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考生盤纏豐厚,為何很少有土匪打劫?土匪:你看他腰牌寫的啥

中國的歷史大約可以公元960年建立的宋朝為界限分為2段。宋朝之前的歷史是武將和文官的天下——其實則武將的地位更高一些,文官多處在從屬地位,優秀的文官甚至也會努力的學習武藝,比如陳慶之。而宋朝建立之後,鑑於前朝藩鎮之亂和五代十國的亂世,開始了大規模的抑武崇文,皇帝甚至都不惜寫詩搞思想工作:

古代考生盤纏豐厚,為何很少有土匪打劫?土匪:你看他腰牌寫的啥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正是宋真宗的這首詩,讓中國歷史上一個新的超級階層崛起——書生。在以後的1000年裡,不論是在文學作品當中還是在歷史當中,都有著許許多多的進京趕考的考生,這些書生似乎在任何時代都是歷史的主角,被光環加持。乃至其帶著豐厚的盤纏上路,連土匪都不打劫他們,這是為什麼呢?土匪:你不看他腰間綁啥。

前文說到,為了鼓勵文人,透過文人階層壓制武將階層,防止武將階層勢大,連皇帝宋真宗都親自出馬搞起了宣傳文人、宣傳書生的宣傳事業。這導致朝廷上下都在給文人階層塑造一種特權氛圍,所以對包括考生在內的所有文人都塑造了一身物質和精神特權“保護殼”,使得土匪真的不敢搶劫讀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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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是物質上保護殼。在宋朝,由於當官的都是讀書人,只要讀了點兒書一輩子總能做上一官半職的。不僅如此,為了能夠寫出來好的文章,文人和考生們往往都會聚在一起來討論。沒有功名的考生拜有功名的文人為師傅,文采差的考生拜文采好的考生為兄長,這導致了考生和文人形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團。

如果土匪打劫了一個考生,他很難承受因此帶來的代價:他無法估測這個看起來一般般的讀書人背後的關係網當中有哪些他無法招惹的大佬。有可能這個讀書人的老師就是土匪所在的地方官,也有可能這個考生的好朋友後面考中,做了朝廷宰相,還有可能這個考生最後逃脫並且考中狀元,然後帶著數萬軍隊來找他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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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考生進京趕考會聚集自己家裡的財富,家族乃至於鄰居、同學、老師都會給給他一些財物,方便他在路上的路費以及進京之後運作關係、結交朋友的資金,這一筆資金少的可能是普通人幾年的生活費,多的可能至於腰纏萬貫。但是,土匪必須考慮,與財寶相比,招惹上一個未來完全無法預測的對頭,選哪個更為重要。

更為重要的是,考生們還有另外一件物質上的保護殼——也就是題目當中提到的,他們掛在腰間的東西。皇帝為了表達自己對文人和知識分子的重視,往往會在考試前命令官員做上許多的旗子,上面寫著“奉旨會試”幾個大字,這些旗子會被分發給進京趕考的考生,讓他們掛在腰間。

因此,土匪如果搶劫考生,就相當於是直接藐視皇權了。這其實是件很嚴重的事情,因為很多土匪本身能夠存在下去,都是靠著跟官府打好關係的,如果他直接表現出對皇權的這種歧視,那麼他背後的官員也不敢繼續包庇他,必須將它繩之以法。絕大多數土匪,都沒有真正全面對抗朝廷的實力,這是歷史上基本的道理,所以他們也不想激怒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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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考生還有精神上的保護殼。因為從宋朝開始的皇帝與官府通力合作,增強讀書人的神聖性,乃至於講考中狀元的人稱之為“文曲星下凡”,這種神聖的身份是早就深入;了所有人的內心的,即便是落草為寇的土匪,他們也受到了這種精神上的影響。比如我們民間有一個鐘馗的人物傳說。

鍾馗一開始就是一個文人,死後竟然成了神仙,乃至於可以捉鬼,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這些故事對土匪的精神震懾是很大的:他們確實不怕殺人,可是他們卻怕鬼神。不論是招惹上文曲星還是鍾馗,對當時的土匪來說都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他們一定會忍住自己手癢,不去打劫那些看起來既好搶,又特別有錢的讀書人。

這一點我們從《水滸傳》當中也可以看出來。比如吳用,他還是沒有考中功名的文人,可是水滸上下那麼多桀驁不馴的好漢,有幾個敢在他面前放肆呢?乃至於阮小二、阮小七這樣的粗人,看到他都還要規規矩矩的給他行禮,借錢也要請他吃頓大餐,這就是當時文人對人的精神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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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古代的土匪還真就不敢去搶這些“文曲星”,因為代價不是他們能夠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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