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監的干政現象在明朝很嚴重，那麼太監是如何控制朝廷運作的？

在明朝中期後，太監的干政現象是比較嚴重的，雖然明朝的太監沒有能像晚唐那樣，能扶立或廢去皇帝，但明朝太監對於朝政決策的干預是比較嚴重的。特別是由太監掌控的司禮監，擁有特殊的權力，並有特有的干政方式。

明中葉以後，朝中出現了明朝特有的一些較奇怪的現象，有好幾位皇帝都有懶政、怠政狀態，不喜歡上朝理政，而喜歡以他們所幸趣的方式去滿足各自的特殊愛好。或喜歡鬥蛐蛐（如宣宗朱瞻基），或酷愛玩猛獸（如憲宗朱見深），或愛好煉丹方術（如世宗朱厚璁），或愛吃春藥、愛女色（如穆宗朱載垕），或喜歡斂財聚寶（如神宗朱翊鈞），或酷愛幹木匠活（如熹宗朱由校）等，他們忙碌著玩他們所幸趣的，感到很過癮，而不喜歡上朝理政。

於是，這便讓宮中太監有了可乘之機。因為明朝這些深居宮中，或忙於玩樂的皇帝，需要身邊的太監來輔助他們，一是代理他們處理朝政，比如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行皇帝“批紅”等；二是需要太監來制衡內閣大臣，讓司禮監掌印太監去制約內閣首輔等。

而正是皇帝需要太監輔佐，因而，明朝的太監便充分利用皇帝重用他們的機會，伺機攬權擅政。

明朝太監干政，有其特殊的權力和特有方式，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明代太監有代行皇帝“批紅”的特殊權力，這是太監們藉機干預朝政、擅自作決策的重要方式。

眾所周知，“批紅”原本是皇帝的特殊權力，是皇權至上重要體現，是皇帝行行使決策權的具體手段。皇帝正是透過“批紅”來對重大事件作出決策，對各部各衙門上奏的方案進行審批。

更重要的是，內閣所票擬的檔案必須經過皇帝的“批紅”才能生效。閣臣們的“票擬”若未經“批紅”，便成了一紙空文。

但是，內閣以及皇帝直管的一些機構上報的檔案往往是比較多的，皇帝處理不過來，便讓司禮監的宦官輔助處理，於是，便形成了一種代行“批紅”的慣例，成了一種預設的制度。

而當宦官有了“批紅”權，便有了代行皇帝決策的部分權力，進而也有了制約內閣的重要權力。

當皇帝懶政、怠政時，皇帝的“批紅”權常被宦官所掌握，司禮監的太監代行皇帝的決策權，如由皇帝身邊的秉筆太監或掌印太監代為閱覽並“批紅”，這相當於替皇帝作決策，這是干政的很重要的一種方式。

還有一種狀況，那就是由於皇帝尚年幼（比如明英宗朱祁鎮登基時才九歲），顯然還不太懂得對奏章進行“批紅”，這便讓王振等有了可乘之機，英宗年幼時，有太皇太后張氏和“三楊”輔佐，王振才暫時不敢幹政，但在張氏和“三楊”去世後，王振便開始擅政了。

明中葉後，那些厭政怠政的皇帝往往長期不上朝理政，而他們又想牢牢抓住皇權，自然不敢代行“批紅”的權力交給內閣大臣，但是，他們又不想理政，於是，便讓他們身邊的太監來代行“批紅”。

而當代行“批紅”的權力掌握在司禮監太監手裡，司禮監的太監等於是代行行使皇帝的部分權力，也就是有權替皇帝作出部分決策權。如此一來，太監就有很大的機會可是干預朝政。

黃宗羲非常深刻地指出了明朝宦官干政的巨大危害，他說：“宦官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去無幾，然未有若明之為烈也。漢唐宋有干預朝政之宦官，無奉行閹官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傳，後有票擬，天下之財富，先內庫而後太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後法司。其他無不皆然。”（《明夷待訪錄·置相》）

顯然，在黃宗羲看來，漢、唐、宋有干預朝政的宦官幹，而明代卻有奉行閹官的朝政，朝中大權由宦官所把持著，朝政成了宦官的朝政，內庭的各方面權力皆比外庭優先，太監干政嚴重破壞了朝廷政局，造成畸形的專制和腐敗。

第二，明朝太監掌握著上呈奏章、傳宣御旨、核審蓋印等各個環節，在大臣上奏和皇帝傳旨的過程中伺機干預，攔截奏章上報，阻止聖旨下傳，甚至矯改旨意或假傳聖旨等。太監從這些方面進行干政，使朝中大臣很準應對。

明朝自宣宗時起，便大大加強司禮監的權力，而其中的一項權力，便是掌控著上呈和下傳的政令傳遞途徑。在大臣上奏章的過程中，在皇帝下傳聖旨時，太監皆有機會在各種環節進行干預。比如，扣住奏章遲報、留住聖旨遲發，或者稽核蓋印時拖時間甚至矯改旨意等。

比如，太監馮保就曾扣下了彈劾他的奏疏，而這道奏疏是當時的內閣首輔高拱授意御史劉良弼等上呈的，對馮保十分不利，因而被他扣下了。

第三，明朝太監代有權參與閣議，他們常常利用會同“三法司”審理案件的機會，干預案件的判決。

明代司禮監還有有一項特殊權力，他們可以代表皇帝出席內閣會議，而當內閣商議軍國大事時，司禮監所派的代表不僅有權發表意見，而且，他們常常駁批內閣大臣的意見，甚至還敢逼迫閣臣接受他們的主張。

此外，司禮監的宦官還有另一項重要的權力，他們有權會同“三法司”審理囚獄，代皇帝行使司法權力。從英宗朝開始，皇帝便命司禮監太監同“三法司”堂上官審理獄囚。其實，太監擁有部分司法權力，這嚴重破壞了司法監察部門的審案、斷案正常秩序，這成了釀成冤案的嚴重禍根之一。

第四，司禮監提督東廠、內行廠當特務機構，被擁有外派內官之外，還有一些特權，這嚴重地干擾內閣和兵部等正常行使職權，這也是太監干政的重要方式。

比如，司禮監曾派內官出外執行特殊任務的權力，與兵部同理京營軍務以及執行特殊任務等。再如，司禮監擁有調派內臣的權力，而司禮監不但將內臣皆換成他們的親信，而且，還指派宦官到一些要害部門去監視那些部門的官員。

第五，司禮監太監常被皇帝派去執行特殊任務，而執行任務時擁有特殊權力，太監便有了超乎地方官員，甚至超越朝中大臣的專門特權，這很容易形成太監干政的現象發生。

比如，永樂時期，“三寶太監”鄭和三下西洋，表面看，這是太監領著船隊出使各國，展開對外交流，但卻被認為是鄭和奉朱棣的密令，出洋在秘密偵查建文的蹤跡，鄭和在執行特殊任務，權力當然很大，當時的地方官員都對他很敬畏，極力奉承他。若換成別的貪圖權利的太監執行特殊任務，那麼，干政一定是很嚴重的。

總之，司禮監因擁有“批紅”和“掌印”等權力，便成了內廷的權力核心，成了與外廷內閣相牽制、相制衡的權力機構。

從制度的設定看，內閣與司禮監是皇權治理下的兩個權力機構，它們共同分享相權，而每個部門都沒有能掌握獨立的相權。這方便於從中制衡，以此來鞏固皇權，但是，這卻造成了明朝太監干政的嚴重現象，造成了皇權專制集權統治的畸形發展。明中後期，皇帝疏懶怠政，沉溺於玩樂，司禮監得以做大做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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