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不是用文言文說話？如果不是，為啥會出現文言文？

白話文和文言文的區別

文字是文明的載體，語言則是文字的表述，這二者對於文明的出現和發展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隨著時代的發展，語言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變化。這種語言變化最明顯的對比就是古代的文言文和現代的白話文。不過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古代人說話並不使用文言文。

實際上文言文在古代是一種書面語言，就像現代我國外交部的“充分交換了意見”、“我們持保留態度”、“勿謂言之不預也”等等“黑話”一樣，文言文是古代人在正式場合會用到的語言。在古代書寫是士大夫階級的專利，窮人或者平民基本都是文盲，自然不需要用到書寫。

像我們上面提到的“外交部黑話”翻譯成我們普通人的說法就分別是“這件事我們沒有談成，而且吵得很厲害”、“我們不同意這件事”、以及“準備棺材吧你”。這些“黑話”在外交場合自然是不適用的，畢竟這在乎到一個國家的形象。

古代計程車大夫在書寫上自然也不會用白話文，因為一個士大夫用白話文書寫會被視為沒文化或者是粗鄙。

而在日常生活中，這些士大夫說話自然會使用白話文，畢竟書籍可以反覆觀看來理解一段話的含義，但是一段話卻沒法反覆聽。一個古人如果說話滿嘴的之乎者也，那他說的話就連士大夫都會很難理解。

我們現代人在書寫上使用白話文是近代五四運動之後的事情，當時的人推行白話文的目的就是為了使書寫簡單化，以便發展教育，消滅文盲。在經過先賢艱苦卓絕的鬥爭後白話文才得以發揚，並逐漸成為書面正式語言。

從此書寫不再只是士大夫的專利，就算是普通人，只要他識字也能隨意的書寫。之後隨著新中國掃盲運動的展開，中國人的識字率達到了90%以上，基本消滅了文盲，到了這時白話文才全面的在書面中運用開來，和古人在書面上使用文言文的情況出現了差別。

古人為什麼會使用文言文

那麼古代人明明在口語上使用白話文，為什麼又要在書面上使用文言文呢？這其實和中國的造紙術發展有關。

文言文雖然複雜且聽起來很難理解，但是它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那就是一段話可以蘊藏很多的資訊。我們現代人用白話文得用上百個字才能描述的東西，文言文可能十個字就描述完了。

因此這種蘊藏資訊極多的語言在古代就成為了書面語言。因為在古代可供書寫的東西是很少很珍貴的。像夏商時期鐫刻甲骨文的龜殼，它不單單是用於書寫的工具，更是祭祀的工具。

而祭祀在那個時代是權利的象徵，誰掌握了祭祀誰就能擁有權利，因此龜殼在那個年代是受到嚴格管控的，更不允許被用大量的字去記載意思少的可憐的話。

後來到了周王朝時期竹簡開始流行，但那時候竹簡可是很重的，一捆竹簡可能只記載了幾句話就已經有4、5斤重。再加上竹簡製作麻煩價格較高，因此古人必須儘量的精簡一段話，以達到減少“書籍”成本和重量的目的。

像《史記》中記載，秦始皇一天批閱的奏摺達到了120斤。而秦始皇批閱的奏摺就是記載在竹簡上的，可見竹簡的重量有多麼離譜。

如果一個大臣將遞交給秦始皇的報告用白話文記在竹簡上，當秦始皇翻開了好幾款捆竹簡卻發現裡面只記載了一件小事，估計秦始皇會用文火把這大臣煮了。

中國紙張的出現和發展

到了西漢中國才有了造紙術，但這一時期的造紙術還極端原始，造紙的原料主要是蠶繭。因此那時候的紙非常昂貴，在紙上寫字的行為不亞於現代用金箔刻字造書。

所以在那個年代有士大夫乾脆在絲綢上寫字，可見在我們現代人看來很普通的一張紙，在那個年代卻是價比絲綢的珍貴物品。

到了東漢時期蔡倫改良了造紙術，但此時的造紙術依舊不算完善，再加上生產力不足，紙張產量不大的關係紙張的價格依舊比較昂貴。一直到了兩晉到南北朝時期人們在蔡倫的造紙術上又進行了進一步的完善，到了這時紙張的價格才開始被壓下去。

不過這時候紙的產量依舊有上限，紙張在部分情況下依舊可能變得昂貴。像西晉時期有一個叫左思的文人寫了一篇叫《三都賦》的文章，導致洛陽權貴爭相傳抄，最終造成了“洛陽紙貴”的現象。

之後到了隋唐時期中國才開始流行起字畫來。因為在南北朝之前紙張還不夠普及，再加上造紙技術的不完善，人們很難造出一張大面積的紙張。如果我們去翻閱中國的字畫文物類群，會很難發現在隋唐時期之前的大面積字畫。

到了宋朝中國的造紙規模開始進一步擴大，那時候中國出現了很多的造紙工坊，造紙也開始朝著流水線發展。因此到了這一時期紙張才真正成為了大眾百姓都能消費的起的東西。也正是這個原因，從中晚唐到宋朝開始中國的書籍開始朝著通俗化和口語化發展。

