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為啥不稱日本是“病夫”？賠償儀式上，30名武士現場切腹

“東亞病夫”是我們不願聽到的一個詞，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這個詞代表著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有趣的是，西方人似乎仍活在近代歷史帶給他們的優越感中，對中國人的偏見仍未消除。這不，最近許多涉及“辱華”的新聞也是鬧得沸沸揚揚，漫威電影《上氣》的選角事件也成了當紅話題。

如果把歷史比作一場漫長的賽跑，中國幾乎一路遙遙領先，卻在臨近終點線時跌了一跤。也就是趁著這個功夫，不但西方國家瞬間反超，連一直倒著數的日本也拼了命地衝到了前面。這段歷史讓人看著揪心，然而有個問題擺在我們面前：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幾乎整個東亞都處於歷史低谷期，為啥偏偏把地盤最大、人口最多的中國稱為“東亞病夫”呢？

人們所說的“東亞”通常是指中國、日本、蒙古、朝鮮和韓國這5個國家，放在約一個世紀前那會兒還沒有韓國，剩下的四個國家裡，蒙古處於俄國的庇廕下，基本上沒啥戲份。朝鮮更是弱得可憐，清朝還在的時候，朝鮮還能找宗主國求救；清朝滅亡後，一旦有外敵侵略，他們基本上只能坐等亡國。剩下的日本算得上是近代東亞諸國中混得最好的，然而，西方國家對日本人的偏見也不小。直到二戰時，英軍將領路易斯·蒙巴頓還把日本人比作“一群穿著布袋一樣的馬褲的猩猩”，說他們“醜惡地令人不寒而慄”。美軍更是嘲笑日軍身材矮小相貌猥瑣，甚至還專門出了本冊子羞辱日本人。

如此來看，當時的中國是不強，但其他國家也完全有被稱為“東亞病夫”的條件，那麼西方列強為啥偏偏把這個帽子扣到中國頭上呢？我們不妨從頭講起。

這個詞最早出現在1896年10月17日出版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中，英國人用“Sick man of East Asia”來形容中國人。一方面，英國人對“日不落帝國”踩著這個曾經的世界超級大國並從它身上抽筋扒皮的“成就”感到相當自豪，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國底層民眾窮困潦倒，稍微有錢的人，十有四五在毒癮中自甘墮落。尤其是經歷兩次鴉片戰爭後，中國更是疲態盡顯。有到過中國的西方人這樣描述當時的清朝：滿大街都是瘦弱的饑民，他們表情呆滯身形猥瑣眼神空洞，像是被抽走靈魂的行屍；整個國家死氣沉沉，看不到一點希望。

社會中下層民眾如此，手握大權的官老爺在做什麼呢？許多當官的一看到洋人就臉色發白雙腿癱軟，書生的骨氣一點兒都沒了，滿腦子就只剩唯唯諾諾；除了這些我們所熟知的，另一部分所謂的“進步人士”卻在瘋狂鼓吹一套令人不寒而慄的理論。原來，從19世紀開始，西方逐漸興起了一股“社會達爾文主義”。顧名思義，這個理論的支持者們將達爾文對大自然“優勝劣汰”的觀點套在了人類社會上，提出“弱者理應被強者淘汰”，後者甚至可以採用一些極端的手段。

“社會達爾文主義”同科幻小說《三體》中的“黑暗森林法則”有幾分相似，然而，就是這個臭名昭著的主義傳到中國後，許多激進的年輕人將其奉為圭臬，甚至連維新派領袖梁啟超也多少受了點沾染。這部分人篤信，想要讓中國在極短的時間裡走向強盛，就必須用強硬而極短的辦法除掉那些沒有存在價值的人，對整個民族來一場“自我淨化”。看到這兒，我們不妨想象一下：偌大一箇中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底層百姓吃不飽飯還得勒緊褲腰帶替朝廷還戰爭債；稍微有點錢和地位的人被鴉片折騰得死去活來，社會頂端的大人物們忙著向侵略者諂媚討好，權鬥內耗卻一點兒也沒消停；剩下的一小半人居然嚷嚷著要搞內部清洗，當時情況之亂真不是幾句話就能說得清的。

