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時代》丨任性的皇帝

青年時代的徽宗，還是想有一番作為的，希望透過整頓朝政，恢復父親神宗時代實行的新法，使國家更強盛。但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所作所為，為後面的遭遇埋下了伏筆。

徽宗特別喜歡同文人交往，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文人。但他跟文人交往過度親密，以至一些文人恃寵而驕。比如，宋朝有一個大書法家米芾，徽宗就非常喜歡他，跟他的關係非常好。宋朝歷史上有書法四大家——蘇、黃、米、蔡。蘇是蘇軾，黃是黃庭堅，米就是這位米芾，蔡實際上是徽宗朝的大奸臣蔡京，因為他的名聲太臭，所以後人不提蔡京，而說是蔡襄。

米芾這個人，文人性情到了極致，甚至近似於瘋瘋癲癲，人稱“米癲”“米瘋子”。米芾看見一塊怪石，非常喜歡，就會與怪石結為兄弟，認石為兄。有一次，徽宗召米芾進宮寫字，米芾就在兩丈長的捲上筆走龍蛇，一氣呵成。徽宗看了非常欣賞，一高興，竟然把殿中所有寶物都賞給了米芾。

如果徽宗只是一個王爺，或者只是一個普遍的土財主，同朋友意氣相投，送他東西無可厚非。但他是一朝天子，一個文人寫幾個字就賞賜這麼多寶物，大臣們該怎麼想？那些出生入死、守土衛國的將士們又怎麼想？中國古代的明君都知道，爵祿不能濫賞。徽宗倒好，一時興起，竟然將價值無可估量的一殿寶物隨意賞賜給米芾，那米芾當然就更愛給皇上寫字了。

還有一次上朝的時候，徽宗讓米芾在殿內寫字。米芾手裡拿著一個手札，徽宗讓他坐在椅子上，結果米芾竟大模大樣地往椅子上一坐，隨口叫徽宗把唾壺（痰盂）拿過來。風紀官聽了很生氣，立即彈劾米芾，說不能這樣跟皇上說話，沒大沒小，亂了君臣之禮。徽宗卻笑著說，對這種俊逸之士，不可以常理待之，不必用禮法來約束。

從這裡可以看出，徽宗本身就是一個不守禮法的人，米芾這樣不受禮法約束，也就不能用禮法來約束別人了，因為法是一樣的，不能針對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法。

米芾寫完字，徽宗賞給他九百兩銀子。米芾拿著銀子，高興得發瘋，說知臣莫若君，皇上真是瞭解我，我就是瘋，就是傻。九百兩銀子是什麼意思呢？在當時，九百就是傻的意思，“二百五”一個。明清時期，五百兩銀子為一封，那麼二百五就是半封，所以二百五就是“半封（瘋）”，就是傻的意思。徽宗給米芾九百兩白銀，是故意跟米芾逗著玩的。徽宗作為天子，跟大臣這樣逗樂，有失體統，就不合適了。

米芾時任博士，相當於中央美術學院院長的級別，成為文化人中的翹楚。一次，米芾進宮給徽宗寫字，看中了一方名貴的御用硯臺，皇家的東西，當然都是極品中的極品。寫完字後，米芾竟然對徽宗說：“這方御硯已經被臣汙染過了，陛下你以後不能再用了，把它賞給微臣吧！”徽宗也是文化人，也非常喜愛這方硯臺，但他只是稍微猶豫了一下，還是答應了米芾的要求。米芾怕徽宗後悔，顧不上硯臺上還有墨汁，抓起來就揣進懷裡，弄了一身墨汁，瘋瘋癲癲地就跑了，連感謝的話都忘了說。

皇帝跟文化人交往無可厚非，但不能把私人友誼放在跟國事相當的地位，更不能濫行封賞。如果說道不同不相與謀，凡是志同道合之人便獲重用，何談朝政清明？文武百官也只會離心離德。

徽宗是一位藝術家，有一種文人的天性，做事任性而為，憑感覺走。這種文人當國，有時是非常可怕的。因為在處理國事時，很容易被情感所左右，感性的東西比較多，理性的思考就比較少。

