰寫行狀，以向朝廷請求詔贈而說的套近乎的話，對它看得過真是完全沒必要的。

事實上，當元稹被迫離開平叛前線的時候，嚴與崔潭峻顯然都沒有為元稹說話，故元稹後來有詩云：“劇敵徒相軋，贏師亦自媒。”可見元稹與嚴縵、崔潭峻的關係只是一般的上下屬關係。再次，若是曲解了元稹《葬安氏志》的原意，自然是不見其真意的。其文雲：“予稚男荊母日安氏…近歲因嬰疾，秋方綿痼。適予與信友約為浙行，不敢私廢。及還，果不克見。”

說的是元稹事先與“信友”一一誠實不欺、嚴守信用的朋友有約，至期安氏重病在身，本不應離她而去，但因事先約好，不能單方面毀約，只好如期赴約，故稱“不敢私廢”。但等“淅行”返回，安氏已經病故。志文所記，正是這種追悔莫及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