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以《討粵匪檄》指責太平軍文化上的失策，團結了文人士大夫

曾國藩是晚清的大儒，是封建社會有名的衛道士。觀其發跡之初，便是這一份《討粵匪檄》所給他帶來的名聲。他因此而成事，也便事事以此為行事圭臬，以使得自己為文士的身份牢牢地佔據道統的制高點，掌控著晚清時期以狡悍著稱的湘軍。

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有針對性地對太平天國進行了批判。因為太平天國在佔據長江中下游後，始以滿漢矛盾為鬥爭主軸。如果曾國藩以此批駁，顯然不夠尊重歷史事實。畢竟滿清當年在江南一帶進行了多次大屠殺，雖然已經過去200多年，可是當地民心、民意並沒有完全消泯仇怨。如何才能在思想輿論領域扳回一城呢？對於曾國藩而言，這樣的機會說來就來。

太平天國一路上搶掠、裹挾民眾之餘，為了建立起他們的“道統學說”的唯一性，在思想文化領域進行了大破壞——對他們來說，不破不立而已。他們到處焚燒孔廟、搗毀聖賢祠。即便定都南京之後，開設的科舉也沒有沿用聖賢之教。尤其是開科取士的頭名狀元，直接在文中聲稱“三皇不足稱皇，五帝不足稱帝，唯我天王乃是真皇帝”。如果說滿清皇帝只是佔據了道統制高點，那麼天國則是完全是否定了道統，也即毀壞了全天下讀書人的進身之階。

這是對士子最直接的威脅，間接的損害更是嚴重。儒學道統所奠定的乃是“三綱五常”的社會秩序，這被叫做“封建禮法”。因為有著這一套系統，社會才運轉如常，民眾各安其命，各安其位。這樣的秩序經過2000多年的修繕，已經成了最為穩定的秩序，而且在當時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提出來新的秩序來取代之。

太平天國太失策了，在利用宗教之名成功建立政權之後，沒有立即改弦更張，建立起更廣泛的革命統一陣線，而是繼續深化宗教革命，幻想著把傳統“道統”打翻在地，從而得罪了廣大計程車紳階層。這些人對穩定的社會秩序有著不可名狀的迷戀，“寧為太平狗，不為亂世人”，社會秩序的崩潰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王朝末日的天下大亂，民眾自相殘殺。

於是，曾國藩當即選中了太平天國在文化戰線上的失策，在起兵之初，就以“道統”衛道士的身份發表了《討粵匪檄》，繞開了太平天國一直宣揚的“民族矛盾”，而站在道統的立場批駁太平天國是一場肇亂之奇禍，以此來啟發各地鄉紳護衛傳統，與太平天國劃清界限。

曾國藩

《討粵匪檄》原文較長，這裡摘選一段曾國藩痛斥太平天國喪失倫理綱常的欄位：“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買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兇極醜亦往往敬畏神只。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官，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嶽王之凜凜，亦皆汙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朝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在這篇檄文中，曾國藩以“我大清”為封建衛道士，而站在了太平天國的對立面，將兩個政權的相爭，引申到道統之爭，從而為清政權爭取到了“道統”的優勢地位，將太平天國的革命行為貶低到了“數典忘祖”的地步。同時，在這篇檄文中，清政府也徹底褪去了軍事殖民政權的外殼，成為了士大夫眼中維護封建傳統與社會秩序的正統王朝。

曾國藩因為這篇檄文，也迫使他無時無刻不提醒自己，要以聖賢之教為行事教條而修身修德，十多年平亂之後，曾國藩的事功、道德都達到了很高的程度，成為晚清第一名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