滔天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全球秩序的重建

1915

年聖誕節早上，格拉斯哥（Glasgow）工會工人不斷髮出噓聲，以此來迎接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這位過去的自由主義激進派、現在的軍需大臣。勞合·喬治要求招募更多士兵投入戰爭，並說出了一番頗有預見性的話。他警告說，這場戰爭將重建整個世界：“這就是那場滔天洪水，它是自然的戰慄……給人類社會和工業文明帶來聞所未聞的改變；它是一場颶風，把現代社會的花花草草連根拔起……它是一場地震，將歐洲生活的巨石拋到空中；它是大地又一次的震動，各個國家稍不小心，就將前進或者倒退幾十年。”四個月後，在戰線的另一側，德國宰相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說出了同樣的話。1916年4月5日，在噩夢般的凡爾登戰役開始六個星期之後，霍爾維格把一個事實赤裸裸地擺在了德國國會面前：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經歷過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之後，歷史已經無法再回到從前”。這場激烈的大戰足以改變一切。到1918年，亞歐大陸上的古老王國——沙皇俄國、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奧斯曼帝國，都已經在“一戰”中土崩瓦解，中國則因內戰而動盪不安；到20世紀20年代，東歐和中東的地圖已然重繪。儘管這些變化是如此不可思議、眾說紛紜，但其重要性仍然是無法否認的，因為與之同時發生的還有另一個更加深刻卻不那麼引人注目的改變。一種新秩序在戰火中冉冉升起，它超越了新興國家喋喋不休的爭吵和民族主義表演，徹底重建了英國、法國、義大利、日本、德國、俄國和美國這些大國之間的關係。理解這場權力轉移的規模與重要性需要一些地緣政治和歷史的想象力。這個正在形成中的新秩序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其決定性因素——新興大國美國——的缺席。但對於那些持這種看法的人來說，這一結構性變化的前景確實有一種讓人痴迷的魔力。

巴黎和會上的克列孟梭、 威爾遜與勞合· 喬治

1928年年底到1929年年初，在大戰結束十年之後，三位同時代的人——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都在回顧歷史。1929年元旦，在斯坦利·鮑德溫（Stanley Baldwin）保守黨內閣中擔任財政大臣的丘吉爾正抓緊時間完成他“一戰”史詩《世界危機》（The World Crisis）的最後一卷《戰後》。對於那些熟悉丘吉爾後來的“二戰”回憶錄的人來說，最後這一卷令人驚訝。1945年後，丘吉爾將創造一個新詞“第二次三十年戰爭”（Second Thirty Years War），把對德國的長期戰爭描述為一個單獨的歷史事件。然而在1929年，他說的可大不一樣。那會兒丘吉爾在面對未來時相當樂觀，而不是垂頭喪氣。一套新的國際秩序似乎已經在“一戰”的狂風暴雨中逐漸形成了。透過兩個區域性條約，全球性的和平已經建立起來：1925年10月在洛迦諾（Locarno）提出的《洛迦諾公約》（Locarno Treaties，12月在倫敦簽署）以及在1921年年底到1922年年初所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籤署的《關於太平洋區域島嶼屬地和領地的條約》（Pacific Treaties）。對於這兩個條約，丘吉爾寫道：“是一對堅不可摧的和平金字塔……需要得到世界大國及其全部陸海軍力量的擁護。”這兩個條約使1919年在凡爾賽未能完成的和平具有了實質性的內容，將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這張空白支票填寫完畢。丘吉爾認為，“我們翻遍歷史，也無法找到類似的偉大事業”。他寫道：“現在，我們的希望建立於穩定的基礎之上……我們將永遠遠離戰爭的恐懼。在這個美好的時代，各個大國向著世界組織穩步邁進，確信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而對於希特勒和托洛茨基來說，他們在“一戰”後十年回望歷史時，顯然不會說出這樣的話。1928年，曾經的“一戰”老兵、從失敗的起義者轉型成為政治家的阿道夫·希特勒，在大選失利的同時，還在跟自己的出版商討論，打算在第一本書《我的奮鬥》（Mein Kampf）之後再來個續集。第二本書的計劃是將他1924年以來的演講和文章編成合集，但由於《我的奮鬥》在1928年的銷量就像希特勒在選舉中的表現一樣糟糕，因此他這份手稿並未出版。這就是後來的“第二本書”（‘Second Book’［Zweites Buch］）。對於托洛茨基來說，他倒是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寫作和思考，因為在與斯大林（Stalin）的鬥爭失敗之後，他被驅逐到了哈薩克，1929年又流亡到了土耳其。在那裡，他筆耕不輟，記述下自1924年列寧逝世後的革命局勢。把丘吉爾、托洛茨基和希特勒放到一起，雖然說不上令人反感，但也挺不搭調的。對一些人來說，將這三個人相提並論，本身就足以引發爭論。當然，無論是作為作家、政治家、知識分子，還是作為道德個體，這三個人的分量都不盡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紀20年代末，他們對世界政局的看法互相印證。

