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概念的起源

作者｜

約翰·B。湯普森

（JohnB。Thompson）

劍橋大學社會學教授、基督學院研究員，主要研究傳媒在塑造現代社會及其早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

兩

個世紀以來，意識形態的概念在社會與政治思想的發展中一直佔有中心的或許有時是不光彩的地位。“意識形態”這個詞最初是由德斯蒂·德·特拉西用來指一門他提出的觀念科學的，很快卻成了一場唇槍舌劍的政治鬥爭的武器。“意識形態”最初包含歐洲啟蒙運動的一切信心和積極精神，很快成了一個謾罵的詞，它被認為指的是某種思想觀念的空洞無物、毫無根據和晦澀詭辯，儘管它所描述的科學應該代表一個最高階段。意識形態的概念艱難地誕生，而且似乎這還不夠，後來的生活史也是毫無幸福的。意識形態的概念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被新興的社會科學以不同方式所採用，時而拉向這方，時而推向那方，但在所有的時間它依然是日常政治鬥爭中起某種作用的名稱。當我們今天使用意識形態的概念時，這個概念仍然具有（不論如何淡薄）它多重用法的歷史特點。

我要追溯意識形態概念的歷史輪廓，考慮到不但要突出複雜學術歷程的曲折，而且要提出更有建設性看法的途徑。我要探究的不但是這個概念的起源與發展，而且是今天重新闡述這個概念的前景，要重新明確意識形態的概念，使之具有積累起來的意義而避免過去可以看到的許多陷阱。我對這個概念的歷史說明將是必要的有選擇性的，將省略許多外形和轉折以利於更加充分觀察的討論。但是我的目的將在於識別主要的輪廓，尚未結束的主要歷史發展。我將從18世紀後期法國對意識形態概念的起源談起。

“意識形態”（ideology）一詞最初是由法國哲學家德斯蒂·德·特拉西在1796年用來描述他的一門新學科的計劃的，這門學科有關對觀念和感知的系統分析，對它們的產生、結合與後果的分析。德斯蒂·德·特拉西是一位富有的、有教養的貴族，他曾經研究過諸如伏爾泰、霍爾巴赫和孔狄亞克等啟蒙思想家的著作。德·特拉西支援與法國大革命有關的許多改革，但他像其他貴族後裔的知識分子一樣，在雅各賓派恐怖時期被捕下獄。在德·特拉西和他的一些難友看來，羅伯斯庇爾似乎是在設法毀掉啟蒙運動。這些知識分子認為，雅各賓派恐怖野蠻的無政府狀況可以透過對觀念作系統分析為基礎的哲學與教育聯合活動來加以抵制：這就是在革命時期可以遵循啟蒙運動的遺產。許多前貴族和知識分子在恐怖時期死亡或被處決，德·特拉西卻在1794年羅伯斯庇爾下臺後不久被釋出獄。1795年晚些時候，隨著國家研究院的建立，德·特拉西和他的朋友們在新的共和國裡上升到了權力地位。該研究院替代了被羅伯斯庇爾廢止的皇家學院。除了一個科學院和一個文學與美術部以外，這個研究院還包括一個道德倫理與政治科學部。後者的主導部門有關感知與觀念分析，德·特拉西在1796年當選該部門的主管。

德斯蒂·德·特拉西對他負責的新學科勾畫了宗旨，他在1796年間在道德倫理與政治科學部發表的一系列回憶錄中談到了這些。繼孔狄亞克之後，德·特拉西認為我們無法認識事物本身，只能認識對事物的感知所形成的觀念。如果我們能系統地分析這些觀念與感知，就能為一切科學知識提供堅實的基礎，並得出更為實際的推理。德·特拉西對這一新興的事業提出的名稱是ideology——從字面上說就是“觀念學”。觀念學是“肯定的，有益的，可以具有嚴格精確性的”。在譜系上，它是“第一科學”，因為一切科學知識都包羅觀念的結合。它也是文法、邏輯、教育、道德的基礎，以及最終是“最偉大藝術”的基礎……是“用人類從他的同類中獲得最大的幫助和最小的煩惱這種方式來調節社會的基礎”。透過對觀念和感知的謹慎分析，意識形態會使人性可以被認識，從而會使社會與政治秩序可以根據人類的需要與願望重新加以安排。觀念學將把道德與政治科學安置在堅實的基礎上，並糾正它們的錯誤和“偏見”——這是德·特拉西從孔狄亞克和培根那裡繼承的啟蒙運動信心。

雖然德·特拉西看到把觀念學擴充套件到社會和政治領域的可能性，他的大部分貢獻都有關對智力官能的分析、經驗的形式和邏輯與文法的方面。他的四卷本《觀念學的要素》出版於1803年至1815年間，研討了思想、感覺、記憶與判斷等官能，以及習慣、動作和意志等。德·特拉西越來越關注要發展一種堅實而嚴格的自然主義，在其中，人類被視為物質現實的一部分，是比較複雜的一種動物物種。因此，德·特拉西認為，“觀念學是動物學的一部分”，對人類官能的分析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如果我們不知道一個動物的智力官能，那麼對它的瞭解是不完全的”。德·特拉西后來的著作以觀念科學的名義繼續進行原來的觀念學工程，把這一工程包羅在徹底的自然主義之內。但是到這些著作面世的時候，“ideology”一詞已有了一個新的、相當不同的含義，這個含義很快掩蓋了發現者宏大的目的。

