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詠懷》創作的時代背景，及其人生際遇

五言《詠懷》組詩以輯詩形式，全面地、動態地記錄了阮籍由壯懷激烈走向恬淡安貧的心靈旅途，展現了詩人“以一人之事，形四方之風”的悲憫情懷，開創了從一己浮沉中審視社會、歷史、人生的現實規律，體悟普世性情感經驗的“詠懷詩”傳統。

《詠懷》組詩的輯合形式不適宜表現具體的抒情命題，但為多層面、多角度地塑造詩人的人格形象提供條件，展現了輯詩類組詩獨特的表現力。

一、曹魏的社會背景

社會背景。建安十八年，漢獻帝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封曹操為魏公，這年秋天，曹操建立了魏國的社稷宗廟。曹魏政權控制著黃河流域的中原、隴西一帶。在經歷了東漢的昏昧統治與漢末豪強的混戰之後，穩定的政權成為黃河流域恢復民生的契機。

曹操主張廢除兩漢租賦制度，嚴禁豪強兼併；推行屯田制並督促開墾荒田；禁止厚葬與淫祀；重建國家法紀……這一系列措施保障了黃河流域農業生產的進行，黃河流域的生民迎來黎明的第一縷天光。

詩人是人間最柔軟易感的精靈。逯欽立所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所錄二十五位五言詩人中，除嵇康以外，皆生於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之前。東漢末年生靈塗炭，民生凋敝，疾疫流行的悲慘世態觸動著他們的靈魂，成為詩筆之下不滅的烙痕。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曹操曾作樂府《薤露》，曹操的《薤露》著眼於統治階級的動盪，以哀其不幸的語調回憶漢末社會大動亂的起因。其子曹植則另闢蹊徑。

曹植將目光投向社稷民生，用深重的同情心和滌淨蒼生的信念記敘戰禍之後中原大地的荒涼：生命消逝，社會蕭條，赫赫基業全然歸零，這一局面迫使曹魏政權的追隨者們以篳路藍縷的姿態建立新的社會秩序。

文明之火在行將熄滅之時又逢暖春，曹氏家族在平定亂世和恢復民生上付出的努力點燃了建安文人的激情，給詩人晦暗的精神底色鍍上了飛揚的慷慨意氣。這一思想特點鮮明地體現在了文學創作領域。

兩漢詩歌往往寓巧於拙，寓美於樸，到了這一時代，文人如錐處囊中，其鋒芒自文字背後透出，加上詩人們著意安排篇體，詩篇中雕蟲之巧初現，詩歌美學由此走向“以情緯文，以文被質”的新世紀，建安文學開啟了它的盛世之路。

遺憾的是，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曹丕逝世，承平未久的曹魏政權再次進入嚴冬。嘉平元年（249年）的高平陵之變更是將政治氣候降至冰。

司馬氏以誅殺名族，重樹異己維繫統治，詩人們則開始了冰河中的艱難跋涉，奇異的詩魂也在此時飄逸而出。曹魏政權留給詩人的最後記憶是血腥慘淡的落幕，映襯著祖輩、父輩時新紀元的榮光，讓詩人切身體會到遷逝與無常的疼痛和苦澀。

二、曹魏時期的五言詩創作

曹操既是曹魏政權的建立者、漢末動亂中的軍政領袖，也是建安文學的傑出代表。曹操能夠禮遇文士，曹丕、曹植亦樂於和文士交遊。曹魏漸趨穩定的社會環境則為詩人們提供了文學創作的客觀條件，文士們經歷了漢末社會的大動亂，內心鬱積了深切感慨，需要發為詩文。

建安時期，文士們以曹氏父子為首，在鄴下宴飲酬唱。黃初元年（公元220年）以前，曹魏的五言詩人均為追隨曹操的文職官員。建安十五年，曹操領兵返回鄴城，整頓軍政，休養生息，鄴中文人宴飲酬唱活動因此走向繁盛，曹丕與曹植儼然成為了鄴下文人中的領袖。

此時的鄴下文人多為建安年間投入曹操麾下的文官，他們在入曹操幕之前或輾轉流離，壯志難伸，或隱居避禍，期待擇良木而棲。明帝以後，曹魏基業草創期間的隨軍詩人多已凋零，曹植、吳質也先後去世。此後正始時期文人多為漢末、建安文人後輩。

王粲生於漢末，在建安七子中官職最高。王粲早年曾為蔡邕所稱賞。初平三年，中原戰火紛飛，王粲前往荊州依附劉表；建安十三年，王粲勸劉表之子劉琮歸附曹操，王粲也被封為關內侯。此後他隨曹操南征北戰，仕途通達。由於曹操愛重才華橫溢的文士，王粲的顯達可能與其文學才華有關，王粲留下五言詩作品共十九首。

阮瑀是阮籍的父親，曾拒絕曹洪的召闢，其後被召為曹操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他的主要文學成就在於章表書記。今傳五言詩十四首。阮籍“詠懷詩”脫胎於《古詩十九首》和曹魏“雜詩”，題材上超越一己浮沉經歷，審視社會、歷史、人生的現實規律與情感經驗，而這些內容的表達則有賴於議論和抒情成分。