作為對比，我們來看看同時期的日本在做什麼。

1875年，清朝派出了第一批駐外使節到西方交流學習，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好像是奉命專門跑到外國吐槽去的，看哪兒都不順眼，都不如他們大清，這些人的傲慢與無知很大程度上抹殺了清朝一次絕好的翻身機會。相比之下，日本派去西方的使節無比虛心，他們恨不得將所見的一切都牢牢記在心裡。其中的許多人只在歐洲待了短短几年就成了西方問題專家，回國後成了日本的柱國棟樑。當時日本上下對西方政治和文化的篤信甚至到了著了魔的程度，我們不妨舉個例子：日元中面值最大的1萬紙幣上印著的那個人名叫福澤諭吉，此君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他的主張也相當極端，即拋棄之前日本所秉承的一切，直接來個全盤西化，政治、經濟、文化等全方面效仿西方，恨不得把整個島國都搬到歐洲去。

作為對近代日本影響巨大的著名教育家，福澤諭吉有一套論點簡直令人歎為觀止。他曾在自己的著作《脫亞論》中大肆貶低中國，說還是拿著中國的那一套，日本以後啥事都辦不成；日本想要崛起就必須“脫亞入歐”，讓年輕人從心理上把自己當成西方人，同西方同進同退。雖然福澤諭吉的言論有點極端，但其效果還是相當卓著的：截至日俄戰爭爆發時，俄羅斯帝國遍地文盲，日本已經將小學教育普及到了全國；1937年，日本又將教育普及到了初中，當時最發達的英國都沒有做到這一點。

除了對本國的改造，日本人對外表現出來的姿態也令西方人不敢將其同“病夫”聯絡在一起。

明治維新初期，有個藩主坐在轎子裡，看到有3個法國人在路邊一臉好奇地盯著他看，這令那位藩主十分惱火。在等級森嚴的日本社會，這樣的行為是難以被容忍的。結果，這3名法國人被藩主的侍從當場砍了頭，訊息傳到法國，後者當即決定出兵教訓一下這個東亞小國。這下日本人慌了神，連忙請求和解；法國提出了兩個條件，除了一定數額的賠償外，法國人還要找出30多名“兇手”並把他們全部處決。其實，參與這件事的人遠沒有這麼多，但為了平息事端，藩主只能招募30名勇士背下這口黑鍋。結果，自願報名的日本人多達2000人。

賠償當天，法國代表同日本代表簽完和約後，還沒等前者離場，30名衣著整齊乾淨的日本人來到他們面前，二話不說就抽刀剖腹。據描述，有2名法國代表當場嚇昏，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兒去。日俄戰爭後，乃木希典憑藉一波“肉彈衝鋒”拿下了決定性的勝利，日本以小博大戰勝俄國，這也讓西方列強對這個東亞小國刮目相看。總而言之，近代日本是正兒八經地謀求進步，對外也做得夠狠，甚至不惜賭上國運，日本人的兇殘頑強給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中國人的羸弱便更加凸顯。

其實，在西方人的語境中，所謂的“病夫”並不一定指身體欠佳的人，也經常指“弱國”。被詬為“病夫”的國家可不只有近代的中國，曾盛極一時、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奧斯曼帝國也落了個相同的下場。早在19世紀初期，拿破崙·波拿巴就表示：“土耳其乃歐洲一病夫”，被瓜分是它最終的命運。後來，歐洲列強更是有事沒事就從這個老大帝國身上刮一塊肉，還一邊嘲笑它的老舊；即便是奧斯曼帝國分崩離析後，西方人還不忘時不時地拿它尋個樂子，創作出了很多醜陋滑稽的形象來羞辱它。

中國和日本的對比之大不用再做贅述，剩下的蒙古和朝鮮，一個處於俄國傳統勢力範圍內，一個向來都是甘當他國附庸的存在，估計西方列強連羞辱它們的興趣都沒有。即便如此，在納粹德國舉辦的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上，朝鮮運動員孫基禎還為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贏得了一枚（馬拉松）金牌；中國派出了69人“龐大”代表團，共報名了6個大項，結果除了一名撐杆跳運動員進入複賽，其他所有人都栽在了初賽中。那段時期，中國無論國力還是人的身體素質，恐怕都稱不上強大。相比之下，如今的中國雖然仍走在偉大復興的道路上，離終點還有許多距離，但整個國家已變得煥然一新；發生瞭如此之大的改變，也才過了短短數十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