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什麼朝代公款吃喝最盛行？

對於公款吃喝，大多數朝代都將之視為嚴重作風問題，並曾出臺各種制度予以限制。如漢景帝時就曾立法，要求官員到任、離任及外出巡視時若接受宴請，必須自己掏錢埋單，否則將免官。最嚴苛的要算是北魏獻文帝，他規定若官員在地方巡視時吃掉一口羊、喝掉一斛酒，就“罪至大辟”，也就是判處死刑，同席吃喝者也有協從罪名。

唐玄宗曾安於逸樂，胖子安祿山常去宮中混吃混喝，還演繹出不少桃色傳說。可他享受了這麼多的優厚待遇，居然還起兵造反，一場安史之亂直接將盛唐打至低谷，實在令後世李姓子孫火冒三丈。於是晚唐時又有規定，各地節度使來朝廷覲見皇帝，以表忠心時，都得拿出點實際行動，這個實際行動就是自己掏腰包在皇宮裡擺酒席，邀請皇帝與朝中官員出席，名為“買宴”。

買宴表面上看是將公款吃喝的花銷轉嫁給了官員，在一定程度上節省了國庫開支，但熟悉官場運作的人都清楚，官員有各種辦法可以將之再度轉嫁，比如回自己單位報銷，或者轉給下級埋單，即使真的一度自掏腰包，也可以透過橫徵暴斂或者索賄將之討回。

在吃喝風最盛、甚至將之制度化，變成官員福利的宋朝，也曾立法整頓吃喝風，而且堪稱歷朝歷代中立法最為詳細的。如《慶元條法事類》記載，“諸道守任臣僚，無得非時聚會飲宴以妨公務”，各州縣官“非遇聖節及赴本州島公筵若假日，而用妓樂宴會者，杖八十”。

《職制敕》則規定各官“預妓樂宴會者各徒二年，不應赴酒食而輒赴各杖一百”。從這一點來說，前述的“旬設”制度甚至有點“高薪養廉”的意味，希望藉助公款吃喝的制度化，規定時間與規格，以此限制公款吃喝的次數。湖州知州劉藻在任上“專事筵宴，庫帑告竭”，被降職罷官，前文提到的“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的王希呂、范成大與胡元質等人，也被宋孝宗“怒而詘之”。

宋代文學家蘇舜欽也曾因公款吃喝落馬。他曾擔任集賢校理、監進奏院（所謂進奏院，即藩鎮節度使的駐京辦），而且還有後臺，老丈人杜衍時任宰相。有一回，他將公家的廢紙賣掉，用所得買酒設宴，還招來樂妓助興。結果被老丈人的政敵得知，立即指使御史彈劾，蘇舜欽以“自盜”罪名被免職，並被趕出京城。

這些制度雖然在某些節點和事件上起到了約束作用，卻無助於改變整個官場風氣，大吃大喝貫穿於兩宋，直至滅亡。

明朝從一開始就對公款吃喝予以極大約束，但公款吃喝乃至迎來送往的密度卻不亞於宋朝。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低微，因此對官員腐敗深惡痛絕，甚至到了矯枉過正的程度。他的制度建設直接影響了明代官場生態，但遺憾的是，這種影響基本上是負面的。

明代官秩分為九品十八級，俸祿分為十八等。正一品每年祿米一千石，俸鈔三百貫，從九品祿米六十石，俸鈔三十貫，這個俸祿其實只夠官員勉強餬口，維持家庭基本開支，多養幾個僕人丫鬟，立刻就會揭不開鍋。如七品縣官年俸只有九十石米，僅僅夠二三十人吃一年，但縣官除了家人外，還要養吏，老婆孩子辦事人員都靠這九十石米，連吃飽都不可能，更別說生活了。如果沒有灰色收入，地方官根本活不下去。

而迎來送往偏偏就是明代官員不可避免的官場規則。文學家袁宏道曾在萬曆年間當過吳縣知縣，才上任幾個月，就致信朋友大吐苦水，說人人都覺得做官好，其實做官真辛苦，做知縣尤其苦，因為“上官如雲，過客如雨”，每天從早到晚都在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