值得注意的是，五言詩句在議論與抒情功能中的表現力並非自漢末、曹魏齊言體中萌芽。《詩經》、漢樂府諸詩見證了雜言體中五言句的抒情性，另一方面，五言句宜於敘述，故而雜言體中的五言句往往被用於書寫勸誡之語，表現詩人的人生感悟。

由此可見，雜言體中的五言句同樣孕育著審視社會人生、抒發強烈情緒體驗的的題材與內容。總而言之，曹魏時期，五言句的詩化節奏日益成熟，五言七言詩歌的創作蔚然成風，曹魏詩人在遊宴、贈答、抒懷等諸多五言題材進行了有益探索，為阮籍“詠懷詩”的創作營造了良好的氛圍，也為阮籍的五言“詠懷”藝術奠定基礎。

三、阮籍的人生際遇與思想變遷

《詠懷》組詩是阮籍吟詠懷抱的作品，其中既有“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的輕狂年華，亦有“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的進取篇章。

由此可見，阮籍的心曲並非始終深沉而悲涼，他的生命中亦曾有欣欣向榮的陽春。心靈世界是人生際遇的投射，阮籍內心狀態的轉變源於人生際遇的變遷。阮籍生於建安十五年，卒於景元四年，享年五十四歲。

建安十八年，曹操加封魏公，此年阮籍四歲；黃初元年，漢帝禪位，此年阮籍十一歲；正始十年，司馬懿發動政變，誅殺曹爽、何晏三族，此年阮籍四十歲；景元四年，魏帝詔命司馬昭為相國，封為晉公，加九錫，阮籍為鄭衝作《勸晉王箋》。是年冬，阮籍逝世。次年，司馬炎代魏，建立晉朝。

阮籍的身世浮沉與曹魏政權緊密相關，其父阮瑀在曹操幕下任司空軍謀祭酒一職，掌管記室。阮瑀在章表書記的創作上頗有成就，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評論：“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阮瑀於建安十七年病逝，曹丕曾作《寡婦賦》，表達對阮瑀妻兒的同情。

由此可見，阮籍與曹魏政權淵源頗深。據此，筆者參照曹魏政權的浮沉經歷、阮籍散文中的思想觀點，分析《詠懷》組詩中思想情感的演變過程。

阮籍五言詩作以《詠懷》組詩為主。明人馮維納與清人吳汝綸論及阮籍《詠懷》的編輯方式，認為“詠懷”是詩人據平生所歷之事，感慨現實人生的詩作的總名，其輯合方式與同時代中據同一命題而作、且篇與篇之間前後有序、邏輯相關的組詩不同。

韓傳達在《阮籍評傳》中提出，阮籍在晚年，為避免自己指摘時事的詩歌落人口實，可能刪去了各篇詩作的名稱，以“詠懷”統稱之，以掩蓋作品原本的表達目的。因為八十二首五言詩並非創作於同一時期，所以《詠懷》各篇所表現的情感內涵也存在較大差異。

然而，《詠懷》多數篇章在主題和意境上表現出高度的相似性，充滿悲涼無奈的情調，單純傳達風發意氣的篇章較少。詩人往往書寫少年情懷，作為“追憶”，映襯現時的潦倒。關於這一問題，高晨陽《阮籍評傳》據臧榮緒《晉書》，認為五言《詠懷》大多數篇章作於拜東平相以後，反映的是阮籍後期的思想和態度。

自漢末起，文人五言詩形成了透過審視一己身世浮沉，反思宇宙人生、社會生活的傳統。據《晉書》所載，魏朝何晏、王弼、向秀等人的論著，促進了玄學哲學的發展，阮籍對老、莊哲學興趣濃厚，因此，阮籍對人生際遇的感悟，常常能與老、莊的思想共鳴。

阮籍對不同哲學理論的態度，可以反映其主觀精神世界的成長與變化，與其五言《詠懷》組詩中所言情感呼應。阮籍的哲學興趣表現出階段性特點。

積極進取，主動改造社會、教化生民以達成清平安樂的聖王之治是阮籍早期的政治願景；其後，阮籍曾希圖藉助道家的妙思，實現儒家的政治理想，阮籍在這一階段的理想表現出掾道入儒的特點，但阮籍最終不再借由建立外在功勳來實現個人價值，而是將精神上的超越視為自我實現的最終歸宿。

四、總結

心靈感受是現實人生的倒影，詩中的思想觀點、情緒體驗源於詩人對現實際遇的思索、體悟，一方面，阮籍的詩情發源於襟抱難開的失意處境，根植於個人際遇背後深廣的時代背景；另一方面，《詠懷》詩情的起伏變化見證了阮籍思想世界的滄桑變化。

早年以禮樂教化滌淨蒼生、矯正風俗的設想帶來追步聖賢、積極用世的熱情，而後期超越是非、得失、生死的思想與詩人因世事艱辛、人生有盡而產生的失落、驚徨心態之間存在深刻的內在關聯。因此，阮籍的詩歌創作與他的人生際遇、思想認識緊密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