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國要求中國改名，皇帝得知大怒：把該國名字倒過來寫！沿用至今

從中國歷史時期的版圖看，上迄秦朝對中國之大一統，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當時漢人活動的範圍，主要侷限在中原、川蜀、楚地一帶。《史記》載：“時四方皆夷，中土之人，悉生產治家於中原者，皆無外而攘夷。”秦始皇巡視天下，曾到過當時南部交趾一帶，而據史料記載，那是一次相當偶然的南下。當時由於秦始皇著迷於長生不老之術，又聽聞南部可以得到仙丹，在輪番派人不果的情況下，決定親自一看，結果大失所望。秦始皇南巡雖然沒有“歷盡南海”，但秦朝時期，中國就與當時的東南亞諸國交往頻繁，同時戰爭頻發。究其緣由，主要在於這些地方多如北方之“匈奴鮮卑”，西方之“胡人羌狄”般，始終影響著當時生活在邊境地區的漢人們。

以秦朝時期南海諸國，如南越、桂林（並非現在桂林）為例。當時的南越，國土主要分佈在今奠邊府、關山、下龍一線以北地區，其國土與當時中國南蠻地區直接接壤。史載：“南越既立，其渠帥崑山王合眾數萬，席掠郡縣”，當時這些掠奪秦朝郡縣的渠帥部隊，十分狡猾。為避免和實力強大的駐守部隊正面衝突，他們白天偃旗息鼓，待到午夜突然殺出。且當時這些掠奪者們“氏姓不定，或今日為單姓，明日為複姓，或今日有名，明日無名”，導致秦朝鎮守邊關的將士，始終無法得知賊帥的情況。秦朝與南越這種遊擊性質的纏鬥，持續了數年。中原徹底平定後，《史記》載：“始皇定南越，掃諸國，旬月之內，下數十城”，始皇帝終於能夠騰出手來，將戰略資源投入到南部地區，對抗南海諸國了。而始皇帝的勝利，是歷史上第一次對南海諸國的勝利，這次勝利也奠定了中國與南海諸國的主臣關係。

楚漢戰爭時期，九州再次陷入內戰局面，無暇顧及其它地區。以南越為首的南海諸國紛紛倒戈。例如，當時的桂林國曾派出數批使臣，翻山越嶺來到蜀地。桂林國國王給他們下的命令是，如果見到當時中原王朝依舊安定，就進行朝貢，如果觀察到爆亂跡象，就立即調轉船頭回來。史載其“於君蓮、仁義、貢縣留數月，不進，以為察，又佯使婚配之禮，屏息耳目”。從秦始皇“定南越”到南越脫離控制，前後不過十年時間。劉邦踐祚後，與秦始皇走了同樣的路線，先將社會資源廣泛用於國內建設，之後半個多世紀時間，南越都得以以完全獨立的姿態存活於世。

經過數代發展，漢朝國力在武帝時期達到高峰，加之武帝的雄才大略，使其一生樂於征伐。作為南海小國的南越，自然不能倖免。當時的南越國王，名叫趙胡，武帝對趙胡的征討，奉行著他一向先禮後兵的出兵策略。武帝元封二年，驕縱了半個多世紀的南越國不知天高地厚，竟然率先發難漢朝，但他們的發難方式頗為可笑。史載其“父子男女皆削髮，塗抹為鬼神狀”，“及戰時，或歌或哭不絕於耳，臨戰皆潰退”，他們希望透過這種怪異的方式達到震懾漢朝將士的目的顯得荒唐，其反映出的，正是他們自己的恐懼和荒唐。

自漢朝後，中國凡在戰亂時期，如魏晉南北朝期間，南越就自動脫離，凡在治世時期，如唐宋元明清之時，南越又乖乖歸附，這種規律始終沒有改變。然而一件更可笑的事情，在清朝嘉慶年間發生了。當時的南越國國王在向清朝遣使朝貢時，特別撰寫了一封要求信，其中竟然要求清朝修改國名，並同時正式承認南越國國號為“南越”，最後，還要求擺脫清朝藩屬國地位。南越之所以突然如此趾高氣揚，並非沒有緣由。原來，當時的南越正被法國殖民者暗中支援著。作為南越世代的主子和宗主國，清朝自然不能同意這種荒唐的請求，嘉慶皇帝看到要求信後大怒道：“諮爾彈丸之國，無禮過甚，今爾希冀國名‘南越’，偏敕爾國名‘越南’！”，這樣，存在兩千多年的南越，就從歷史上消失了，南越的國名更改後，一直沿用至今，今日的越南之名，就是這樣來的。