德斯蒂·德·特拉西和他在國家研究院的同事們都和共和主義政治有密切聯絡。他們一般都同意孔多塞關於人類可透過教育臻於完善的觀點，以及孔狄亞克關於分析感知與觀念的方法。他們把大革命的過度行為歸於雅各賓派的狂熱，而不是歸於革命體制本身，他們把革命體制視為進步與啟蒙的柱石。由於與共和主義的這種密切聯絡，德·特拉西及其同事們的學說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大革命本身的命運。當拿破崙·波拿巴在1799年從埃及回國時，他發動了一場成功的軍事政變而成為第一執政，這是他全權擔任了十年的職位。拿破崙採取了德·特拉西及其同事們的一些觀念來制定一個新的憲法並對國家研究院的一些成員獎以利益豐厚的政治職位。但是與此同時，他又不信任他們，因為他們所提出的關於共和主義的歸屬構成對他的獨裁野心的潛在威脅。因此拿破崙嘲笑“觀念學”的主張：他認為那是一種脫離政治權力現實的抽象的推測性學說。1800年1月，《對外關係信使報》的一篇文章譴責該集團，把它“稱之為形而上學派系或者‘觀念學者’”，說它胡亂對待大革命而現在又在陰謀反對新政權。當公眾輿論開始反對大革命時，拿破崙——後來他聲稱創造了“觀念學者”一詞——利用了這種轉變而把共和主義的代表人物解除武裝。

拿破崙對觀念學者的反對在下一個十年中加強了，當他力求建立的帝國開始崩潰時，這種反對達到了高潮。觀念學家成為拿破崙政權失敗的替罪羊。當拿破崙在災難性的俄羅斯戰役後於1812年12月回到巴黎時，他譴責觀念學者顛覆國家和法治。他向國務會議發表了一篇講話（這篇講話後來發表在《箴言報》上），他譴責觀念學並把它的特點說成是精明治國的對立面：

我們美好的法國所遭受的病患應歸罪於觀念學，那種虛幻的形而上學，它晦澀地尋求民眾立法基礎的初始推動力，而不是去利用人類心靈和歷史教訓所知曉的規律。這些錯誤不可避免地，而且在事實上，導致了嗜血人物的統治……如果有人得到召喚來重振一個國家，他必須採取絕對相反的原則。

當拿破崙的地位在國內外都受到削弱時，他對觀念學的攻擊就更加擴大和狠毒。幾乎所有各類宗教和哲學思想都被譴責為意識形態。這個詞本身已成為一個死命壓制反對派以支撐搖搖欲墜的政權的皇帝手中的武器。

隨著拿破崙在1814年4月退位和波旁王朝的恢復，德斯蒂·德·特拉西恢復到一個具有政治影響力的職位上，但那時他對觀念學的原來計劃已被拿破崙時期的爭鬥所銷蝕而黯然失色了。科學即作為原先被視為是卓越的觀念學（透過提供觀念的發生、結合和聯絡的系統情況，來對一般的科學知識提供基礎，特別是促進社會自然調節），觀念學已成為各方的方向，它的哲學主張已由於它與共和主義的聯絡而有所妥協。而且，當“ideology”一詞流入政治舞臺而被一位受到圍攻的皇帝把它擲回哲學家時，這個詞的含義和關聯開始改變了。它不再只是指觀念學，而且也開始指觀念本身，那就是說，指一批據稱是錯誤的、脫離政治生活實際現實的觀念的主體。這個詞的含義也改變了，因為它再不能毫不動搖地主張啟蒙運動的實證精神了。最值得尊敬的、作為實證與卓越科學的觀念學逐漸讓位於只值得受嘲笑和鄙視的、作為抽象和幻想觀念的意識形態。作為意識形態概念史上特點的基本對立之一——正面或中立意義與負面或批判意義之間——在它生命的頭十年中即已出現，雖然這種對立的形式與內容在以後的年代中有相當大的改變。

德斯蒂·德·特拉西原來的觀念學工程的隕落現在看來似乎不足為奇。這項工程雄心勃勃的普遍性，正如在它以前和在它以後的其他工程一樣，必然會讓位於專業化學科的發展，它們可以深入研究特定的領域，不受一個自命為基礎科學的主張所妨礙。德·特拉西原先工程的有意思之處不在於這項工程本身的性質與內容（他的著作如果不聯絡到意識形態概念的話，確實已大部被淡忘，今天可能已完全被忽視），而在於這項工程突出了意識形態概念的出現以及其曲折歷史的情況。這個概念的出現是作為在標誌現代科學誕生的社會與政治動盪背景下試圖發展啟蒙運動理想的一部分。不論意識形態概念自國家研究院時期以來的發展過程有多長，不論它的用法變得多麼多種多樣，然而它仍然聯絡著啟蒙運動的理想，特別聯絡著對世界（包括社會——歷史領域）理性的認識的理想，以及對人類理性自決的理想。這種聯絡所表現的方式在各個人物中有相當大的差別。

如果說對德·特拉西來說，聯絡是直接而明顯的（觀念學是卓越的科學，它促進人類事務的進步），那麼對拿破崙來說，它是不言明的和對抗的（觀念學是矯飾的哲學，透過只以抽象說理為基礎來試圖決定政治與教育原理從而煽動反叛）。馬克思的獨特貢獻在於他接過了拿破崙使用這個詞的負面和對抗的意義，但透過把它結合進深深得益於啟蒙運動精神的理論框架和政治綱領而改變了這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