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三國時期魏國最強卻鮮有主動進攻，相反最弱的蜀國卻攻伐不停

三國時期，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控制了大漢三分之二領土的曹魏，採取了戰略防禦陣地； 而實力較弱的蜀漢總是不停地北伐。

首先，曹魏地盤固然強大，但也意味著更大的國防壓力。

當時，曹魏東南有東吳虎，北有遼東公孫政權，西部和西北有羌湖、鮮卑，他們看著曹魏。

曹魏兵力雖多，但又要四面佈防，佔了很多兵力，所以不能放太多兵力集中在一處。

自然有風險，勝算不大，所以攻蜀是大機率虧損的生意，只會消耗國力，勞民傷財，給別人製造自毀的機會。

陝北羌湖是匈奴的後裔，是後五天的重要力量，他們機動性很強，很難對付。

在遼東，有一個與蜀、吳幾乎一樣的國家，即燕國（公孫政權），其統治區域在遼東地區。

190年初至238年，國家形成，只為司馬懿所滅，它成立48年，比劉備創立的蜀漢還要長。

至於江南的孫權，正盛的曹操應付不了，後來的曹魏統治者基本沒有打算。

由於敵人眾多，最好的策略是沉浸在經濟發展中，積極訓練軍隊，招募人才，專注防禦，觀察變化。

二、曹魏佔領區自然災害不斷

漢末三國時期，中國迎來了“小冰河時代”，氣候開始持續變冷，冰雹、暴風雪等極端天氣頻繁出現。

漢末三國時期，為避免戰亂和饑荒，大批民眾流離失所，四處奔波，這些人沒有溫飽，健康防疫得不到保障。從疾病流行角度看，流動人口越多，流動範圍越廣，接觸機會越多，鼠疫傳播的速度越快，傳播範圍越廣。

三國時期，大大小小的戰鬥數不勝數，據統計，5萬餘人的大規模戰役多達92場，瘟疫通常是戰爭的衍生物。

在戰爭中，由於受傷、飢餓等因素，很容易誘發瘟疫，軍營也是人煙稠密的地方，這也大大增加了鼠疫交叉感染的機會。

曹操在赤壁之戰中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當時曹軍的瘟疫。

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中國大地爆發了大規模的瘟疫“鼎遊疫”。

“建安七子”中有四人死於瘟疫。

相傳魯肅的繼任者、關羽的終結者、東吳名將魯蒙死於關羽之死或孫權之死，事實上，死於瘟疫的可能性很高。

蔣勤、孫嬌英戰友英年早逝，不排除與瘟疫有關。

《三國志》有很多關於瘟疫的記載：

皇帝（曹操）從許昌南下，諸軍並兵齊行，權臨江拒守……四年春正月……三月丙申，邢子灣 回到洛陽宮。月亮中心的大星龜毛。 丁偉，大司馬曹仁協，這就是大月亮病，黃元年第三年，發生日食和嚴重的蝗災。《三國·文帝紀》記載“冀州蝗蟲大，民飢”。

黃河四年，瘟疫洪水。

《三國·文帝紀》記載：“大瘟疫”於當年三月，三個月後“夷洛溢，殺民，毀屋”。

黃河五年，冀州饑荒，日食再次出現。

黃楚六年，“大寒年，水道結冰，船不能入江”，

就連亞熱帶地區的長江都結冰了，可見氣候寒冷。

黃初七年，曹丕親赴許昌，許昌南門無故倒塌，未進城，五個月後病逝。

多年持續的瘟疫和饑荒導致人口急劇下降，生產力不足，國家財政資源緊張。

在這種情況下，當務之急是採取措施穩定政局、建設水利、發展經濟、恢復體力。

事實上，在司馬遷等人的幫助下，曹睿大力發展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國庫豐盈，國力強大，為後來曹魏滅蜀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那麼，弱國蜀國為何要開戰，不斷進攻北伐呢？