和丘吉爾一樣，希特勒和托洛茨基也都注意到了一件事。他們都相信，“一戰”開啟了“世界組織”（world organization）的新階段。然而，不同的是，丘吉爾認為這一新情況值得慶賀，但對於像托洛茨基或者希特勒這樣的人來說，這簡直就意味著被歷史拋棄。從表面上看，1919年所達成的和解似乎使歐洲中世紀末期開始出現的主權自決觀念更為合理了。這一觀念在19世紀促成了巴爾幹半島上新生民族國家的形成，以及義大利和德意志的統一，又在當前奧斯曼帝國、沙皇俄國與哈布斯堡王朝的崩潰中達到了巔峰。然而，儘管主權國家的概念變得豐富，但其內涵已經被掏空。大戰已不可逆轉地削弱了歐洲的所有參戰國，即使其中最強大的國家和戰勝者也不例外。1919年，法蘭西共和國在太陽王* 的凡爾賽宮慶祝自己對德國的勝利，但無法掩飾的是，“一戰”終結了法國成為全球列強之一的企圖。對於那些19 世紀誕生的弱小民族國家來說，戰爭帶來了更多的創傷。1914年到1919年，隨著戰事起起伏伏，比利時、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和塞爾維亞都幾近亡國。1900年，德國皇帝趾高氣揚地在世界舞臺上佔領了一席之地；可二十年後，德國就已經墮落到要跟波蘭在西里西亞（Silesia）的邊界問題上爭論不休，最後還得找一位日本子爵來主持爭端的地步。德國已經變成了國際政治（Weltpolitik）一詞的賓語，而不再是主語。義大利在戰爭中倒是加入了戰勝國集團，但除了盟友信誓旦旦對它許下的承諾，和平只是強化了它作為二等國家的自我認知。如果要說歐洲有一個贏家的話，那就是英國，所以丘吉爾才會有一種晴空萬里的感覺。不過，英國以前可是世界帝國的領袖，而不僅僅是一個歐洲強國。當時的人覺得大英帝國在經歷過戰爭後還算是差強人意，這隻進一步證明，歐洲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在一個世界性強國的時代，歐洲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的地位都已經不可逆轉地只能是偏居一隅了。

唯一一個看起來在戰爭中毫髮無損，甚至變得更加強大的國家是美國。事實上，美國佔據著絕對優勢地位，以至於人們再次開始思考17世紀時從歐洲歷史中排除出去的那個問題：美國是否就是當年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意圖建立的那個包羅永珍、席捲世界的帝國呢？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這個問題始終縈繞在人們心頭。20世紀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發現，“分崩離析的歐洲”意識到“自己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正如同”戰前歐洲東南部國家與巴黎和倫敦的關係。它們空有主權國家的華服，卻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內容。希特勒在1928年警告說，歐洲的政治家必須幫助其人民擺脫普遍存在的“政治上的輕率無知”，否則，“北美大陸那位感受到挑戰的世界霸主”將把它們都貶低到瑞士或荷蘭的地位。從白廳的角度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丘吉爾感到，這股力量並不是歷史的猜測，而是權力的現實。正如我們將看到的，20世紀20年代，英國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意識到自己必須面對這個痛苦的現實，即美國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大國。它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一個新型的“超級大國”，對世界其他主要國家的經濟和安全利益行使著否決權。

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試圖勾畫出這一權力新秩序的形成過程。這可不是件簡單的事，因為美國以一種異乎尋常的方式展示著自己的權力。在20世紀早期，美國的領導人無意將自己塑造成一個世界範圍的軍事大國。他們通常不會直接出面，而是採取間接的方式、用潛在的手段來施加自己的影響。儘管如此，美國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還原世界各國努力構建國際新秩序，並最終承認美國核心地位的過程，將是本書的主要工作。這個過程是一場全方位的鬥爭，涵蓋了經濟、軍事和政治各個領域。它在“一戰”還未結束時就已經開始了，並一直延續到戰後的20世紀20年代。搞清楚這段歷史十分重要，因為我們需要理解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緣起，今天，它依然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主要特點。另外，搞清楚這段歷史還能為我們提供一把鑰匙，幫助我們正確認識丘吉爾在1945年用“第二次三十年戰爭”來概括的第二場世界風暴。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暴力如脫韁野馬一般不斷升級，這其實說明了那些暴亂分子認為自己面臨著什麼樣的力量。希特勒、義大利法西斯分子，以及他們的日本同伴採取那樣極端的行動，恰恰是因為他們隱隱約約感受到，美國的資本主義民主未來將會支配整個世界。這個敵人看不見摸不著，它正在策劃一個陰謀，要將全世界都籠罩在其邪惡的影響之下。這樣的想法很顯然有些神志不清，但是，如果想要搞清楚兩次大戰之間的極端暴力政治是如何在“一戰”中及其結束之後逐漸發展起來的，我們就必須認真對待秩序和暴亂的這種辯證關係。如果僅僅將法西斯運動和蘇維埃共產主義運動看作與歐洲近代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相似的事物，或者等到1940—1942年它們在歐亞大陸盛行，似乎將要改變歷史的時刻才開始瞭解它們，那就太片面了。義大利、德國、日本，以及蘇聯的領導者，都把自己看作以暴抗暴，反抗強大、不公正國際秩序的人。20世紀30年代這些政治家都認為，西方大國不是軟弱，而是懶惰和虛偽。它們曾經擊垮過德意志帝國，也有能力改變現狀，卻將自己偽裝成正人君子和樂天派，隱藏鋒芒。想要搶先一步阻止歷史終結於這種不公平的狀態之中，就需要冒著極大的危險，做一些驚天動地的事。這就是那些暴亂分子從1916年至1931年的歷史裡獲得的可怕經驗。本書就將回顧這段歷史。

本文選自《滔天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全球秩序的重建》前言，[英]亞當·圖茲 著，陳濤 史天宇 譯，理想國 | 中國華僑出版社2021年5月。轉載自“歷史學人”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