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馬匹在隋唐時期的軍隊裡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引言

公元7世紀時，隋唐軍隊的核心是貴族，肅東部和較小程度上的中國北方其他地區的望族為精銳部隊提供兵員和軍官。正是這些家族的人在精良的部隊，如禁軍和衛軍中服役。

與傳統的模式相反，6世紀的統治階級以及在隋代和唐初出自該階級的，並不是一個士大夫文官階級，而是一個具有軍事傳統的世族。對於戰爭的癖好、對馬的偏愛、對飼養業的興趣，都可以透過他們是遊牧民的後裔，以及中國北方草原文化的漫長影響來解釋。如果沒有這個貴族階級所特有的尚武品德、榮譽感和好動的雅興，那麼隋唐的赫赫武功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

▲古代戰場

兵制的有效性確實促進了這些成功。但這些制度最早又恰恰是根據那些具有武功傳統的家族而設想出來的。本處是指一種“府兵”制，各由800~1200人組成，於陝西集中駐紮在京師附近，在山西則駐紮在突厥人入侵的必經之路上，以及駐紮在中國北方邊陲的太原地區。這種徵兵制在北周時代，僅僅適用於志在從事刀兵的家族，似乎只是在唐代才擴大到了農民階級。事實上，頗有意義的是唐初頒佈的府兵制規定，騎兵必須自己提供馬匹與部分兵械。

如果本處是指普通農民，那麼這種事態就是不可想象的了。很明顯，在這個時代，就如同在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代一樣，在軍隊中存在著任務的分工。農民不太習慣於騎馬，而且最多也是平庸蹩腳的騎手。除特殊情況之外，他們都不是可以與草原人相抗衡的戰士。相反，農民卻提供了大部分步兵，他們都善於固守要塞、佔據地盤，經常被用於這些必不可缺的任務，如生產軍隊的糧秣、運輸和驛使。

▲古代騎兵

精銳部隊、快速干預部隊並非是由農民組成的，而主要是由內附的和在不同程度上已經漢化的遊牧民組成，或者是如同在6~7世紀的情況那樣，是由胡人和漢族混血兒、選擇了草原人習慣與情感的半漢族人所組成。一種牲畜在唐帝國的防衛政策中起過決定性作用，這就是馬匹，即以弓弩武裝的騎兵們的坐騎。馬匹的飼養是在7~8世紀時，以系統方式發展起來的。如果我們相信文獻記載的話，那麼唐王朝於其初期就只擁有少量馬匹，共有5000匹，其中3000匹可能是在隋代於長安西部的赤岸澤沼澤地飼養的，另外2000匹是在甘肅西部由突厥人飼養的。但唐朝很快便建立了國家種馬飼養場，並迅速地獲得了成功。因為從7世紀中葉起，唐王朝便擁有70萬匹馬，分散在面積遼闊的陝西和甘肅軍馬場。在這些馬匹中，又增加了平民所擁有的和人們根本不知道其數目的那些馬匹。但私人養馬業在中國北方似乎特別發達，特別是在甘肅東部、陝西和山西。

我們已經看到，府兵制規定，士兵（至少是他們之中的某些人，也就是那些屬於貴族或望族者）應該各自提供他們本人的馬匹。在8世紀上半葉，皇族宗室成員、高階官吏和將軍們，都擁有馬群、牛群、羊群和駱駝群。中原軍隊擁有最大數量馬匹的時代，恰好相當唐朝於7世紀中葉發動大規模攻勢的時代。直到665年，馬匹的數量很多，價格也很便宜。但稍後不久，突厥和吐蕃的入侵瓦解了種馬場，馬匹的飼養業似乎衰落了。

▲人工飼養的馬匹

713年，在皇家御馬圈只能計算到24萬匹這種牲畜了。由於飼養業的復興和向草原牧民的收購，唐朝馬匹的數目於725年增至40萬匹。727年，在黃河上游的銀川建立了馬匹交易市場，突厥人前往那裡出售其牲畜，以換取絲綢和金屬。但在安祿山叛亂前夕的754年，唐朝養馬場中的官府馬匹數目，僅為32。57萬匹。一直到該時代，在整個草原地區和中國北方最常見的馬匹，仍是蒙古小馬，但它們當時卻已處於滅絕之中，僅僅殘存於準噶爾地區。

