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歷代封建王朝的衰亡不可逆轉? 看看漢唐自救失敗的過程就明白
古時候,拋開被它國滅亡這類情況,一個封建王朝如果真的走到瀕臨滅亡這一步,大多是土地兼併、經濟崩盤、政權腐敗、自然災害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這些因素裡,天災也許讓人束手無策,但其它的人禍,對於至高無上、手握生殺予奪大權的封建帝王而言,是否並不難解決?
看似很容易,但在實際上幾乎毫無可能。任何一個家天下的封建帝王都不具備自我革新能力,想要掃除積痾,只有一個辦法——讓另一個帝國取代它、實現資源的徹底重新分配。
為了形象理解,咱們可以參考下面這幅劇照中的臺詞:解決問題,皇位要丟;置之不理,帝國玩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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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歷史上的兩大標杆性王朝——強漢、盛唐為例。
西漢
在漢宣帝時期達到了全面鼎盛,但在下一任皇帝時就開始衰落。漢元帝劉奭背棄了父親“本以霸王道雜之”的治國之道,為人過於柔弱、缺乏對朝廷的掌控力,引發了外戚、儒臣、宦官三大勢力的角逐,最終受到寵信的宦官石顯掌控了權柄,導致綱紀紊亂、吏治腐敗,“孝宣之治”留下的政治遺產被逐漸揮霍。
隨後的西漢更是每況愈下,漢成帝、
漢哀帝
在位期間,外戚集團掌控了權力,曾經強盛無比的大漢是這一副模樣:“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
國庫空虛、流民氾濫、社會動盪,源於統治集團的“各從其欲,欲所無窮”。他們一邊進行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一邊隨心所欲的腐敗放縱,公然賣官鬻爵、任人唯親,各級權貴肆意進行土地兼併,大量百姓失去耕地、流離失所,朝廷的稅收也隨之銳減,如此惡性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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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西漢朝廷並非沒有想解決問題的人。
漢哀帝時期,大司空師丹曾帶著幾位大員上書,極力要求採取措施、拯救時政。他們的切入點是相對不敏感的經濟領域:“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也就是試圖減少貧富差距、以安定黎民。
相對於當時複雜的政治山頭之爭,瞄準經濟問題確實顯得相對人畜無害。於是漢哀帝讓師丹等人擬定方案。
草案很快拿出來,其實非常簡單明瞭,就是限定私田、奴婢的數量:每個人名下的耕地不能超過30頃,奴婢不得超過30人;官方的奴婢只限定在30-50歲,低於30的放出嫁人,高於50的免為庶人。此外,為了減少基層官吏的貪腐現象,提議增加三百石以下官員的俸祿。
然而,這項政策剛剛準備實施,就因為“貴戚近習皆不便也”——也就是權貴、漢哀帝身邊人的反對,迅速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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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西漢朝廷就這麼在墮落的道路上愈走愈遠,直到漢平帝時,外戚出身、但極端信奉儒家的王莽掌握了權力。在以劉歆、陳崇為代表的儒士集團的支援下,他抓住“人心厭漢”的社會現狀成功篡漢自立,並且隨之開展自己的改制計劃。
王莽的改革,實際上是師丹方案的升級版。但他的上位是透過和平的方式,沒有對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產生衝擊;因此,他的改革計劃遭到了既得利益階層的大規模反對,不僅未能解決問題,反而導致社會更加混亂。
隨後,已經淪為小地主的漢室後裔劉秀等人在亂世中抓住了機會,他的身邊聚集了一部分地主階層,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團,最終透過武力戰勝各路對手、隨後對社會資源進行了重新分配,新的盛世隨即出現。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階層逐漸固化,熟悉的場景再度出現,治、亂、再治、再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就這麼迴圈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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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說
唐朝
