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皇帝遺蹟》披露，建文帝活到了宣德年間，被稱為“老佛”

1402年，朱棣率領靖難軍攻入南京，建文帝朱允炆從此失蹤。數百年來，他的下落撲朔迷離，成了一個難解的迷。

在民間，關於朱允炆的去向眾說紛紜，有說他在朱棣入城時自焚而死的，也有說他出逃做了和尚的，還有說他流亡海外的，更離奇的是說他流亡數十年後又於正統年間回到宮裡，被當做“老佛”養了起來。

史料的記載也是語焉不詳，甚至前後矛盾。《明史》先說“使出帝后屍於火中”，就是在火堆裡發現了建文夫婦的屍體，又說“或雲，帝由地道出亡”，意思是有人說他從地道逃走了。《明實錄》說朱棣“備禮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輟朝三日。”既然是“備禮”安葬的，以建文帝的身份，即使朱棣不願以天子之禮安葬他，也必然用王侯之禮，因為他無論如何都是朱元璋的孫子，那麼就會有一個規模宏大的陵墓，可是從來沒人見到過這個陵寢，所以《明實錄》的記載也不可靠。

由於建文帝下落不明，所以在他失蹤後的幾十年裡，這一事件一直在社會上備受關注，有人甚至想借此謀取富貴。正統五年，在廣西就有一個叫楊應祥的90歲僧人冒充建文帝，被識破後處死。

直到一百多年後，萬曆皇帝還向他的老師張居正問起建文帝之事。張居正回答：“此事國史無考”，直接否定了《明實錄》的記載。張居正作為朝廷的最高官僚，可以調閱任何資料，他也是個飽學之士，對這種重要本朝歷史疑案一定也做過考證。他的結論說明，在明朝時，建文帝事件的真相就已經是一個謎團。

然而，建文帝作為一代頗得人心的帝王，他不會像崇禎那樣眾叛親離，他的身邊必然有一群誓死捍衛他的親信文武，無論他赴死還是逃亡，這些人都會追隨到底。他們或者貼身護衛建文帝，或者留下來散佈假訊息，故意迷惑朱棣，然後等待時機，趁勢再起。因此建文帝的行蹤一定是有人知道的，只是這些人在當時必須嚴守機密。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事人逐漸離世，這個機密也就不再那麼重要了，他們後代中的知情者，就可能將其透露出來。到了一百多年後的嘉靖年間，出現了一本佚名作者撰寫的書，名為《建文皇帝遺蹟》，還有一本作者署名為“太嶽山人”的《建文皇帝事蹟備遺錄》，兩書內容相同，應該是同一個作者。

《建文皇帝遺蹟》不僅詳細描述了朱棣進入南京後，建文帝的逃亡過程和最終結局，還講述了他繼位前後以及靖難戰爭中大明朝廷中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狀況，而且這些記載與《明實錄》和《明史》多有不同。

據書中的敘述，朱元璋的太子朱標死後，遭遇白髮人送黑髮人之痛的明太祖整日悲慼，難以自拔。朱允炆當時還是個正在換牙的孩子，卻懂事地勸爺爺說：“死生固有命耳，勿得過傷，伏望陛下以天下為重，萬一龍體違和，臣等復驚惶無已。”意思是人的生死有命，希望爺爺以天下為重，保重身體，不要過於悲傷。朱元璋見這孩子小小年紀竟如此老成，很是驚訝，於是便著力培養他。朱允炆也不負爺爺的期望，學識日益精進，因而更得太祖寵愛，被立為太孫，準備讓他繼承皇位。然而為人強悍的朱棣對此很不甘心，有了奪嫡的心思。

一天夜裡，朱元璋做了一個夢，有兩條龍在搏鬥，最後黃龍勝，白龍敗。第二天上朝時，他看到皇太孫站在右角，朱棣居於左前，而明朝以左為尊的。見朱棣如此大膽，朱元璋知其已有異志，於是將他幽禁，並且不給他吃飯，想餓死他。幸而高皇后不忍心，偷偷給他送吃的。朱棣被關了很久才放出來，封到燕地做了燕王。

洪武二十四年，也即1391年，朱元璋擔心秦、晉、燕、周等封國勢力太強，日後朱允炆無法制住他們，於是給每個封國派了一個高僧，教導這些藩王向善，並且每年向他彙報這種思想教化的成果。派給燕王的高僧是道衍。