外部環境

夷陵之戰後，蜀國與東吳握手言和，諸葛亮不愁北伐。

蜀國地勢險要，它可以被攻擊和防禦，不怕失敗被曹魏追，即使失敗，也與大局無關。

蜀國是富饒的國度，在諸葛亮治下，益州經濟繁榮，糧食充足，具備發動戰爭的物質條件。

蜀道艱難險阻，與外界交流甚少，瘟疫災害對其影響不大。

而且，蜀漢國內局勢相對穩定，戰爭較少，政治力量相對統一，人口穩步增長，有足夠的人力資源發動戰爭。

政治需要

劉備一直公開宣稱，他的中山景王是漢朝的合法繼承人。

所以既然曹魏篡了漢，蜀漢就會和他有仇，應該和漢賊戰鬥，不應該呆在角落裡。

討伐不能停留在口頭上，而必須付諸行動。

事實上，漢朝滅亡只是失去其合法性，天下英雄紛紛轉向曹魏和東吳。

諸葛亮應該與時俱進，放下政治野心，保持低調。

然而，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促使諸葛亮仍高舉振興漢朝的旗幟，不讓自己北伐而筋疲力盡。

諸葛亮原本是一個默默無聞的農民，劉備造訪茅草屋，請他出山，並委以重任，希望他能助他稱霸。

書生若為心腹而死，諸葛亮就必須竭盡全力去死，不辜負先帝的託付。

諸葛亮唯有剷除曹魏，一統天下，才能實現夙願，心中無愧。

對此，諸葛亮在他的《二表》中寫得很清楚：“陳本布衣，在南陽工作，苟全亂世，不聞諸侯，卑鄙無恥）曲，三顧）草屋大臣，謀士感激天下之物，許仙帝用其驅使。”

以攻為守，虛張聲勢

諸葛亮知道蜀漢和曹魏不和，曹魏長大後，遲早會吃掉自己，與其坐等死亡，不如主動出擊，或許還能創造奇蹟。

諸葛亮知道蜀漢打不過曹魏，在後來的《名將榜》中也寫得很清楚：

“知臣斬賊的臣子天賦弱敵強，但不斬賊王必死，坐等死，哪一個會死，” 殺了他？”——我知道我不是曹魏的對手，但不討伐他們，我們也會死；與其等死，不如放手。

轉移矛盾消除異己

列寧曾經說過：“帝國主義透過發動對外戰爭來轉移內部矛盾。”

蜀國固然不是帝國主義，但諸葛亮卻是個懂政治、所知的政治家，他用戰爭來轉移國內矛盾。

劉備以局外人的身份來到宜州，對於當地的既得利益者來說，就是鴿子侵佔鵲巢。

當時，宜州有兩大集團，即以李彥為代表的東洲集團和以黃泉、張毅為代表的宜州集團。

劉備的到來，擠壓了他們的生存空間，瓜分了他們的蛋糕，令人無法忍受。

所以他們對劉備集團充滿了敵意，一百人不滿，投降是武力壓迫的結果。

劉備集團一旦遭遇挫折，就會把它當成病貓，病了就殺了你。

例如，當劉備在夷陵之戰中失兵歸來時，城牆上的草已經動彈不得，變得焦躁不安。

對此，諸葛亮不得不高度警惕。

於是他想到了北伐，以轉移人們的注意力，提高凝聚力，轉移內部衝突，進入戰時狀態，控制軍事和政治權力。

只有這樣，蜀漢才能實現長治久安。

然而，有得有失。 諸葛亮頻頻北伐，不僅勞民傷財，耗盡蜀國國力；也嚴重打擊了蜀軍計程車氣；也引起了民怨，使蜀漢政權失去合法性，反而適得其反，加速了蜀國的滅亡，違背了諸葛亮北伐的初衷。

如果不是這樣，蜀漢政權至少可以持續很多年，不會這麼快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