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明明沒有身份證，也沒有攝像頭，被誅九族者為何不提前逃跑？

古代的社會管理是非常嚴格的，這要追溯到秦國商鞅變法的時代。先說一個和商鞅有關的故事，商鞅變法在秦國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商鞅也獲得了很多的封賞，這在客觀上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比如他實行的軍功授爵制，就造成很多舊貴族的不滿。

商鞅的處境很危險，所以他每次出門都帶著幾十輛戰車，車上全是全副武裝、執戟操戈的戰士。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危要傳位給商鞅，商鞅堅決推辭了，不久秦孝公去世，秦惠王繼位，這時候就有人對秦惠王說，功高震主的人要及時除掉，君主對身邊的人太親近就會惹來禍患，您一定要早下決斷不要後悔。

公子虔，這個商鞅的對頭趁機向秦惠王告發商鞅謀反，商鞅恰好在此時要告老還鄉，秦惠王於是下令捉拿商鞅。商鞅趕緊逃跑，逃到邊關準備投宿旅館，結果店主不認識商鞅，商鞅也沒有帶任何身份證明，店主對商鞅說，根據新法收留沒有憑證的客人是要連坐的。

商鞅仰天長嘆說，沒想到新法厲害到如此地步。沒辦法，商鞅逃回了自己的封地，抵抗秦軍，兵敗被捉，秦惠王下令對商鞅的屍體施以車裂之刑。

商鞅的故事後來成了一個成語叫“作法自斃”，商鞅死後，新法並沒有廢除。秦統一六國後這些法令就一代代傳下來了，而且更加嚴密精細。

商鞅是個秦國的大官——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結果，也沒有逃脫社會管理制度的約束，而且當時這些制度都是新法，實行的時間不長，還有不少漏洞，就這樣，商鞅都沒有跑掉，可見古代社會管理的嚴格。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了加強對人民的控制，在中央設立太尉主管全國治安，在郡設都尉、縣設縣尉，在鄉的下邊設立亭，十里為一亭，漢高祖劉邦就當過亭長。對居民的管理實行的是“什五制”，把老百姓十戶、五戶的編組管理，一十一五的民戶互相承擔監督和檢舉的義務，一人犯罪眾人承擔連帶責任。所以整個國家都被一張行政和治安相聯絡的大網嚴密覆蓋了。

周秦漢唐對城市的管理堅持封閉式管理，集市和街坊分離，民居不得朝著大街開門，而且宵禁制度極為嚴格。宋以後這些制度都有改變，但是為了適應新形勢，宋朝的城市管理以街道為單位，居民家門前立一塊牌子上面註明姓氏，人口數，以便核查。在城市每二百步駐有士兵，防火防盜，維持治安。古代的城門是按時開閉的，不到時間誰也出不去進不來。

而在古代能受到誅九族這樣恐怖刑罰的人，一般都是位高權重的人，這樣的人，始終是處在皇帝的嚴密關注之下，所以逃跑很難。他身邊的警衛，說是警衛實際上可能就是監視者。

再說了隨著社會的進步各種特務組織也隨之產生，明朝的錦衣衛、東廠、西廠、內行廠，都負有監督官員的責任，一旦皇帝要對某個官員動手，他是根本跑不出這些特務組織的控制的。

所以說，那些被皇帝誅九族的人，本身跑不掉，他的九族早就按照戶籍管理被登記造冊了——這是普遍的社會管理制度，很可能已經被編入某個居民組了，想逃跑根本沒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