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後期八旗兵為何不堪一擊？清軍入關後八旗兵去哪裡了？

清朝

後期

八旗

兵為何

不堪一擊

？清軍入關後八旗兵去哪裡了？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著小編一起看一看。

眾所周知，清朝開國靠的是八旗和

綠營

力量，但是在清朝入關之後，這些八旗和綠營又去了哪呢？其實主要分為兩支力量，一支是關外八旗，另一支是江南八旗和江南綠營兵，關外八旗在關外駐紮，江南八旗和綠營兵則是在江南駐紮，關外的八旗兵大部分是自力更生，而江南的八旗兵和綠營兵又如何生存呢？

一。江南八旗和綠營的收入來源

清代江南八旗、綠營官兵的主要收入來源是當局發給的糧銅。以八旗駐防為例，在江寧等各駐防地，曉騎校以上、將軍以下，屬官員階層，各按品級領取傣銀、傣米。

如將軍每年傣銀為180兩，傣米90石，佐領棒銀105兩、傣米52石5鬥，驍騎校體銀60兩、米30石。自

雍正

朝起，對將軍、副都統等高階官員另增給養廉銀，數額是正常薪傣的數倍甚至十數倍。

此外，江寧駐防部分官員還擁有職分田與地租銀收入。據檔案記載，順治年間左翼四旗官兵初駐江寧時，“大將軍巴三、侍郎額託握給四旗協領、佐領皆分了份田，防禦、驍騎校、兵丁未分。大將軍巴三之份田分給了其後所補任前來之將軍、副都統等。”

《欽定八旗通志》亦云：“（順治）四年題準：江寧駐防旗員給園地三十晌至十晌不等”，即每人分得約60-180畝田地。這批旗田當系清當局強佔所得，很可能來自於原

明朝

官府或勳貴的田產，但其具體方位現己無考。

旗田地租年收入總數為3990兩，具體分配情況為：“江寧將軍一員，每年銀八百三十兩；江寧副都統二員，每員每年銀二百二十兩；左翼協領四員，每員每年銀二百兩；左翼佐領二十四員，每員每年銀八十兩。”

清代，江寧駐防中擁有職分田的始終僅限於左翼四旗官員，

康熙

時移駐江寧的右翼四旗官員並未分得土地，也一直沒有地租銀收入。

二。八旗普通官兵的生計問題

八旗、綠營官員的收入遠高於眾兵丁。清代的官兵生計問題，實際上主要是針對後者而言的。在

八旗制度

下，

旗人

世代當兵，由朝廷按月發給糧銅，不能從事農、工、商等產業。由於人口增長等因素，原有的定額糧晌漸漸不敷使用，兵丁階層日益貧困化，八旗生計問題由此產生。

八旗兵丁的兵銅俗稱“錢糧”，包括銅銀與銅米。清代前期，江寧、京口駐防馬兵每月銅銀2兩、晌米2石5鬥，步兵每月銀1兩、米3鬥。銅米的發放分本色、折色。江寧駐防起初為每年“支給本色十個月、折色兩個月，其本色米石在於滁州、全椒等十四州縣額徵屯米內解支，折色每石給銀七錢五分”。

自雍正元年（1723 ）起，改為正月至四月發放本色米，其餘8個月發放折銀。五月至十月的銅米，每石折銀1兩2錢，十一、十二月的銅米，每石折銀7錢5分。由於米價時有波動，一旦遇到米貴時節，這點銀子

入不敷出

。兵丁“或有不善謀生者，將所領四個月米石不以足食為計，當即以賤價售賣，至不領米之月，復以貴价購買”，因此“受累殊多”。

當時，駐防兵丁十一、十二兩月及閏月的銅米，每石僅折銀7錢5分，少於其他月份，“多寡既未畫一，且偶值市價昂貴，兵丁未免拮据”。

乾隆

十六年三月，首次南巡至江寧的乾隆帝頒佈上諭：“嗣後江寧駐防兵丁十一、十二兩月並閏月折色兵米，俱著加恩，照二、三等月之例，一概給銀一兩二錢。”這樣兵丁的生計問題才稍微好轉。

不過江南八旗兵丁久享承平，逐漸滋生奢侈浪費等惡習。乾隆初年，京口旗營“兵丁習尚虛浮，非獨飲食爭奇，抑且酣於賭博，不顧身家，閣知法紀”。有限的錢糧收入己難以滿足旗人追求奢侈生活的需求。