洪武三十一年，也即1398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繼位，改元建文。各藩王都進京奔喪，然而朱棣來到長江邊準備渡江時，卻被軍隊阻攔，並宣稱太祖有遺命，不准他過江。燕王大怒，想強行過江，被道衍勸了回去。道衍說：“大王以至孝渡江，奈何有違治命，反為不孝也。惟願殿下養成龍虎之威，他日風雲感會，羽翼高舉，則大江投鞭可斷也，今曰何得屑屑於此哉？”可見，這位本來負有感化監視使命的和尚已經成了朱棣奪位的同謀。

建文帝登基後，特別倚重翰林院修撰王叔英和侍講方孝儒，因為他們“文學英邁，德望素隆”。對於朝中文武官員能力和品行的評價，他都要諮詢方孝儒。

第二年，天下遭遇水旱災害，建文帝很憂慮，他下詔，要求官員們指出朝廷以往施政的得失。禮部尚書陳迪建議“清刑獄，恤流民”，這反映出朱元璋時期不僅刑獄嚴峻，而且對流民很冷酷。他還指出了朱元璋用人的弊病，“太祖皇帝時用人，狥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退之”。意為只求虛名而不務實際，有一點小的功勞就提拔，又因為一點小的過失就罷斥，這與朱元璋在人們心目中那種求真務實，體恤百姓的印象大相徑庭，可是建文帝卻“深採納之”。他完全肯定了這種對他爺爺的評價，如果《建文皇帝遺蹟》的記載屬實，那麼真實的朱元璋與其在史書中的形象就有很大差別了。

《建文皇帝遺蹟》中記還載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建文三年庚辰春三月，廷試進士，賜王艮狀元及第。將傳臚，以貌不及胡廣，遂以廣易之，艮次焉。”是說在建文三年的殿試中，本來以考試成績確定王艮是狀元，正要公佈時，卻因為他相貌不如胡廣而改授榜眼，胡廣則當了狀元。雖然古今都看重顏值，但是從這件事來看，古代關注顏值的程度顯然比現在高得多。

建文三年五月，戶科給事中陳繼之上疏，抨擊江南的寺院道觀大量侵佔百姓的良田，他請求朝廷頒佈規定，每個僧人或道士只能擁有五畝土地，其餘的分給百姓，建文帝表示同意。

土地兼併是歷代封建王朝的痼疾，也是改朝換代的的動因，從陳繼之上疏可以發現，在明初，土地兼併現象已經很嚴重了。

中國在宋朝以後，因為統治者崇佛，達官貴人也紛紛仿效，給寺院施捨了大量田產金帛，財力雄厚的僧人又透過依附權貴攫取了大片田地，寺廟已儼然成了豪門莊園。歷代有許多著名的高官顯貴都是寺廟的座上客，比如清朝的賢良寺，幾乎就是高官進京時下榻的賓館，李鴻章就數度長住其中。陳繼之表面上指責僧道，實際上是要打擊其背後的豪強，建文帝支援他的主張，也就得罪了這些官僚階層，為日後的敗亡埋下了種子。

朱元璋以“鋤豪強，抑兼併”著稱，史書說在他統治下，“豪民富戶，劃削殆盡”，可是從《建文皇帝遺蹟》的記載來看，卻不是這樣的。

《建文皇帝遺蹟》記載，建文四年，朝廷向各藩國派遣重臣，鎮守監督當地，對燕王的監視尤其嚴密。書中提到：“時朝廷既與燕藩絕好，聲息不通數年” 。這說明朱元璋死後，朱棣完全沒把建文帝放在眼裡，連聲息都不同通，自然不會進京朝覲，當然也不會依照藩王制度派世子入侍。按《明史 》的記載：“夏四月……遣燕王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燧還北平。”指明朱棣的兩個兒子在南京，被建文帝放了回去。可是按《建文皇帝遺蹟》的記載，朱棣根本不搭理朝廷，怎麼可能讓兩個兒子留在南京做人質呢？