到了這時候我國也慢慢出現了一些記載有白話文的書籍，像一些話本、小說等東西才慢慢開始在社會上出現。

像宋朝之前形成的書籍基本是一些短篇彙集而成的典故，小說一類的文字載體在秦漢時期也基本是一些很短的神話、志怪類故事。

究其原因就是當時的“紙張”很少，人們很難在一大本厚厚的“書”裡面編故事。所以到了宋朝之後因為紙張開始普及，長達幾十萬字到上百萬字的小說才開始出現。

語言的演變

不過古人雖然在口語交流中也使用白話文，但我們所理解的白話文和古人使用的白話文有著一定的區別。因為語言的變化和出現本身就是一個演化過程，中國的白話文也是經過了漫長的演化時間的。

所謂的白話文指的是通俗語言，是比較口語化的語言，而對於漢語這種表意語言來說，白話文每隔一兩百年時間出現變化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秦朝、唐宋或者是明清都是古代，但是對於明清來說，唐宋和秦朝就是古代，對於唐宋來說，秦朝也是古代。

我們現代人所理解的文言文是在中晚唐時期逐漸開始形成的，至於先秦時期的白話文，因為史料的缺失所以我們很難查證到南北朝之前中國人民的口語習慣。

不過隨著這些年來考古領域的發展，有人開始認為至少在漢朝前中期的古人說話用的是我們現代人認為的文言文。而且這些人還梳理了一條相當清晰明確的中國古人語言發展脈絡。

在這些人看來，夏商時期中國還處於部落聯盟階段，那時候中國人的口語是從最原始的喊叫形成的，所以那時候中國人說的話非常簡短，甚至比我們現代人認為的文言文還要簡短。

在周王朝建立後，華夏文化圈開始興起，於是那時候中國人的“白話文”又發生了一番變化。那時候還沒有所謂的白話文和文言文的差別，竹簡上記載的話和那時候中國人說的話一模一樣。

像《論語》中記載有“子曰：學而時習之”，我們現代人一開口說話自然不可能這樣，但是孔子他老人家說話可能一開口真的是“學而時習之”。

到了西漢中前期，因為社會上的種種變化口語也逐漸越來越“白話”。於是我國人民的口語逐漸開始朝著白話文的演化。

到了隋唐時期柳宗元和韓愈等人開始提倡“古風運動”，也就是在先秦時期語言系統的基礎上，將那些典雅的部分用作書面用語。

於是到了這一時期白話文才和文言文割裂開來，形成了在正式的書面上必須使用文言文的現象。

當然，在古代也並不是所有的書面文字都是文言文，在我國曆史上甚至有過白話文的即位詔書，那就是元朝第六位皇帝孛兒只斤。也孫鐵木耳的即位詔書。

不過這一篇用當時白話文寫成的即位詔書和我們現代人使用的白話文有著非常巨大的差別，也能看出中國語言系統的演化。

到了明清時期，古人們使用的白話文和我們現代人使用的把白話文差距已經非常小了，雖然這兩種白話文依舊有著一定的差距，但一般人基本能聽懂明清時期的白話文。

像我國的四大名著都是白話文小說，因為其書寫的文字和當時人們說話的文字大差不差，所以四大名著才得到了極廣的流傳。而我們現代人只要是上過學的人基本能看懂四大名著的原版。

總的來說，按照這種說法，在漢朝以及之前的那段時間段，中國人民是沒有文言文和白話文區別的。

到了漢朝之後老百姓說的話逐漸通俗化和口語化，到了唐朝時期白話文才和文言文做徹底的割裂，形成了人們在書上寫文言文，在平日的生活中用白話文的習慣。

不過這種觀點只是現代很多人的猜測，並不一定準確。畢竟要證實這種觀點最直接的證據就只有出土一件漢王朝之前的錄音機了。

現代白話文的形成

當然，我們先前說過語言的出現和變化本身就是一個演化的過程，我們現在使用的白話文是在滿清滅亡後到新中國建立後這一段時期形成的，而這一段時期形成的白話文則建立在滿清之前白話文的基礎上。因此我們現在使用的白話文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古代白話文的影子。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傻屌”這個詞，這個詞看起來是在現代網路文化中形成的，而非古人創造的詞語。但實際上在元朝時期就已經有人在用這個詞罵人了。

像元代戲曲家馬致遠寫的雜劇《半夜雷轟薦福碑》中就很明確的用“傻屌”這一詞罵人。可以見得“傻屌”這一詞的含義在元朝時期已經明確，並得到了大眾的共識。

在古代也並不是所有的白話文都是一樣的，畢竟中國南北文化差異極大，我國素來也有著“十里不同音”的說法。所以古代的白話文在不同的地方有著不同的版本，每一個省份的人都會使用不同的白話文。

而隨著歷史上以“兩廣填四川”為首的幾次人口大遷移的出現，中國的白話文也逐漸趨近於融合。到了現在則因為網路的出現，內蒙古的人也能和海南的人談話，因此白話文也得到了進一步的融合，形成了我們現在熟知的白話文。