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所謂“天子守國門”究竟有何現實意義？

廣為流傳的天子守國門後面還有一句是君王死社稷。前面一句天子守國門是用來指代明成祖朱棣遷都北平，將其原燕王駐地提升為明朝京都，並更名為順天府，與南京應天府遙相呼應。後一句則是用來指代明朝作為正統王朝最後一位君臨天下的崇禎皇帝，在闖王李自成率軍攻破北京城後，本意欲透過個人的勵精圖治來中興王朝的崇禎眼看王朝崩塌在瞬息，自己已迴天無力，深感愧對祖宗社稷黎民百姓，所以義無反顧自縊於煤山。而這句話是後人有感於此，對其忠烈精神做出的感慨之言。

對於天子守國門之言事實上是和君王死社稷一樣，都是由於後人感念其所象徵的精神，而不是實際上真的有什麼現實意義。朱棣當時遷都的最根本原因是因為其政治資源不在南京而在燕平即北京地區，新朝初立必須有一個絕對的政治策略來打擊建文皇帝的舊有勢力，這個政治策略就是遷都。而將遷都作為鞏固政權和打擊舊勢力的方案，在歷史上朱棣不是唯一，南北朝時期的北魏孝文帝就曾透過遷都洛陽來打擊守舊勢力，從而強力推行漢化政策，以便於鞏固政權。朱棣遷都的出發點本質上和北魏孝文帝的戰略目標是一致的。至於遷都北京後帶來的京都人口增多，兵力佈置集中，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守住北方邊疆的意志，這都是遷都帶來的副加作用。

而事實上遷都北京帶來的附加作用並不都是正向的，也有巨大的負面作用，比如北方貧瘠，南方富庶，都城在北，就不得不把大量的南方財富米糧等舟車勞頓運往北方，而北方河道經常淤塞，大規模運輸直到現在都是陸上成本高於水路。所以這就為財政無形中增大了壓力，長此以往實際上是不利於國家治理和社會穩定的，盛世之下國庫充盈自然還可以勉為其難支撐下去，一旦天災人禍搞得國庫空虛生靈塗炭就有點難以為繼了。最後明朝崇禎皇帝無錢養兵作戰，不得不說是有一部分原因在於江南富庶之地離中央政權太遠，管轄薄弱，所以不管是物資、兵員還是稅賦都受到了嚴重影響。而沒有錢、沒有東西、沒有人，是肯定不可能贏得戰爭的。這從一定意義上來看，正是定都北京而形成天子守國門的形勢間接的導致了最後崇禎皇帝不得不選擇了君王死社稷這樣壯烈的結局。

對於天子守國門的現實意義，也可以從朱元璋對於北方邊疆防守策略的完美設定看出其本質上是沒有必要的，朱元璋在世時是認為王權可以和平過渡給太子朱標的，所以基於這一合理預想，朱元璋對於北部地區的防守設定了至少三條防禦屏障。外線是以諸王靖邊的策略，進行靈活打擊塞外諸胡，巡視蠻荒戍守邊塞，這其中有秦王、晉王、肅王、代王、燕王、寧王等，從西北到東北這廣大的邊境線以及黃河流域設定了十三塞王，史書記載：莫不敷險隘，控要塞，佐以元戎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壘帳相望。在朱元璋在世之時諸王對於北部邊塞的安寧具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甚至於本身對於太子朱標而言，如果可以順利交接皇權，這也將是一個行之有效的防禦屏障。而第二道屏障就是長城，朱元璋在世之時就已開始修築用於北部防禦的長城，並於洪武十四年（1381年）修築了被譽為天下第一關的山海關，而築城建關設衛，並不是簡單的修築一道城牆那麼簡單，這意味在此不僅是個瞭望所，更是一個常年駐有精兵強將堪稱銅牆鐵壁的城池，其存在強行切斷了從遼西走廊即榆（渝）關走廊進入中原的可能，事實上直至崇禎皇帝自縊，後金女真人也未能攻破此關。從這一點上看，天下第一關山海關就像天子守國門這一精神的現實載體一般，堅守數百年，真正詮釋了什麼叫社稷不亡，則此關不破。而長城的現實意義更在於，可以迅速傳遞軍情，使中央政權有足夠的時間調集兵力錢糧支援前線鞏固國防抵禦侵略。當需要第二道防線啟動之時，就說明國家已經喪失了主動進攻的優勢，不得不轉為被動防守。而第三道屏障則是廣袤的中原地區，這千里沃野的極長戰略縱深，是國破家亡的最後屏障，曾經因此而成就了兩宋三百年的基業。長江天險更是大明天下的底線，南京城就立於長江之畔，敵軍若兵臨城下，則社稷亡而萬民淪落。本身這三道防線對於北方遊牧民族的防禦綽綽有餘，可惜的是，天意弄人，太子朱標早亡，而太孫孱弱，近臣諂媚惑主，不合時宜的大肆削藩，第一條防線迅速崩塌，而朱棣靖難奪權後更是對藩王忌憚萬分，削藩進行的更加徹底，最終導致朱元璋設定的三條防線土崩瓦解。

當時北元蒙古諸部的勢力方興未艾，而原有的塞王戍邊的瓦解，使諸如韃靼、瓦剌，還有東北女真等遊獵民族得以毫無顧忌的侵擾劫掠，對明王朝的北部邊疆形成了巨大的壓力。而朱棣本人又是個極為剛烈勇武之人，雖然被後世詬病篡權奪位，不忠不孝，但是卻是個誓要有所作為，建立不世之功的有志帝王。對於他而言，北部蠻夷的侵擾是對他最大的侮辱，所以他窮極一生對這些遊牧民族窮追猛打，直至最後病逝榆木川即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而對於他執意遷都也就有了除了政治考量外的現實依據，但事實上直到永樂十八年這座氣勢恢宏影響後世幾百年直至今日的北京城才建成，而僅僅四年後即永樂二十二年，這位千古不朽的帝王就溘然離世了。之後繼任的仁宗皇帝曾一度釋出詔令取消了順天府的京都地位，意欲遷都南京。但仁宗皇帝僅在位不足一年就離世了，隨後的宣宗皇帝把這事擱置不問，而北京城真正被徹底確立為明朝國都則是在被後世認為最為荒唐羞恥幾欲顛覆王朝的明英宗朱祁鎮手裡。英宗繼任後確立北平為京都，不再稱其為行在，從此終明一代再未改變。

論及至此可以看出天子守國門本質上是沒有太大現實意義的，就像君王死社稷一樣並不是絕對必要的，但在當時對於所處於那個時代的明朝帝王而言，這是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朱棣如此，崇禎亦如此，他們面對的國家形勢以及他們個人的品性和信念都決定了他們必須也必然會為後世詮釋這兩句話，而這兩句話有沒有現實意義本質上並沒有太大價值，他們最大的價值在於他們所能反應的人文精神，即天子守國門的擔當，和君王死社稷的無畏。這本身就是中華文明眾多的精神象徵之一，就像漢朝曾為我們留下一句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唐朝也曾為大家留下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這些都是文化，他們背後反映的中華文明之精神要比他們的現實意義重要的太多。如果非要論其現實意義，那麼真的沒有太讓大家振奮之處，都是政治考量和形勢需要，不值一提。但有些人喜歡去其精神，而論其是非，進而否定其於文明之意義，這樣的人膚淺且無知，勸君不要理會，斷脊之犬，儒生敗類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