建文帝聽從黃子澄、齊泰的意見，派御史張昺去北平任左布政使，監視朱棣的一舉一動，隨時彙報朝廷。張昺到北平後，瞭解到了燕王準備起兵謀反的情況，“燕藩謀叛之情，鉅細皆知”。他提醒朝廷要趕緊派兵鎮壓，但是建文帝遲疑不決，“上猶豫久之，不果伐”。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起兵靖難，張昺被殺。建文帝聞訊後驚懼異常，派曹國公李景隆率十萬人馬前去禦敵。尚書陳迪、齊泰、太卿黃子澄上疏，指責李景隆奸邪不忠，不能把兵權交付給他，否則將追悔莫及，御史練子寧則強烈要求殺了李景隆，但是建文帝不聽。這段記載與史書上所說的黃子澄推薦李景隆領軍平叛截然不同。

《明史》記載，李景隆打開了他駐守的南京金川門，放入燕軍，“乙丑，燕兵犯金川門……李景隆叛，納燕兵，都城陷。”朱棣成功後也稱他“默相事機功”，暗中幫助燕軍，他就是一個朱棣的內應，可是建文帝卻把軍隊交給了這樣一個人，確實不會識人。

建文五年正月二十二日，靖難軍打到沙河，吏部侍郎茅大芳、太常少卿盧原質，奏請建文帝命天下宗藩勤王，於是他下了一份詔書：

“朕躬衝幼，受領神器，於今五年，寡德闇昧。近被北燕侵耗，圖我社稷，以致遭家不造，國有多難。爾諸王皆太祖皇帝子，其中能有赤心竭忠，奉順殲逆者，必厚獲茅土之薦，世享榮名，不惟有益帝室，抑且自衛國家，是以此舉豈徒然哉！如其各擁強兵，不捍君父之難，吾恐唇亡齒寒，理之自然，他曰灶突炎上，棟宇將焚，雖欲悔諸，其可得乎哉？且天命未去，人心未離，尚不可忽也，不則諸藩將有何顏以見，可不省哉！”

然而詔書發出後，卻是“然卒無至者”，一個救兵也沒來。很明顯，建文帝此時已經被朱家的親戚們拋棄了。建文帝自幼讀聖賢書，缺乏實際歷練，沒有殺伐決斷的能力，任用的是方孝儒等一干道德操守高潔的正人君子，他們缺乏政治鬥爭經驗，不擅權謀，是一群試圖依照理想治國的迂闊讀書人，這樣的君臣哪裡是朱棣這種血與火中殺出來的虎狼之輩的對手，敗亡是註定了的。

四月初一日，建文帝至信朱棣，表示願意“封以強藩大號，請罷兵歸國”。朱棣似乎有些動搖，但他身邊的那個和尚道衍勸朱棣拒絕接受書信，“勸卻其書，王從之”。後來監察御史曾鳳韶，從徵斷事高巍等忠義大臣又接連上書朱棣，強烈要求他罷兵，但是道衍表面同意，暗中繼續進軍，“奈何道衍變詐百出，初陽許之，後竟踰盟。” 從這些記載來看，道衍和尚在關鍵時刻起到了堅定朱棣立場的作用。

五月，朱棣大軍準備渡江了，滿朝大臣束手無策，建文帝特命都督僉事陳瑄率水師抵禦，可是他卻投靠了朱棣，還獻上渡江的計策，朱棣成功奪位後，他被封為平江伯。

六月壬戌日，靖難師至金川門，戶科給事中龔泰從城上跳下自殺。靖難軍在金川門外等了三個多月，才有人出來開城門。但是《建文皇帝遺蹟》中沒有說獻金川門的是李景隆，只說“有約開門迎納者”，但是這個開金川門的人差點被忠於建文帝的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等人打死。“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二人還大呼：“快殺了我們，我們不想和你們這些不義的人活在一起！”可見，建文帝到了最後時刻，還有一群堅定不渝的死忠，說明他是很有人格感召力的。

第二天清晨，朱棣率軍進入南京。《建文皇帝遺蹟》記載這一天是九月的某一日。隨後，宮中燃起大火，“母后與宮中俱自焚，後宮從死者甚眾”。

朱元璋臨死前，曾將一封密敕藏在櫃子裡，告訴朱允炆，遇到危難時才能開啟，可以保平安。朱棣進京時，朱允炆打開了櫃子，見裡面有一把刀和一張度牒，密敕上寫著：“汝欲生，可將此牒投往它處為僧，後宮某處有密地可通。汝其不然，將刃自盡。”意思是想活命就拿著度牒從地道逃走，去當和尚，不想活了，就拿刀自盡。於是建文帝就削髮逃了出去。

