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姚策生母和養母表情：她們都有哭有笑，為何卻陷入一邊倒困境？

姚策的生母

養母

：有哭有笑

“偷換風波”雖然在正面輿論場已經“停牌”，但卻並不意味著“輿論臆測”會消停下來，尤其關於姚策生母和

養母

的表情解讀，真可謂“一板一眼”。雖然我們都清楚，對於既定表情的顯露上，兩位母親都是“有哭有笑”的，但是經過臆測性的裁剪後，就成為“姚策生母總在笑，姚策養母始終哭”。

在一定程度上，“後入為主”的視角下，“錯換人生”已被徹底改寫為“偷換人生”。要知道，如果不從繁雜的資訊中找尋兩位母親的多元表情，是很容易被裁剪後的“資訊增量”帶跑偏的，因為對於“偷換風波”的考量來講，媒體輿論從最初涉入時就已經帶上偏見。

這導致“姚策生母總在笑，姚策養母始終哭”就被賦予實證真相的可能性。可事實上，就瞬間性的表情，更多的意義在於當時的心情顯露，至於跟一段時期內的情緒是否構成絕對性的統一，這其實是無法具體驗證的。

因為就照片來講，它本身是可以篡改世界規模的，並且照片本身也會被縮減、被放大、被裁剪、被修飾、被篡改、被裝扮。所以關於照片背後的折射，往往是要考量瞬間背景的，也就是在那一刻，發出表情的主體是什麼狀態。

只有基於如此的背景考量，所謂的表情性投射才有具體的現實意義，而對於尋常性的“笑代表開心”、“哭代表悲傷”只能是作為邊緣性參考，但凡“後入為主”的進行邏輯自洽，很容易進入偏狹的軌道，走向流言的深淵無法自拔。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社交媒體時代之所以會魚龍混雜，就在於“開篇一張圖，結局全靠編”太過容易實現。只可惜，理解的一切可能性都根植於有能力說不，嚴格地講，我們永遠無法從一張照片理解任何事情。

亞里士多德說過：“生活中有一種東西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安排休息與玩笑的時間”。所以無論是姚策的養母，還是姚策的生母，肯定會有“笑的時刻”（從“錯換人生”到“偷換風波”的過程中），即便所有人都認為她們只配哭。

不得不承認，在既定的悲劇紛雜中，媒體輿論容易進入戲劇構建模式，也就是希望當事人們儘可能地配合自己的想象，完成幻想中的劇情。可事實上，當事人們和媒體輿論的關係並不是強關係，彼此只能透過媒介進行影響和反饋，但卻無法進行直接的掌控。

這導致，當事人們如何直面真相，媒體輿論根本是無法預料的。所以出現當事人們被反噬的情況，也就不足為奇。甚至對於既定的影視劇反面角色來講，觀眾的代入感如果太強，劇情角色所對應的演員也會被“罵慘”，這著實值得深思和玩味。

另外“道德審判”的結構性就在於它能“無限自洽”，以至於任何表情都可以被解讀成各種可能性。在這個問題上，結構性的情境涉入主要體現在婚禮和葬禮中，比如在婚禮中，笑是正當的，哭就是不正當的，而相反的是，在葬禮中，笑是不正當的，哭是正當的。

這種尺度的構成是比較普遍的，也就導致“道德審視”背後出現“虛偽的迴應”，比如在婚禮上以“強顏歡笑”掩蓋現實的結合不快，在葬禮上僱傭哭喪隊進行悲傷氛圍的打造，總之看起來像那麼回事兒已經越來越普遍，這種時候真真假假，裝傻分不清。

從這個意義上思考，如果姚策的生母和養母真是“戲精附體”，為何非要給媒體輿論留下話茬呢？是因為擔憂自己的悲苦怕別人看不到，還是擔憂一地雞毛不夠紛雜。所以回到“一邊倒”的困境上，多半是媒體輿論想象出來的圖景，而非是真正意義上的樣貌。

與此同時，十九世紀最有邏輯的唯美主義者馬拉美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為在一本書裡終結。而今天，一切是非的存在，往往會從一張照片開始。如果形容人們已經患上重度圖片依賴症，大概是不會錯的。

所謂“讀圖時代”：是把經驗本身變成一種解構方式，最終參與的公共討論愈來愈等同於透過照片去討論它。這導致“有圖有真相”已被奉為媒體真理，而對於有邏輯的思辨和解讀反倒無人問津。甚至在這樣的情境下，有人竟然還提出“配圖有利於緩解閱讀疲勞”的建議。

只是真要是這樣，可能關於案件的卷宗根本不需要事無鉅細的文字進行論述，只需要在案發現場簡單拍幾張照片就可以結案。因此在理解照片斷案的問題上，也只能認為它是一種過分強調，但卻並不能直接得出結論，所以在“評姚策生母和養母表情”的問題上，也只能作為一種娛樂性來解讀，除此之外意義並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