這是因為，由於西域和位幹帕米爾以遠地區諸王國奉獻的貢馬，它們已與大批不同品種的馬匹雜交。如703年向唐朝宮廷奉獻的大食純血馬、由吐蕃人於654年奉獻的小野馬，同時還有霍罕、撒馬爾罕、布哈拉、基什（Kish）、喀什（Chach）、買賣城（恰克圖）、弭秣賀、庫塔爾馬（Khuttal）、犍陀羅（Gandhara）、于闐的馬，龜茲馬、貝加爾湖的黠戛斯馬等。中國7~8世紀的北方貴族都熱衷於養馬。上層社會的人騎馬旅行。無疑是從伊朗傳入的馬球遊戲，在長安風靡一時。對於馬匹的這種酷愛，無疑解釋了它們在繪畫中所佔的地位，諸如韓幹（約為720~780年）那樣的某些畫家都專長於畫馬；同時也解釋了它們在唐代雕塑中的地位，正如太宗皇帝（626~649年）墓中的精美淺浮雕和墓俑所證明的那樣。

▲馬球遊戲

但唐代的馬匹已具有了一些揭示了外來影響與中東和河中地品種雜交的特徵，它們比於唐代之後又強有力地重新出現的蒙古小種馬，更為高大和細長，正如元代（13~14世紀）和明代（14~17世紀）的繪畫所證實的那樣。在763年的吐蕃入侵期間，唐朝官馬場的大部分馬匹都被搶走。這種入侵標誌著中國西北地區養馬業的最終衰落。唐朝此後就只能使用一些權宜之計，向私人（在京師地區，就為宮中的御馬廄購得了萬匹馬）和遊牧民（815~816年間，在鄂爾多斯地區就用一萬匹絲綢購馬）購馬。一種不成功的嘗試，是在從農民手中奪取了馬匹所有權之後，於817~820年間在陝西、河南與湖北北部的農業區建立國家飼養場。

在758~759年反擊吐蕃人的戰鬥中，曾幫助過唐朝的回鶻人，作為補償而獲得了幾乎是對馬匹貿易的絕對壟斷權。他們貪得無厭，唯利是圖，以非常昂貴的價格向唐朝官府出售劣種駑馬。在8世紀末，一匹回鶻馬要賣40匹絲綢。養馬的最佳地區似乎位於甘肅東部、陝西的涇河流域和山西的西部地區。當天朝政府不再能保護這些地區抗禦山民和遊牧民的入侵時，它也就失去了其在西域的干預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從而處於被迫要向河南和東南地區退縮的地位。這無疑正是從宋朝起，直到由女真征服的960~1128年之間，勢力衰微的原因之一。中國天朝軍隊的佈防頗能說明問題（大家在這一問題上可以提出的看法，不僅對於唐代才有效），他們都集中在京師的周圍，以及北方與西北方的漫長邊界沿線。他們的主要任務確實是保護帝國不受來自邊境的襲擊和入侵，確保中央政權平息在各地爆發的叛亂。

▲回鶻人畫像

佈防在京南的衛兵和駐紮在宮北的禁軍，形成了預防發生政變企圖的直接保護。此外，這些衛兵也為皇帝遊幸翊衛，或者是作為完成大朝會時的特遣隊。炫耀力量和豪華的任務，在原則上都委託給了精銳部隊。至於戍邊部隊，他們則根據其類別而承擔兩種不同的任務，或者是由騎兵組成其最積極成員的遠征軍，或者是由衛戍部隊負責守衛國防線和交通中心。駐紮在各地的部隊，僅僅代表中國軍隊總數的很小一部分。皇帝的權力對於這一方面，似乎很少會感到擔心焦慮。只要在農民起義尚未變成真正的武裝叛亂，並且有時會得到上層階級幫助的漫長歲月裡，它們就不具有嚴重的和緊迫的危險。這僅僅是一些背井離鄉的農民團夥，以搶劫為生，以很難進入的大山為巢穴，或藏身於沼澤地區。他們的裝備很差，一般都無力攻擊皇權代表人物居住的大城郭的城市。

總的來說，土匪強盜的搶劫行為僅為一種長期的、慢性的和尚可令人忍受的災難。此外，朝廷還與土匪頭子們談判，以封給他們官號和官職的辦法，對他們實行招安。無論如何，為了維護地方上的和平，政權首先依靠的明顯不是武力。往往是僅靠官府，就能對付這一切了。小單位的居民集團，對每個人的行為負責，有義務揭發罪行，官吏和鄉、裡、族長，從帝國初期，就形成了一種非常全面的和與習俗非常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約束體系（以至於大家往往都會感覺不到其束縛了），由此而產生了它們那非常明顯的效力。

結語

參考資料：《中國社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