朱棣入宮後，登基當了皇帝，第一個來朝賀的大臣是工部尚書茹瑺。朱棣對他說：“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奈何？”茹瑺叩首答道：“殿下應天順人，何謂之得罪乎？”朱棣聽了很高興，進封他為忠誠伯。以朱棣如此強悍的人，奪位後自稱“得罪於天地祖宗”，可見他對靖難之役並不理直氣壯，心中還是惶恐的，要不是道衍給他打氣，他也許難以支撐到底，如果建文帝處理得當，應該可以將其逼退。所以按《建文皇帝遺蹟》的說法，朱棣在大封靖難功臣時，道衍就是靖難功勞最大的人，“道衍功居第一，文帝首召，復姚姓，賜名廣孝。尋拜柱國、太子少師。”

姚廣孝

姚廣孝不想擔任官職，但朱棣不同意，於是他推薦方孝儒來寫詔書，對天下說明發動靖難戰爭的原因，但是方孝儒不答應，後來讓大學士楊士奇寫了這道詔書。朱棣在詔書中說朱元璋原來是要讓他繼承皇位的，可是他認為自己出於小宗，按禮制小宗不得干預正統，所以推辭了。然而朱允炆繼位後，“率意變亂，宗親無罪，輒被剿除。又嘗喜怒任刑，無辜受戮，實失四海民望，人心為之久離，天下聞之痛怨”，所以他不得不起兵靖難。

朱棣還把建文帝的兩個兒子關到監獄中，“使禁錮終身焉，令子孫世不許出仕。”不僅將他們終身監禁，連他們的子孫都不許做官。

到了宣德元年初春，有一個老和尚從江南來到京師，他給宣德帝上書：“吾當時避難後宮，密竇以出，人不知也。就祝髮為僧某寺，約居幾十秋矣。吾於革代之際，深自退藏，故人無聞我生者，且皇帝尚有密敕在此可考。吾今年餘七十，來無所望，只欲還家，死於自土上耳，何得淹沒異鄉而不知者哉！他日史官亦知我非自刎也。”意思是，我當初從秘密的地道中出宮，削髮為僧，在外幾十年了，身上有朱元璋的密敕可以為證。我今年七十多歲了，來日無多，只想死在自己家裡，不想湮沒在他鄉而沒人知道，也好讓史官知道我當年沒有自刎。

然而，當年的當事者大多已經故去，宮裡沒有人能識別這個和尚的真偽，只有一個老宦官還活著，就把他找來辨認。老和尚見了老宦官後流著淚說：“當年七夕日，我賜你三枚桃實，你吃了一枚，把另兩枚藏了起來，我問你為什麼這樣，你說家有老父，想帶回去讓他嚐嚐，我為了獎勵你的孝順，又賜了你五枚，你還記得嗎？”老宦官聽後，馬上想起來了，抱著和尚大哭，確認他就是建文帝。

吏部尚書蹇義、右都御史洪英等聽說建文帝回來後，都來訪問先朝密事，老和尚說得一點都不差，於是大家都相信建文帝確實還活著。

宣德帝命將建文帝厚養在宮中，宮人都尊稱他為“老佛”。但沒多久，這位“老佛”就突然暴死，大家都懷疑是被毒死的。宣德帝下旨以公爵的禮儀將其安葬在郊外。但是《建文皇帝遺蹟》中沒說葬在哪裡，也沒有說用什麼名字下葬的。

建文帝在京師時留下了一首感懷詩：

淪落江南數十秋，可憐霜雪已盈頭。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昭陽殿上雨聲愁。

新浦細草年年錄，野老吞聲哭未休。

對於這首詩，《建文皇帝遺蹟》的作者評價說：“吾固知其失天下而獨飲恨於萬世矣。嗚呼！是誠可悲哉！讀少帝之詩而不墮淚流涕者，亦幾希。”他讀這首詩時，是很動感情的，這明顯與一般讀者不同，而寫這部書時沒有署名，似乎仍然有所隱晦，這是否說明他與建文帝有著某種特殊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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