三。清朝如何應對人口暴增的八旗兵

八旗兵額是相對固定的，隨著江寧、京口旗營人口的繁衍，至清代中後期，每名兵丁需要養贍的家口數量逐漸增多，直接導致兵丁生計陷入困境。為緩解滿城中的人口壓力，清廷曾採取遷移、裁減官兵等多種措施。雍正八年，清廷將800名江寧八旗“餘丁”（即閒散）調往浙江乍浦駐紮。乾隆二十二年（1757），強行使江寧旗營中的一批“包衣陳漢人”（滿文booi fe nikan）出旗為民。這些“陳漢人”又稱“舊漢人”，系康熙二十二年（1683）從北京遷至江寧的旗下包衣的後代，分隸於右翼滿洲正黃、正紅、鑲紅三旗。

當局此時命令“在江寧無其主，查京城本佐領亦無主”的包衣人出旗，意在甩掉包袱，減輕財政上的壓力。

乾隆二十八年（1763 ），清廷又將江寧蒙古旗官兵、家眷數千人全體移往京口。然而，留駐的

滿洲八旗

人口仍不斷膨脹。據統計，

嘉慶

二十年（1815）時，江寧駐防“通共大

小甲

兵四千六百六十六名，各兵家口男婦大小現有二

萬三千

六百七十餘口”，總人數為28300餘，平均每名兵丁需要養贍6人。

道光

年間，京口駐防有官員51員、兵丁1692名。而當時八旗“男婦老幼共九千餘口”，每名兵丁亦須養贍5至6人。

兵丁糧銅是普通旗人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一旦兵丁去世，家中所遺嫣婦、孤兒等的生計便陷入困境。清初，江寧駐防兵丁“遇有事故，即將家口送京”對駐防地的影響有限。乾隆二十一年（1756）後，停止將無依家眷送京。“凡家口眾多之甲兵一遇事故出缺，其家口無項可支，頓乏生計。是以歷任將軍遇有缺出，先就其家有成丁、可以頂補者挑補。若家無可挑之丁，將遺缺作為公缺，在於炮手、匠役、步甲、養育兵、閒散內另補，仍令得缺之人每月酌出銀米，幫給出缺之家，以資養贍”。

但這種臨時變通之法也存在不小的弊端：“出缺之家籍的缺者幫補，另立公缺名目，即與定製不符。且得缺之人一分錢糧，令其分養兩家，亦不敷差操費用”。嘉慶二十一年（1816），當局決定將部分八卦洲租金用於養贍無依家眷。當時共有嫣婦、孤兒等2113名，其中“十六歲以上為大口，共一千六十名口，每月每名口給制錢四百文，十五歲以下為小口，共一千五十三名口，每月每名口給錢二百文”，一年共需錢7615串200文，而缺口居然高達60%以上，這樣的財政缺口可以說非常驚人了。

四。清朝緩解八旗生計的措施和效果

為緩解八旗生計問題，當局想方設法擴大財源。清初，江寧旗地與旗產僅有一小部分用於經營，而自乾隆中期起，越來越多的旗地被租給民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之後，滿城正陽門外的教場土地被出租，乾隆三十三年（1768），鐘山牧場內的柴山也被租給民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八旗駐防將長江中的八卦洲買作公產，以供給柴薪。

除此之外，八旗的各處田地也廣泛出租，換取租金，自乾隆十二年之後，各地八旗廣泛出租田地，其後短時間內，江寧等地駐防的財政壓力確實有一定緩解，但從長遠來看，仍不足以徹底解決旗人生計問題。以江寧為例，當時新增租稅的金額畢竟有限，難以滿足生齒日繁的旗營的需要。此外，江寧旗地均屬於八旗官方所有，駐防兵丁並無自己的份地。各項旗地收入也由官方統一支配，大多用作官兵公務開支、八旗官學經費及兵器維修、孤寡人口養贍等公共性事務。而普通旗人的收入沒有顯著的增加，兵丁貧困化的趨勢並未得到遏制。

其實有趣的是，相對於八旗的困窘，綠營兵反而過得好一些。綠營兵丁並不像八旗兵丁那樣受到旗籍的嚴格束縛，其子弟可以自由選擇士農工商等其他職業，易於在兵、民之間轉換身份。如嘉慶年間的狼山鎮標雖在兵銅數額上少於八旗駐防，但“營中並無閒散”，兵丁家口均能自謀生路，無須依賴兵晌維持生計。因此，清代中後期，各地綠營兵丁之生計問題反而不如八旗嚴重。

由於八旗兵的兵餉不足，兵員缺額，戰鬥力飛速下降，在之後的

太平天國

起義中表現自然也是不堪一擊，可以說清朝江南八旗兵的衰落也標誌著清王朝開始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