南越變越南，引出了另一個讓人不解的現象：中國曆朝歷代，相對於周邊國家始終處在一種宗主國和藩屬國的地位，卻鮮有將其吞併納為己有的情況發生，而這種現象的原因，與中國古代的生產力不發達關係密切。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不是歷代唯心主義哲學家們認為的，決定客觀實在的竟然是精神世界。這種偏離的認知，在黑格爾達到高峰，他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徹底顛倒，上層建築的先決條件‘經濟基礎’，反而變成了‘上層建築’”。馬克思的理論，可以很好解釋中國曆代宗主國和藩屬國長期維持的現象，而這一現象的根源，就在於當時生產力的低下。其有兩個原因：一是當時人們沒有進入更為先進的社會制度，二是當時人們沒有掌握更為先進的技術。

以秦朝為例。從社會制度方面看，秦朝尚處於封建社會早期階段，而封建社會的社會本質，決定了不同階級之間的對立。不同階級的對立，又會減緩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社會財富由大多數人的勞動力生產出來，卻由極少數不事生產的人坐擁和享受”，這種矛盾和對立帶來的，絕不僅僅是感受和公平問題，而是深刻的社會經濟矛盾。由於少數上層人士坐擁數量龐大的社會資源，而其慾望又無限膨脹，因此底層人民被無限壓榨。這種畸形的社會關係直接導致的，就是生產力和技術長時間得不到發展。從技術方面看，由於人們長期都在生存線上掙扎，連最基本的居住穿衣和吃飯問題都不能解決，作為上層建築的技術，自然也很難進步和飛躍。史料記載的當時在技術領域有所成就的人鳳毛麟角，且都是一些上層人士和極少數底層天才，這樣的技術發展速度，無法促進生產力快速發展，而這也是封建時代維持時間極長的主要原因之一。

秦朝時期，經濟基礎方面問題最嚴重的領域，就是土地領域。秦朝之前，周王朝實行分封制，數百年時間內，數不勝數的諸侯王及其後代被分封到各自的封地繁衍生息。如當時的齊國地區，就曾分封了姜氏和田氏。《史記》載：“姜氏自分封齊國，政悉由己出，王又封其子弟遍諸封地”，而這種分封導致的結果自然是“封地之內，王權獨大，封地以下，盤根錯節，諸侯王不知世之天子存焉。”分封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商朝對廣袤國土的相對有效的控制，但卻加劇了封建制度下的階層對立局面，進一步遏制了生產力發展。

當時各地的分封諸侯王，以各種方式私吞土地。例如，他們將土地分別命名為吏士田，吏民田，景田，以及削籍民田，隨後又將那些耕作在這些不同性質田地上的耕地民，進行詳細劃分，讓他們的身份符合這些田地的特性。接著，封建主又將自己的親人老小，以及一些支持者，設立為這些田地的主人，對這些耕地民實行直接統治，而這樣做的好處顯而易見，這些被分封的貴族，不但佔有土地和農民，還佔有了土地稅收。雖然對稅收的佔有曾在一定時期引發了分封國國主與領土貴族的內部衝突，但在大是大非上，他們是空前團結的。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土地政策遠沒有被妥善解決，當時六國只是臣服了秦朝的統治。為了暫時的社會安定，秦朝仍然命之前世襲的貴族繼續享用其土地帶來的各種好處，因此，秦朝在進行郡縣制改革前很長時間內，都沒有充足的稅收。而稅收是經濟基礎的重要體現之一，沒有充足的稅收，就沒有錢進行恢復生產，更沒有錢武裝和供養數量龐大的軍隊。還是以當時的齊國為例，史載其：“年繳絹帛雜錢稅額，尚不濟軍三五月之食”，即當時齊國一些封地向秦朝一年上繳的稅收，尚且無法供給當時部隊幾個月的食物，而當時的主要伙食，只是一些糙米，如稗子，以及一些可以人工採摘的野菜，這樣的伙食都無法滿足，軍隊自然無法長距離作戰。

這種生產力狀況下，當時地處南越的一些國家，是很難被秦朝軍隊觸及到的。一方面，由於道路不通，方向不明。如果要從中原派大軍前往南越地區，需要穿過許多不毛之地。《三國志》中記載說，當時的南蠻地區“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險阻，才入便不知何所退，且易生瘟疫疾疫，吏士行而死者眾”。這樣艱險的自然環境，又沒有暢通寬敞的大道以供軍隊行軍，又容易引發各種疾病，秦朝自然不敢貿然前去。同時，即便後來秦朝抽調了許多兵力前去征討並取得成功，也由於當地地處極其偏遠，社會非常落後，能夠開採的資源也不多，即便派兵長期駐守，也終歸弊大於利。

秦朝之後的中國，長期處在封建時期，而其中又以清朝最為發達。但即便清朝時期，生產力也沒有強大到足以像當時的英國和歐洲其它國家那樣，大搞殖民。誠然，中國古代不願對外征服，還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因素，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深深鉗制著當時帝王的思想，使其骨子裡就不願意做出侵略他國的匪徒行徑。不過，這兩者中，還是以生產力不發達這一因素最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