。
很多朋友認為,唐憲宗
李純
挽救了安史之亂後即將覆滅的唐朝,但事實並非如此:那時的唐朝情況並沒有惡化到要滅亡的地步;同時,唐憲宗看似暫時解決了問題,但那只是表象而已,隨後的唐朝被帶進了更沉重的深淵。
八年的安史之亂,讓唐朝這個世界性的帝國由盛轉衰,宦官參政、藩鎮割據局面成了心腹之患,看似光鮮的大唐皇帝,大多在內憂外患中即位:
安史之亂過程中,唐肅宗李亨火線登基,隨後唐代宗李豫又被政變的宦官集團送上皇位;
接下來的德宗李適曾經雄心勃勃致力於武力削藩,但卻遭遇了涇原兵變、奉天之難的羞辱,一度被藩鎮叛軍趕出長安;
至於唐順宗,則因為試圖推行“永貞革新”,以加強中央集權,嚴重觸犯了宦官和藩鎮的利益,即位僅僅八個月後被迫禪位給皇太子李純,後者就是號稱唐朝“中興之主”的唐憲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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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憲宗即位後,就著手改變唐德宗後期對藩鎮的姑息政策,開始雷厲風行地解決藩鎮割據問題。
公元806年,唐憲宗派兵掃平了劍南西川節度使劉闢;
下一年,對造反的鎮海節度使李錡動手,收回了江淮地區的財賦;
公元813年,他趁著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暴斃的機會,順勢拉攏了繼任者田興,將其賜名田弘正,招降這個強大的河北藩鎮;
下一年,唐憲宗抓住淮西節度使吳少陽病死、其子吳元濟擅自割據的時機,歷時三年、克服了重重困難堅持用兵,終於終結了淮西叛亂。
淮西之戰之後,幽州節度使劉總主動請求歸順、成德節度使上表認錯,他們紛紛獻上領地,至此,唐憲宗基本終結了安史之亂以來的藩鎮割據,這就是中唐赫赫有名的“元和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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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正值壯年的唐憲宗,意志頑強、決心堅定、任人唯賢,充滿了英雄之氣,不愧為不愧為一代中興之主;同時,裴度、李愬等一大批文武大展拳腳、蕩平國難,也體現出那時的唐朝並非不可救藥。
然而,憲宗暫時解決了一個難題,隨後卻埋下了巨雷。短暫的成功衝昏了他的頭腦,讓其開始開始貪圖享樂、大興土木、疏遠直臣、任用奸佞;更嚴重的是,當時的另一大難題——宦官專權並未得到絲毫改觀,當初的唐德宗一度打壓宦官,但在涇原兵變後來個了180度轉彎,甚至連唐憲宗本人能夠登基,也是出於宦官集團的選擇。
因此,唐憲宗雖然收復了藩鎮,但對宦官這一頑疾也沒有絲毫作為。這應當不僅僅是意願問題,更是局勢所限,畢竟這些身邊的宦官,一直被數任帝王視為抗衡藩鎮、武將的得力助手。更可況,當初宦官能把唐順宗趕下臺,唐憲宗又怎能例外。
此外,唐憲宗在位期間,以牛僧孺和李德裕為首的大臣之間的朋黨之爭越演越烈,客觀上讓宦官集團漁翁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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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諷刺的是,由於後期服用金丹導致性格暴躁,唐憲宗時常拿身邊的宦官出氣。最終,他被陳弘志等人害死,年僅43歲。唐穆宗李恆則成了又一位被宦官捧上臺的唐朝皇帝。
這個時候,處理河北藩鎮的後續工作不力,在用人不當、歧視藩鎮軍民、強制裁軍等多種錯誤的共同作用下,短暫歸附朝廷的河北三鎮再度反叛,並且從此對朝廷再也沒有信任感,升級版的藩鎮割據捲土重來;
同時,宦官集團徹底掌控了朝廷,其後歷任唐朝皇帝都由宦官冊立,這算是中國古代政治圈的一大奇景。即使出現過唐武宗、被稱“小太宗”的唐宣宗,但內憂外患的局面仍舊無法解決;
政治的混亂,導致土地兼併惡化、民間稅負過重,農民起義屢屢爆發,最終形成了徹底擊垮大唐王朝的王仙芝、黃巢大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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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漢、唐的滅亡過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任何封建王朝,無論曾經多麼強大,但其本身並不具備自我更新、糾錯能力;面對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群體,封建帝王即使權勢滔天,也無法真正對支撐自己統治的利益集團對手,畢竟那等於是革自己的命。能夠暫時解決問題的,只能指望下一個王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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