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從不反對經商致富，重農抑商的鍋，不該儒家背

01

秦漢以前，中國的商業經濟一直很發達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古代的中國人信奉儒家倫理，重義輕利，歷代統治者又採取重農抑商政策，好像商業不發達呀。

其實，這只是一種錯覺。

自古以來中國人是很有生意頭腦的，可以說是全世界最會賺錢的幾個民族之一。

中國有自己的商業文化，也有具有中國特色的商人。

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定會出現商業。

中國在上古時代就已經有商業了。

商朝的時候，已經有人專門從事交換，所以後來管這些做生意的人叫商人。

在先秦，商人還是蠻受尊重的，商業也受到了政府的重視。

西周的《周禮》裡還記載了官方的市場體系，不過，在這個市場裡，價格不是在交易中自然形成，而是政府規定的。

我們可以理解成古代的計劃經濟。

春秋時代，禮崩樂壞，周禮規定的官方市場體系也崩潰了。

諸侯爭霸，各國都想富國強兵，商業政策大都比較寬容。

晉國有個使者出使鄭國，看中了一隻珍貴的玉環，想要過來。

宰相子產告訴這個使者咱們鄭國政府和商人之間有規矩，商人不能背叛國君，政府對商人也不能巧取豪奪。

鄭國對商人的政策是；只要你忠誠於我，我也不干涉你的生意。

這相當於是保護私有產權了。

02

儒家，不反對經商致富

到了秦漢以後，政府就採取了重農抑商政策。

我們一般的理解是，農業是古代社會的基礎，商業會威脅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這類解釋是從物質層面看的，但是

抑制商業，更多的是觀念的問題，是一種指導思想。

抑商的思想究竟來自哪裡呢？

過去，一直是儒家在背這個鍋。

因為儒家重義輕利，而商人總是想著賺錢，所以以儒家治國的各朝統治者都要重農抑商。

其實，這可能是一個大冤案。

儒家對商人也蠻尊重的。

孔子的得意門生當中有一位叫子貢的，生意就做得很大，成了富商，但經常向孔子請教學問。

有一次，

子貢問老師：貧窮而保持尊嚴，富足了而不驕橫，您看我的這個觀點如何？

孔子回答說，不錯，但比這更好的，應該是“貧而樂，富而好禮”。

儒家認為，

貧富和道德無關，只是不同人的命。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作為人，無論貧富，最重要的是有德。

窮人只需安貧樂道，自得其樂就可以了。

而富人呢，財富愈多，責任愈大，必須“富而好禮”，為建立禮的天下秩序有更多的擔當。

這就是我們常聽到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儒家是樂於見到人經商致富的，只是在道德上要求他們回饋社會。

03

打壓商人和商業的，是法家

既然儒家不排斥商人，那麼抑制商業的思想究竟來自哪裡呢？

其實是法家。

在戰國晚期，商人的勢力非常大，大到可以干預政治。

比如，大商人呂不韋經過一番運作，把秦始皇的父親異人扶上秦國的王位，等到兒子接位成為國君，也當上秦國宰相。

商人可以左右政局，這就會威脅到君主的利益。

處處為絕對君主利益著想的法家，當然會把商人視為頭號敵人。

商鞅提出要收重稅，他的變法措施中的重要一條，就是要抑制商人的勢力坐大。

而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呢，更是非常敵視商人，說社會上有危害國家安全的五大蛀蟲，其中一個就是商人。

