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佩孚與康有為相交：各取所需的真假文人

北洋大時代道德篇（三百零五）：寧靜淡泊，得心真味。

在北洋史上，吳佩孚稱得上為數不多的“一流大軍閥”，自然和多如牛毛的二流“草頭王”不能相提並論。康友為作為“戊戌變法”的最大贏家，鴻儒之名號更多的還是沽名釣譽，畢竟“康師傅”最後義無反顧地做了逃兵。但是吳佩孚卻在鼎盛時期，即民國九年六月從湖南衡陽撤防北歸，至第二次直奉戰爭敗走麥城期間，雄踞洛陽，虎視天下，擁兵數十萬，控制河北、河南、山東、湖北、湖南五省，被封為“孚威上將軍”，成為當時北洋軍閥中最負盛名的大腕兒，選擇與康有為這個跳樑小醜相交。原因其實有很多，歸根結底是文人相投以及各取所需，這一點康有為算得巧妙，吳佩孚同樣看得透徹。

吳佩孚雖說是軍閥，卻是真才實學的秀才出身，在當時稱得上金光閃閃的高學歷，文人中頗具功底的角兒。康有為自吹為“文聖”，至於有幾把刷子也是世人皆知，但是康有為希望藉助吳佩孚的人馬與地盤，實現自己逆流之美夢。吳佩孚和康有為一樣，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對儒家文化情有獨鍾。這是康有為“聯吳”的基礎。儒家之文化將“忠上”視為唯一而絕對的義務和價值的體現方式。在康有為、鄭孝胥等人看來，吳佩孚“素來以關羽自居”，似乎就應該“心存大清社稷”，是最有希望幫助他的軍閥，大可前去遊說。溥儀曾說康有為“臨死前不久，還向吳佩孚以及其他軍閥呼籲過逆流之舉”。

然而，吳佩孚和康有為相交，確實也有真正的共同需求，那就是“大一統”的初衷，這一點也表現在雙方均不待見喜歡扯旗放炮的南方諸公。當然，吳佩孚與康有為之間也存在“真假文人”的區別，所以吳佩孚對康有為卻採取了若即若離的態度。究其原因，有如下幾個方面。畢竟康有為之角色，更像是一個是宦海演員，以沽名釣譽為一生之追求，吳佩孚卻是將自己活成“天地君親師”禁錮之下的殉道者，成為“保定王”曹錕之曹氏集團的犧牲品，這是他的宿命，也是文人真風骨的宿命。

因為吳佩孚對大勢所趨有著清醒的認識，逆流者除了曇花一現的招搖過市，結果將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必為千夫所指。其次，吳佩孚對康有為的廟堂主張不敢苟同，而且定位在於康之浮名可以裝點門面附庸風雅，以提升自己的分量。所以說清末民初，軍閥割據，江河日下，紛紛擾擾，吳佩孚被冠以“儒帥”、“儒將”、“秀才軍閥”等盛譽，與康有為相交甚密，可以說是衝破文人與軍閥之界域踐行抱負，儘管其結果均以失敗告終，然其行為中所昭示之縱橫捭闔，都是一種混沌亂世謀生存的保護色，真文人為抱負獻祭，假文人可沐猴而冠。曾經的讀書種子，如寒門名士亦風流，文人有骨自風度已儼然笑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