徽宗在位初期還是比較勤政的，也想有一番作為，但是到了後來，把從祖宗那裡繼承的繁花似錦的大宋天下，弄得狼虎滿街，烽煙四起，滿目瘡痍，百姓流離失所，身亡國滅，原因何在？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遇到一個藝術上的知音，這個人就是蔡京。在蔡京的引導下，短短一年多時間，徽宗便完成了從勤儉到奢侈的大蛻變，他不再是剛即位時的那個好青年了，成了一個奢靡成風、揮霍無度的昏君。出手闊綽，常常是一擲千金，毫不吝嗇，國庫有限的財政儲蓄，在他漫不經心的賞賜中化為烏有。錢從哪裡來，不在他的考慮範圍，只享受花錢的快感。

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賜給近臣的府第遍佈京畿，處處都是盛極一時的豪華建築。除豪華府第外，土地也是賞賜物，只要他高興，大筆一揮，大片良田便成了某人的私人田產。當然，最常見的還是賞賜金銀財寶。

蔡京官至宰相，位極人臣，無官可升，便賞賜天子乘輿用的排方玉帶；賜給牛鼻子老道林靈素的賞品是鍍金的銀牌、金牌；賜給宦官梁師成的則是宮廷收藏的價值連城的藕絲燈。

宣和殿是朝廷藏存瑰寶之處，從太祖趙匡胤建國後陸續蒐集的珍寶，大多藏在宣和殿。徽宗以前的歷代帝王，對這些珍寶極為重視，一向是秘不示人，更不用說拿來賞賜了。其中一顆北珠價值三百萬緡，徽宗竟然隨手拿來，賞賜給寵妃侍從。太宗時命能工巧匠打造了三十條金腰帶，其中一條自用，一條賞給了大將曹彬，其餘二十八條貯藏於庫中，珍貴無比，從真宗到哲宗，誰都沒有動用過。徽宗即位後，對此毫不珍惜，只要高興，隨便命人取出金帶賞人，童貫、蔡攸等人，都得到了金帶。

徽宗的任性，不僅是濫賞財物，更要命的是將官職也作為賞賜品。冗官冗員是北宋的一個重大問題。

宋初，節度使只是用來封賞功高勳重之人，人數甚少，一般人無緣享受此殊榮。徽宗時代，崇寧至宣和年間，僅節度使就有八十餘人，節度使雖是虛銜，但俸祿比宰相還高。冗官冗員猶如過江之鯽，氾濫成災，如留後、觀察與遙郡刺史多達數千人，學士、待制多達一百五十人。從重和二年（1119年）七月至次年三月，僅半年時間內，升官論賞者便有五千餘人，甚至有人步入仕途才兩年時間，就升官十次。可笑的是，升官升職不是根據政績能力，而是根據巧言令色，幾近兒戲。

官職是治國之重器，是維護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基本保障，當統治者將官位作為賞賜物隨意封賞時，這個政權離垮臺也就不遠了。

徽宗的任性揮霍，引起了正直大臣們的不滿。淮南轉運使張根大聲疾呼：如今百廢待興，應當節約開支，當務之急是要削減建築工程費用，陛下賞賜大臣，開口就是一座府第，動輒耗費百萬緡之多。臣所管轄的二十個州，一年上交國庫的稅賦才三十萬緡，尚不夠建造一座府第之費。賞賜如此氾濫，已屬不當。何況這些錢都出在百姓身上！即使像太祖時期的趙普，仁宗時期的韓琦，都有佐命定策之功，也沒有得到如此厚賞。請陛下對此務必謹慎從事。其次如賞賜田園、邸店，雖然沒有賞賜府第的數額大，但積少成多，數額也是相當驚人，陛下也應當日削月減。至於金帛玩好之物，也應節省使用。雖知尺絹寸帛、粒粟顆棗，皆來之不易。徽宗雖然沒有怪罪張根，也沒有采納他的諫言。

《宋徽宗時代》

ISBN：978-7-5166-4930-5

餘耀華 著

新華出版社 2020年1月

定價：4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