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第二次鴉片戰爭看天朝上國思想的發展

如果落後還要裝老大，那是一定要捱打的。

這句話出自紀錄片《血色黃昏：李鴻章的洋務生涯》，用來形容中國晚清時代的屈辱史尤為貼切。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人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了數千年，相對於中華文明，周邊國家長期處於弱勢地位，天朝上國的觀念深入人心。

天朝上國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時期的“華夷之辯”，古代華夏族群居於中原，為文明中心，而周邊則較落後，因此逐漸產生了以文明禮義為標準進行人群分辨的觀念。發展到漢朝，由於國力強盛，這種思想逐漸表現為建立了以中國為宗主國，周邊國家為藩屬國的“朝貢關係”。

華夷之辯

隋唐時期，中原王朝實力雄厚，周邊藩屬國家多達三十多個，雖然大多數時候，這些藩屬國對中原王朝都只是表面臣服，而維持事實上獨立，但此種特殊的外交模式，還是讓中原統治者及士人階層逐漸產生一種“天朝意識”。宋朝的國力並沒有唐朝那麼強盛，周邊藩屬國也比唐朝要少的多，但是並不妨礙這種思想的發展，北宋思想家石介的著作《中國論》中就有“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的說法。

唐朝的疆域

時間來到明朝，明太祖在驅逐蒙古人之後，為了重塑華夏“扶馭萬國”的歷史，明太祖“分遣使者奉詔書往諭諸國，或降香幣以祀其國之山川，撫柔之意甚厚“。明太祖還親自寫有一首《太清歌》，其中道：

“

萬國來朝進貢，仰賀聖明主，一統華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東西。託聖德，勝堯王，保護家國太平，天下都歸一。

”

萬國來朝圖

明朝後期，內部起義不斷，清軍又不斷騷擾邊疆，內外交困，崇禎於是秘密指示兵部尚書陳新甲和大清議和。然而訊息不慎走漏，文官集團一片譁然，堂堂天朝上國如何能跟蠻夷之國議和？紛紛上書彈劾陳新甲。崇禎最後不得不殺了陳新甲才平息了事端。當時明朝有幾千萬人口，女真只有幾十萬人口，清朝是非常想達成合議的，然而明朝的統治階層始終放不下天朝上國的架子，白白錯失了和滿清議和的機會，致使在內憂外患中把早已衰朽的大明生生拖垮了。

崇禎

清朝入主中原後，天朝上國思想發展到了巔峰，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馬戈爾尼訪華。當時英國使團不願意向乾隆下跪，而乾隆皇帝認為這有關國體，斷不可議論。最後馬戈爾尼在強大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妥協，採取了單膝下跪的折中做法。

馬戈爾尼訪華

清朝晚期，歐洲各國在工業革命的背景下逐漸強盛，而此時的清朝依然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中閉關鎖國。第一次鴉片戰爭轟開了中國的國門，卻無法打破統治階層骨子裡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國思想，他們依然睡眼惺忪，不願意改變，不願意睜開眼睛好好看看這“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回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此時的大清已經在列強的堅船利炮面前顯得不堪一擊了，但統治階層依然不願意醒來，依然做著天朝上國的美夢。

1856年10月，時任廣州領事的巴夏裡借”亞羅號“事件為由，要求廣州當局允許英國人進入，遭到拒絕後，英國海軍炮擊中方炮臺。隨後，時任兩廣總督的葉名琛在會見英方代表額爾金時對額爾金提出的要求打著官腔一概拒絕，並錯誤的認為：“今既來粵，貴國所倚重原為在此了事，斷非到此生事。”同時還給額爾金提供了個臺階下，表示額爾金的照會“似出於旁人慫恿，並非貴公使本心。”猶如沒睡醒一般，完全忘了自己已在列強的炮口之下。

葉名琛

葉名琛被人稱為六不總督，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不戰不和不守也就罷了，他還喜歡虛報戰功，而當咸豐收到葉名琛虛構的捷報時，擺出一副天朝上國大人不記小人過的態度，指示廣州方面可以接受英方投降：（我方已大勝）此時若專利攻剿，原不難盡殲醜類……如果該酋自知理屈，悔罪求和，並罷議進城，只可俯如所請，以息兵端，但不可意存遷就，致該夷故智復萌，肆行要挾。

1857年12月廣州陷落後，英法聯軍（含美）乘勢從海路北上，前往天津，並於1858年 4月到達大沽口外，聯軍要求清政府迅速派大員來進行談判，核心要點在於派公使駐京。

然而一封信卻讓咸豐皇帝很不高興。信是美國總統（詹姆斯·布坎南）寫給咸豐的，其中有這樣一句：朕選拔賢能智士，姓列，名衛廉，遣往駐紮輦轂之下，任以亞美理駕合眾國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之任。

這個“朕”字令咸豐大為不滿，他表示：“閱所進國書內，該國王竟自稱朕，實屬夜郎自大，不覺可笑。”隨即拒絕了這一要求。

咸豐帝

戰爭後期，聯軍已經兵臨城下了，咸豐皇帝對大筆的戰爭賠款無動於衷，卻反覆在現在看來毫無價值的“跪拜禮”“面交國書”等問題上與聯軍相互扯皮，導致耽誤了和談的有利時機，戰爭逐漸升級。

皇帝昏庸無能，清政府中絕大多數官員也同樣愚昧無知，絲毫沒有“外交”的概念，且又妄自尊大，談判的過程中欺上瞞下，反覆失信，導致聯軍失去了耐心。而到了戰爭後期，清政府竟幻想著透過扣押聯軍的外交人員來逼迫聯軍撤軍，致使二十多名外交人員死亡，聯軍惱羞成怒，為了懲戒清政府虛偽欺詐的行為，同時逼迫清政府儘快屈服，聯軍一把火燒了圓明園。

圓明園遺址

聯軍的計劃奏效了，清政府很快妥協。1860年10月24、25日清政府與英法聯軍交換了《天津條約》後又簽訂了《北京條約》，除了增加戰爭賠款外，又割讓了九龍給英國，並開闢了天津為通商口岸。最為可笑的是並未出兵的俄國假借調停之名，簽署了《中俄北京條約》，從清政府手中騙走40萬平方公里土地，獲得了遠超英法的巨大利益。清政府原本想不承認《天津條約》中的一些條款，結果這麼一折騰，偷雞不成蝕把米，付出了更大的代價。此時的上層階級才開始逐漸意識到清朝和列強之間的差距，一批有識之士逐漸走上了變法維新的道路。

歷史就像一面鏡子，學習歷史的過程可以讓我們認清自我。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一個強大的民族應該是自尊而不自傲，自信而不自負，自豪而不自大的。如今，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我們當然可以為祖國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自豪，但自豪的同時，同樣需要保持清醒的認識：我們離發達國家還是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切不可為當前所取得的成績而驕傲自滿，我們要時刻提防天朝上國的思想在國民心中再次抬頭。一個國家只有清醒的認識自己，才能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