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哪些細思恐極的事件？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說起這類乍一看不足為奇，細一想就直冒冷汗“細思恐極事件”，首先值得說說的，就是“明末首輔陳演的家產”。

凡是瞭解明末亡國活劇的朋友，都對這位“陳演首輔”不陌生。作為崇禎皇帝上吊前的不二寵臣，陳演常年擅長逢迎拍馬，多次把崇禎帝哄得舒舒服服，還順利打造了自己的“清官”人設。待到崇禎帝上吊後，他又上演了滑稽一幕：起初想跑，卻因家產太多來不及拉走，乾脆掏了四萬兩白銀行賄農民軍，卻一下撞刀口上，被農民軍明火執仗抄了家，埋家裡地窖中的銀子全給起了出來，最後又被李自成拉出來砍頭，算是活活“作死”。

但透過陳演這“作死”的全過程，有個景象卻叫人倒吸一口冷氣：他哪來這麼多錢。

要知道，明朝常被“當代專家”吐槽的一大毛病，就是“官員工資低”，以明朝的工資標準，單是陳演起初行賄農民軍的四萬兩白銀，他只靠“死工資”不吃不喝攢一輩子也攢不出來。更何況，明末給後人的主要印象就是“窮”，特別是崇禎在位的十七年，災荒席捲大江南北，國庫空空如也。且不說的餓殍遍野西北地區，大臣劉宗周路過傳說中富庶的江浙大地時，就親眼看到當地“民窮至今日甚”，場面慘不忍睹。

更不用說理論上“富有四海”的崇禎帝朱由檢，上吊時穿著打補丁的衣服，皇宮裡僅剩的二十萬兩白銀，也被小太監們鬧哄哄分光。可以說，就是活活窮死的。

但陳演這巨量的財富，放在“窮死”的晚明，也是絲毫不奇怪。動亂四起的晚明，同樣也是古代中國一段商品經濟空前繁榮期。發達的商品經濟，帶來了大量白銀湧入。以當代許多學者估算，明朝最後四十年裡，僅從日本一地，就有兩億兩白銀湧入中國。這還只能算“小頭”。從美洲等地湧入中國的白銀，數額更為巨大。甚至有西方學者調侃說“中國皇帝能夠用從秘魯運來的銀條建一座宮殿”。說崇禎活活窮死？他們肯定不信！

可這巨量的財富，其實和大部分老百姓沒什麼關係，卻被包括陳演在內的官僚、士紳、勳貴、太監等權力階層敲金分肥。於是困難的明末，就形成兩個極端，一邊是餓到吃觀音土的百姓，一邊是財富成山的“精英”。早在崇禎年間時，官員曾應遴就嘆息“今之紳富皆衣租食稅，安座而吸百姓之髓者”。武生員李更揭露說，不說別人，就說那些以“安貧樂道”示人的“清流”，也是“大者家產千百萬，中者百十萬。”

甚至就是在劉宗周眼中，老百姓已到“民窮至今日甚”的江南地區，明末時卻有著“江南多富家”的另一面：秦淮河上燈火通明，“東林復社精英”們往來其間，沿河的妓院“家家夫婿是東林”。當地的各大名門，如蘇州的錢家“每年收租九十七萬”。還有吳興的董家、嘉興的項家等“名門”，家產都在百萬兩以上。他們的住宅“擬於宮殿”，日常“收健壯為奴”“喜鬥殺”“收債急於納稅”，壟斷了大量財富。

而陳演的那點錢，放在這群“特權階層”裡，其實也就是個正常水平。但這麼一大群壟斷財富的“有錢人”，卻對晚明的國難置若罔聞，就只捂著自己的錢不撒手。結果就是：李自成佔領西安後，就從西安一地拿走“不下千百萬”的財富。佔領北京後，又一口氣抄走了七千萬兩白銀。要知道，當年金人佔領北宋都城汴京後，把全汴京城翻箱倒櫃，才搜刮了四百萬兩白銀。換李自成這邊，包括陳演在內的“有錢人”，全給他大補血了。

