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見到了恨不相逢的韓非,為何卻未信用?最後被李斯毒害

如所周知，秦始皇閱覽韓非的《孤憤》《五蠹》諸篇之後極為讚賞，仰慕之情溢於言表，甚至到了為韓非而攻打韓國的地步。但是能否據此論證秦始皇就接受了韓非的觀念並付諸了實踐，則還需要做出進一步的歷史考察。

因為秦始皇見到韓非其人以後，卻並未信其言、用其人，在李斯、姚賈的進言後，秦始皇將韓非囚於秦，使得韓非遭李斯毒殺，後又後悔想赦免韓非。

以上史事使得秦始皇與韓非的關係顯得撲朔迷離。傳統觀點認為是李斯嫉殺韓非，李斯與韓非同出荀子門下，韓非學識遠在李斯之上，李斯自認不如韓非，擔心韓非在秦受重用危及自身政治權位，因而進言讒殺韓非。

以上分析有一定根據，但仔細分析，則發現李斯並非韓非不被秦始皇任用的原因，秦始皇讚賞韓非著作而不知何人所作，還是李斯進言介紹韓非的，既主動薦名韓非又嫉殺韓非，邏輯上存有著矛盾，秦始皇之所以不用韓非，根本原因還是在於二者的觀念分歧。

首先，需要探討的問題是：秦始皇欣賞韓非什麼？這一問題必須明確《孤憤》《五蠹》篇的內容主旨。

《孤憤》篇透過論述“智術之士”與“重人”、“當塗之人”即權臣的矛盾，語重心長地告誡君王任用“法術之士”以打擊權臣重人。“當塗之人”權傾朝野，君王為其雍蔽，“群臣為之用”、“左右為之匿”、“學士為之談”，如果不依附於其門下，則將死於“吏誅”和“私劍”，導致“主上愈卑，私門愈尊”；“重人”朋黨比周、以權謀私、惑主敗法，最終君王將受其所控制，“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

秦始皇為什麼推崇韓非《孤憤》和《五蠹》等篇的觀念？

回答這一問題必須結合秦始皇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歷，探討其心理特徵和心路歷程。韓非出使秦國的時間是韓王安五年，據《秦始皇本紀》和《六國年表》記載即是秦始皇十四年，正是秦始皇獨攬大權、親臨國政的時期。秦始皇即位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並無實權，“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

事實上，這一時期真正主持朝政的是國中大臣，如呂不韋和嫪毐。呂不韋“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遊士，欲以並天下。”至“家僮萬人”、“食客三千人”位高權重而且門客眾多。長信侯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

黨羽眾多、把持朝政，乃至“事無小大皆決於毐”秦始皇經歷了八年長安君成蟜反、九年長信侯作亂、十年呂不韋免相三次大的政治鬥爭後，又“大索，逐客”肅清嫪毐、長信侯門客和勢力殘餘，經李斯上書後終止，而後才真正實現親政，並且躊躇滿志地主持對外軍事行動，十二年“助魏擊楚”，十三年“攻趙平陽”、十四年準備攻韓。

這一時期的秦始皇剛剛經歷過權臣當道和險惡的政治鬥爭，閱覽韓非《孤憤》《五蠹》等篇之後，對韓非論述的“重人”、“當塗之人”、遊說言談、儒俠私劍等內容更具有現實經驗和共鳴。

秦始皇見到了恨不相逢的韓非，為何卻未信用？又為何在李斯、姚賈進言之後便“下吏治非”呢？

《孤憤》篇和《五蠹》篇的核心思想，便在於：主張君權、法治、耕戰，反文學、言談、儒俠、仁義道德。秦始皇對韓非的推崇主要就是其主張尊君抑臣、揭露權臣逼君、打擊不事農耕、依附私門的文學之士、遊俠帶劍者、商工之民的觀念，推崇的是韓非以“用人術”和“矯奸術”維護君勢的“術論”和“勢論”。

但是，法治觀念和耕戰國策在秦自商鞅變法後已是既成現實，商鞅的主旨就是“緣法而治”，主張“民本，法也。”認為法才是治民之本，推行“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的國策，實現民眾除耕戰之外別無他選的社會，“民之慾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

而反對文學言談、仁義道德也是商鞅的主張之一，“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因而文學言談在秦並沒有出路。秦始皇所反對的物件和韓非反對的文學言談內容並非完全一致，秦始皇針對的是嫪毐、呂不韋門下的遊學食客，而不是秦國客卿，對於具有真才實學的如李斯、姚賈、尉繚等人，秦始皇依然延續秦國的客卿傳統予以重用。

而對於經過政治鬥爭、大權獨攬的秦始皇來說，君弱臣強已成為歷史，其首要考量的是統一六國的問題。因而韓非觀念的核心和藍圖在秦國早已是既定現實，秦始皇見到不善表達、“為人口吃”的韓非之後難免大失所望。

韓非主張治國安民必須依靠“法、術、勢”，君王在治理國家時應當“決於法”，而秦始皇卻走向“事無小大皆決於上”的極端化。儘管韓非在論述君、臣、民關係時，強調“勢之所至，勝人一籌”，突出君權與勢之所至，是君王執政的前提和基礎。這是由於韓國君權旁落、權臣獨斷的政治現實所導致的。

然而，在國家治理中，韓非則很大突出了法律的重要性，以法律來規範君王的權力執行，君王必須依靠法律來治理，“抱法處勢則治，背法處勢則亂”；極力勸諫君王以法律為本，“明法者強，慢法者弱”；更強調法律是君臣關係的保障，堅持以法律為最高標準，“以法律為最高規範”，“以法律為治亂之術，託是非之於賞罰，屬輕重之爭”，事實上是另一層面上對君王權力與君臣關係的規範與牽制。

秦始皇對韓非觀念的欣賞，主要是他關於“術論”和“勢論”的部分理論，集中體現在《孤憤》《五蠹》等文章中關於運用“術”、“勢”來強化君權、打擊權臣的主張

，至於君主專制、重刑觀念、禁私議等，與韓非雖有共鳴，但並非源自韓非，也非韓非之創造。

秦始皇與韓非的觀念存有很大的差異和矛盾，集中體現法治與君王關係、農商政策、鬼神迷信認知、君王利益追求等方面存有的矛盾分歧。在韓非看來，國富兵強、主勢尊隆的“霸王之功”是人主應該追求和實現的目標，而秦始皇則是窮奢極欲、大興土木、賦民富兵，違背了韓非的觀念原則和精髓，兩者不可混為一談，也不可一概而論。

從《存韓》記載可知，韓非出使秦國並不是為秦效力而是為“存韓”而來，這與李 斯“先取韓以恐他國” 的主張及向秦始皇推薦韓非、希望韓非能為秦所用的初衷背道 而馳。

秦始皇已知韓非不 為自己所用，不能為我所用的人才、更不能放虎歸山，韓非主張若在韓國得到實踐， 未必不能成為秦國統一的阻力和威脅，因而自身不用韓非、也必須保證不讓韓國得以任用韓非。李斯所言一語中的：“終為韓不為秦······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 以過法誅之。” ，韓非最終還是難逃因言而亡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