法家的核心國策是“耕戰”，耕是農業，戰是軍事。

法家理想的國家是一個以農業為基礎、軍事為優先的國家。

在他們看來，整天四處流竄、想著賺錢的商人，既不會耕，又不利於戰，是國家的敵人。

重用法家的秦始皇，最後把大商人呂不韋流放，這就是商人階級在皇權面前最後的掙扎。

所以，

不要以為“重農抑商”來自儒家思想，實際上它更直接的源頭是法家。

儒家不歧視商人，而法家是真的提防商人。

儒家的經濟政策跟道家比較相似，是自然無為，輕徭薄賦，與民生息，對百姓厚道一點，讓小農經濟自發發展。

而法家的商業政策可以說是八個字：國家主導，與民爭利。

在法家看來，為了保持政權的穩定，權力必須全部集中於國家。

04

抑商，但不是說要消滅商業

中國歷史上的抑商，從來都不是要消滅商業。

比如說，關係國家命脈的產業，歷代都有專賣制度。

西漢的時候，有過一場關於鹽和鐵要不要歸國家壟斷的爭議，主張鹽鐵由政府壟斷專賣的，就是漢武帝支援的法家代表人物桑弘羊。

在他們看來，為了保持政權的穩定，權力必須全部集中於國家。

而財富是權力的重要源泉，最好通通留在國庫，不能流到民間私人的口袋裡，以免他們有非分之想，犯上作亂。

抑商政策，後來一直貫穿在中國的歷史中。

不過，它對古代社會的影響，最主要的倒不是抑制商業發展。

雖然在我們印象裡，中國古代商業不發達，但實際上，在唐宋、明清這些盛世，中國的商業在世界範圍內看都是很發達的。

抑商政策最主要的影響體現在社會結構上，就是古代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

古代有四民序列，士農工商，商人在最未，處在社會的邊緣地帶。

你再有錢，不要說和士大夫無法攀比，即使在農工商三大平民階層當中也只能屈居末位。

因為政府不信任你，社會主流價值觀也鄙視商人。

在這樣的結構裡，商人自然會想盡辦法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

用什麼辦法呢？

當然是用錢來交換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

交換政治地位的方法，就是買官，在古代叫捐納制度。

交換社會地位的方法，就是裝，附庸風雅，把自己包裝成文人。

05

士商合流，商人為了提高地位也是拼了

到了明清兩代，以江南為中心，全國形成了六大區域市場。

遊走在這些市場的商人們，社會地位上升，甚至出現了一種“新四民”的排名：士商農工，商人的排名從第四躍升到第二。

商人越來越接近士人，士和商這兩個階層開始合流。

他們的合流同時帶來了兩種趨勢。

一個是士大夫經商。

到了明代，很多士大夫也開始經商，以前他們積累財富的方式通常是買地，成為地主。

明代以後，也開始用錢來投資或者做生意了。

另一個趨勢是商人計程車人化。

商人們紛紛像讀書人那樣去把玩詩書琴畫，還高薪請來工匠，在蘇州、揚州大興土木，建造園林。

完工以後，邀請士大夫來自己的私家園林春天彈琴賞花，秋天吃蟹吟詩，藉此攀附上流社會，顯示自己不是隻認銅錢的俗人，也是有文化的。

明清兩代，藝術品和奢侈品消費特別興旺就是這些富商推動的。

他們購買藝術品和奢侈品的目的，跟中國的文人士大夫，或者西方的貴族都不一樣。

貴族和文人是為了彰顯品位，而商人是為了改變階層，用經濟資本去兌換文化資本。

正是因為在社會結構中，商人沒辦法佔據更核心的位置，只能處在邊緣。

所以他們不得不以改變自己的方式，進入主流社會，因此形成了中國獨特的商業文化。

我們來總結一下。

雖然儒家有重義輕利的思想，但儒家其實並不仇視商人，商人的真正敵人是法家。

因為在商鞅、韓非和桑弘羊這些法家思想家看來，擁有金錢的商人同樣是皇權的重要威脅。

不過，商人雖然處於社會結構的邊緣地帶，但並不意味著商人不重要。

商業有種自我發展的動力，是任何觀念和權力抑制不住的，特別是到明清以後，商人的實際地位已經不那麼低了，出現了一種士商合流的趨勢。

所以，近代以後中國的商業蓬勃發展，不僅是外來影響的緣故，也是中國社會在特定結構下自我發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