而喜提“大補血”的，當然不止李自成，比如後來清軍南下，曾在明朝崇禎年間官至兩廣總督的丁魁楚，先對南明抗清武裝一毛不拔，然後把自家二百五十多萬兩白銀裝了三十艘大船，帶著全家顛顛跑去投靠清軍。沒想到清軍笑嘻嘻收了錢後，一抹臉就把丁家全家五花大綁，當著丁魁楚的面殺了個精光，然後再把丁魁楚腦袋砍下。這“補血”，命都補沒了。

明末清初山河變色的歲月裡，多少隻知斂財卻毫不負責“有錢人”，就這樣扮演了“補血”的角色，也見證了“社會財富分配失衡”的深深教訓。

而與這類似“細思恐極”的典故，則是清朝道光年間，一樁看上去“不太大”的案件：“邱姓百姓蒙冤案”。

這個案子本身，其實真不復雜：廣東省一個蕭姓犯人，因為房價爭執殺死了兩名邱姓百姓。可如此事實清楚的案件，接下來竟進入到了冗長的訴訟過程裡：從嘉慶二十二年到道光十四年，這十七年裡府、道、布政司、按察司、巡撫、總督等各級衙門，對案件進行了前後一百七十七次審理，竟遲遲拿不出個結果。以至於兇犯長期逍遙法外……

如此雷景象，電影都不敢這麼編，卻是發生在那時大清朝的日常：雖然我們常說“清政府腐敗無能”，但比起“腐敗”來，清政府的“無能”也十分觸目驚心：單是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各級衙門重疊龐雜，一級級辦事效率極低，簡單一樁案子，拖個曠日持久是常事。比如道光十三年的四川“梁貴案”，明明嘉慶三年就已審理清楚確認無罪，隨後卻被關押三十五年，直到道光十三年才獲釋……

類似景象，在那時的大清朝，其實屢見不鮮：比如在嘉慶年間，福建巡撫衙門某一年未辦的積案，竟然就有三千多件。嘉慶十三年浙江按察司一年的積案，竟然就有六千零八起。甚至因為案件拖延而受到牽連的人證旁證，僅在《清實錄》裡，竟就有五萬多人。至於“絞斬錯判之案”，即錯殺的無辜，那更是“各省屢有”——想要大清官員辦點正事，認真抽出時間做事，真是難！

為何這麼難？除了清王朝深入骨髓的腐敗外，更因病入膏肓的“懶風”。早在乾隆年間時，“一級級騙”就成了清朝官場的“時尚”。以大臣洪亮吉的話說“州縣以蒙道府，道府以蒙督撫，督撫以蒙皇上”。既然可以“蒙”，當然也就可以磨洋工。

比如同樣是道光年間，在著名的“林則徐禁菸”前，道光皇帝也曾重拳出擊，在全國範圍內查禁鴉片，結果各省的“封疆大吏”都是如何迴應呢？在當時鴉片“種植林立”的河南，河南巡撫就言之鑿鑿，說當地“民風淳樸，並無種賣”。廣西巡撫也是大言不慚，明明治下煙館林立，卻敢說“無種煙熬煙販賣之事”。這麼大的事兒，都敢海吹。

如此一幕，也正如道光皇帝的嘆息：唯一詐字，是臣工之護身符——在大清當好官，就得會糊弄。

既然道光皇帝都沒轍，大清的官員，自然是撒歡了糊弄。關乎老百姓一輩子的案子，拖個幾年幾十年都是常事，只要自家官位穩當，又哪管百姓死活？於是“無能”的清王朝，哪怕在兩次鴉片戰爭期間，其行動的低效也令人髮指，終於以恥辱的戰敗，揭開了落後捱打的近代史序幕。

說起晚清的落後，比起那至今被津津樂道的“腐敗”“閉關鎖國”來，“懶政誤國”的教訓，單是看史料裡的幾筆冰冷記錄，以及記錄背後的民生苦難，就有多少細思極恐，以及“恐”後的警鐘長鳴。

參考資料：《崇禎亡國史》《明末農民戰爭史》《明朝真史》《清朝嘉慶、道光時期政治危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